基督徒间的友谊是怎样的？

翻译：王清彦

深交、长交或宜人之交，耗时又需要牺牲，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去培育和发展这样的友谊。因此，在当今21世纪忙忙碌碌的西方世界里，人们通常更加在意的是接收和占有，而不是牺牲和付出。[1]

西方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仅略异于西方文化，这极其让人不安。在《地狱来鸿》——这部从魔鬼角度写作的属灵争战小传中，C.S.路易斯想象出一札资深魔头（大榔头）写给他侄子（蠹木）的信。信中，大榔头对以下状况欣喜不已：“现代基督教写作，极少提及那些曾针对世俗虚荣、择友和时间价值的告诫”。[2] 论及21世纪基督教文学对“世俗虚荣”和“时间价值”的缺失，路易斯不一定准确，但谈到友谊这个主题时，毋庸置疑，他是对的。

在这方面，当今的我们，又是多么不同于异教的和基督徒先贤！在古时，友谊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以至于异教的哲学家柏拉图，用整本《吕西斯篇》（Lysis），及另外两本《斐德罗篇》（Phaedrus）和《会饮篇》（Symposium）的大部分篇幅，来讨论友谊的本质。另一位古希腊时期的主要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述伦理问题的主要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十卷中，专用两卷探讨友谊。对古希腊人，友谊是人类生活最高理想之一，对古罗马人亦然。

关于友谊的经文

虽然圣经没一个具体书卷在论述友谊，但我们的确见到相关的经节：

传道书4:7-12折射出友谊的影子；
也有几幅美好画面，展现出友谊本该有的样子：像路德之于拿俄米，或大卫同约拿单；
以及在旧约智慧书《箴言》中，关于建立和维持友谊的黄金法则，例如“朋友乃时常亲爱”（箴言17:17）。

圣经将友谊视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这些经节给人的印象。确信无疑，圣经在对友谊的描绘中，使用了两个一致的形象。[3]

第一个形象是灵魂交织。申命记中最早提到：“如同你性命（或译灵魂）的朋友”（申命记13:6），那是能直达内心最深处思想和感受的同伴，指向的是一种亲密度。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也恰好说明这点（参撒母耳记上18:1,3-4）[4] ，从中我们看到强烈的情感连结和彼此忠诚。[5]

而在约翰福音11章（尤见约翰福音11:5, 11, 35-36）中，拉撒路、马利亚、马大和耶稣，呈现出此类友谊在新约中的例子。事实上，“朋友”自然而然会变成对主内信徒或弟兄的另一个称呼（见约翰三书15）。一个圣经式“灵魂伴侣”的特权和责任，涉及到亲密度、忠诚度和强烈的情感连结。因此很自然地，耶稣会用“友谊”来提及我们——及他自己的——终极忠诚度（约翰福音15:13-15）！我们是与这个世界为友，还是与神为友呢（雅各书2:23;4:4）？

第二个圣经中用来描绘友谊的形象，是面对面的相遇。这个画面发生在摩西对神的关系上：在会幕中，神对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33:11，亦见民数记12:8）。面对面的图像意味着一席对话，一次信心的分享，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目标和方向的交汇。

在新约中，使徒约翰告诉教会他厌倦了写信，“但盼望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当面讨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翰二书12）。朋友间面对面相遇，其中的益处之一，便是这样的相遇可引起洞察力的提高。著名箴言27: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即是对此意的凸显。

基督教传统中的友谊

在基督死而复活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并未否定关于友谊这一盛赞，观察到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尽管基督徒强调的是去爱所有的人——家人、朋友、熟人甚至仇敌——但友谊仍被极高地尊崇。事实上这种强调，基于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合一，鼓励一种高度的灵性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超越了被当时希腊罗马文化认定的真诚友谊。[6]

公元4世纪，一位主要基督教神学家——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89），如此记录了他与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约330-379），在公元350年间，在雅典共同求学时的友谊：

在学习、住宿和讨论中，我曾有他为伴……我们凡物共用……但首先当然是神，以及对更高事物的共同渴望，使我们彼此相投。结果是，我们彼此信任至极，乃至于我们都透露心底，在我们的相念中，渐渐变得更加团结。[7]

鉴于这段对友谊的评价，也就不惊奇贵格利也会写到，“若有人要问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朋友’”。[8]

在中世纪，英国西多会修士埃尔雷得（Ælred of Rievaulx，1110-1167），就此著有一部经典之作《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埃尔雷得认为，真诚的友谊必须“始于基督，延于基督，并在基督里得完全。”并且这样的属灵友谊将得到极大的珍视：

在人类事务中，努力得到的没有比之更神圣，苦寻的没有比之更有益，探索到的没有比之更艰辛，体验到的没有比之更甜美，拥有的没有比之更有利。因为友谊在现世和永恒当中都结果实。[9]

在现代史初期，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曾背负冷酷、严厉和无爱心的冤枉名声，他对友谊也有极大的赞赏。法国改教史学家理查·斯托非猜想，在宗教改革时代少有人能像加尔文一样“建立如此多的友谊”。[10] 他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两位是他的改革家同伴：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1489-1565）和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1511-1571）。加尔文在其《提多书注释》（Commentary on Titus）的序言中，盛赞与这两位先生的友谊，他写道：

我相信，我不曾有过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事工所处的这个世界，在他们日常的生活样式中，同住在如此深的友谊中。我曾在这间教牧办公室与你俩共同服事此地，其间未有过任何妒忌，似乎你俩与我如同一人……并且透过看得见的见证，和在人前良好的威信，我们已然显示出：在我们中间，没有别的谅解或友谊，而全是为了献于基督之名，是为了今时他的教会得益处，并且没有任何别的意图，而在他里面，一切都可能与我们为一。[11]

在三人的通信中，也表露出这种兄弟般的友谊。现存有163封加尔文写给法雷尔的书信，137封法雷尔写给加尔文、204封加尔文写给维雷、及185封维雷写给加尔文的信。他们不仅坦诚地讨论神学问题和教会事务，对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彼此公开。

此处只述一例：1552年1月27日，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就他耳闻的关于法雷尔布道冗长的报道——报道是真实的——责备他。“你曾常常认罪，”加尔文提醒朋友，“说你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并说愿意去改正它。”加尔文继而鼓励法雷尔，缩短布道篇幅，唯恐撒旦利用法雷尔在此问题上的跌倒，来破坏他事工中正在造就的那些美好东西。

十八世纪新英格兰的两个朋友

现代史早期，友谊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继续被强烈地经历并探讨着。艾丝特·伯尔（Esther Burr，1732-1758）生活在殖民地新泽西，她明确宣布“（除了神亲自与人相交以外），没有东西能比一个朋友的陪伴、和与之交往更能更新人的灵魂。[12]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亚伦·伯尔（Aaron Burr，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机构的主席）的妻子——艾丝特在日常生活的嘈杂中，诚挚地寻求了解上帝的存在。

如其所行，她领悟到朋友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在1756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她深信：“我们拥有任何的朋友，都是蒙受了极大的恩慈——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怎样——一个把自己看作没有朋友的人，必是此生所有被造物中悲惨的一个——这是生命中的生命。”[13] 对艾丝特来说，朋友是这世界最大幸福源泉之一。为什么她如此看重友谊？无疑是因为她意识到，基督徒朋友，和与朋友的交谈，会为灵命成长注入生命力。

在之前一年，即1755年的4月20日，在她写给最好的朋友——莎拉·普林斯（Sarah Prince）的一些文字中，也能找到类似确信：

我应高度重视（我亲爱的你也会如此），如你所拥有的如此有魅力的朋友——人可以向其吐露整个心灵的朋友……我视虔诚的交谈为保持内心深处信仰的最佳帮助之一，除隐秘的虔诚之外，我只晓得这最佳的——它被上帝的子女所忽略是多么可叹！

请注意友谊和艾丝特所说的“虔诚的交谈”间的联系。对基督徒来说，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可与之分享个人生命中最深层次东西的朋友，人对其可以毫无隐瞒并敞开自己。按艾丝特的说法，朋友是一个人可以“向其吐露整个心灵”的人。并且在关于属灵事物的交谈中，信徒可以找到活出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鼓励。谈到与朋友的属灵交谈，是“保持内心深处信仰的最佳帮助之一”，艾丝特明显地将其看作是神的恩惠的一种途径，借此神用圣灵看顾基督徒与救主的相交。

这些关于友谊的确信，在随后几年也受到过挑战。当其中一个学院导师，某个叫尤因的先生告诉艾丝特：“他认为女人不知道友谊为何物”，因为她们“对像友谊这样冷静和理性的东西极少有能力。”艾丝特不失时机地批驳他的观点。

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反驳了他的几个苛刻问题，他没来得及再说第二遍。脸色通红，看上去一头雾水……我们继续争论了一个钟头——我非常平静地与他交谈。”[15] 在家庭中，在她父亲——也是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教导下，艾丝特明显学到了很多。

两个浸信会朋友

约翰·莱兰（John Ryland Jr.，1753-1825）和安德烈·富勒（Andrew Fuller，1754-1815），演绎着另一幅绝美的圣经式友谊的画面。从1781年到1793年，莱兰同他父亲老约翰·莱兰（卒于1792年），在北安普顿参与学院巷浸信会教会的教牧领导事工。1793年，小莱兰被呼召在英格兰布里斯托，作布拉麦德浸信会教会的牧师，及布里斯托浸信会学院校长——他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直到1825年去世。[16] 莱兰服事的所有机构，属于大不列颠的加尔文浸信派——这是那个年代主要的浸信会群体。

在莱兰一生之久的朋友中，最亲密的是安德烈·富勒。富勒生于威肯，一个剑桥郡的小农村。[17]他的父母罗伯特·富勒（Robert Fuller，1723-1781）和菲丽帕·冈顿（Philippa Gunton，1726-1816），都是农民，租用着一个牛奶农场摊子。在1761年，他父母移居了一小段距离，到了索厄姆——在那里，他和家人开始定期去当地的加尔文浸信会教会，1769年富勒在那里皈信。在来年春天受洗后，他成为索厄姆教会的成员。1774年，富勒被呼召，担任该教会牧师职务，直到1782年，他成为位于凯特林的加尔文浸信会圣会牧师。

在索厄姆担任牧师的时光，为塑造富勒的神学远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对美国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著作的终生研究。这项研究，伴随着他委身活在绝对无误的圣经的权威下，[18] 使他成为挚友约翰·莱兰所描述的：“可能是我们教派中有过的，最有判断力和能力的神学作家。”[19] 随后的几代人认可了莱兰对他朋友的评价。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浸信会牧师C.H.司布真（C.H. Spurgeon，1834-1892），曾将富勒描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而20世纪浸信会历史学家A.C.安德伍德（A. C. Underwood）说“他是改革宗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s）曾有过的、最健全且最具创造性的神学家。”[20] 19世纪威尔士语传记作家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可能已形之词穷，遂称富勒为“凯特林的大象”，暗示他神学影响力的份量。[21] 富勒也曾担任浸信会差会（成立于1792年）的第一秘书，从机构创立之初直到1815年去世。

莱兰和富勒第一次相遇是在1778年，当时他俩都年轻，并且正在为一些极其重要的神学问题较劲。不到一年，他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1782年，富勒搬到凯特林后，他俩更加经常地会谈、祷告和一起共享时光，因为北安普顿和凯特林相距只有13英里。在接下来直到1815年富勒去世的37年里，他们的友谊从未中断。

去世前9天，富勒最后一次请求莱兰：是否愿意在其葬礼上布道？莱兰同意了，虽然对他来说，在这次布道讲话中，要止住自己的泪水绝非易事。布道要结束时，莱兰追忆他们的友谊“从未有一分钟中断过，虽然我知道，有过某个不友善的用词或想法”，并且失去这样一位“最忠诚和审慎的朋友”所造成的创伤，将是在此生永不能痊愈的。

友谊的代价

富勒去世后一年，莱兰发表了挚友的传记。在传记简介中，他述说他们之间的友谊：

大多数我们共同的友人，都清楚知道，我是他最老和最亲密的朋友；尽管二十多年前我搬到布里斯托，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距离，但经常通信不断。如果超过两星期没收到他的来信，至少对我来说，这间隔就显得沉闷了。

1793年，莱兰搬迁到布里斯托，他和住在凯特林的好友的距离，使他们不能再经常会面。保持他们友谊生机和完整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书信。因此，在超过20年时间里，他们忠诚地通过书信彼此联络。莱兰记述，如果他没有至少两周一次收到富勒的来信，就觉得时间间隔“沉闷”。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友谊是一种脆弱的财富，在不可预知的生活繁忙中，如果缺少对它的关注，它便会轻易丢失或被忽略。如美国布道家哈顿·罗宾逊（Haddon Robinson）最近写到的，“即便牢固的友谊也需要浇灌，否则它们将枯萎并随风而去。”

友谊——毫无保留

最初使莱兰和富勒彼此吸引的，是发现彼此都有着“对相同信仰原则的依附，对相同的错误有着决然的憎恶，对相同作家的偏爱”——特别是约拿单·爱德华兹。换言之，他们有着一段良好友谊的基础方面：心的联合。在心灵的合一中，他们寻得深深的喜悦——对基督荣耀和他的国扩张的热情。然而，朋友不是连体双胞胎或者一个是另一个的克隆。朋友按他们本来的样子接受彼此，毫无保留，这也是真正友谊的本质。并且，他们给彼此留下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

在莱兰和富勒的例子中，他们主要观点的分歧，是围绕着一个18世纪英语浸信会中极度敏感的问题：关于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圣餐礼（即圣餐是否允许其他教会的成员参加），和开放式与封闭式的教会成员制度（接受婴儿洗的人是否可以被接纳为浸信会成员而无需受浸）。

在18世纪，加尔文浸信会教派的绝大多数牧师和会众——包括富勒，坚持封闭式的成员制度（只有受浸的信徒才能成为他们本地教会的成员），和封闭式的圣餐礼（只有受浸过的本教会成员，才能在他们的教会领圣餐）的政策。而莱兰坚信在本地教会，不管是圣餐礼还是成员制度，都应向所有基督徒开放，不管他们是否作为信徒受浸。因此，莱兰坚持开放式的圣餐礼，和开放式成员制度政策。

举个例子，当莱兰做北安普顿学院巷教会牧师时，曾有其中一位教会的带领执事，某个叫托马斯·特林德（Thomas Trinder）的人——直到他被任命为执事六年后，才以信徒身份受浸。若是富勒，在凯特林他任教牧的教会，就永远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形发生。但两人在他们的友谊中，有足够的把握：不会让不同意见破坏他们的关系。

这个神学争执唯一一次差点真干扰到他们的友谊，是与浸信会差会在印度塞兰坡的宣教有关。这次差传由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威廉·华德（William Ward）和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带领，他们都是莱兰和富勒的朋友，这次宣教在1805年采取的是开放式圣餐礼的做法。

塞兰坡的传教士在写给富勒的信中告诉他，他们开始确信：“没人有权在圣餐台前拒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能拒绝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交通，纪念他们共同的主的死，否则便是违背爱的律法。”“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继续肯定地说，“瓦特、爱德华、布雷纳德、多德里奇、怀特非是否有资格领受圣餐——虽然他们的确没有以信徒的身份受浸；我们也不能怀疑：在主的圣餐台前，他们是否有神的同在？”

富勒不安于塞兰坡传教士所作的这般推理和决定，于是他施展其所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来力劝他们接受封闭式圣餐礼，可能在1811年传教士实行了后者。尽管莱兰毫不迟疑地批判这个政策的逆转，但如他随后谈到他与富勒的意见不一，“我反复向他表达我自己的观点时，比对英格兰的任何人更直率和激烈，但却没有冒犯他。”

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引诱，使我们把次要事情看得远比其实际重要，当涉及这些非主要问题时，我们被诱使：将我们的朋友挤压到自己的思维模子中。另一方面，在他们多数浸信会熟人视为完全重要的问题上，富勒和莱兰真诚地知道，如何为对方让出持不同意见的空间。

如此，他们揭示出寻求塑造他们友谊所依据的那几行老格言：“在重要的事情上，合一；在非重要的事情上，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仁慈。“

唯一重要的友谊

1815年4月，富勒卧榻弥留之际，被询问是否想见最老的挚友莱兰，当时他的回答是简洁的：“他于我无益。”他的回答像是个奇怪的声明，缺少对他们长期友谊于二人意味深远的感激。但对这句话需在语境中去理解。

在他写给莱兰的最后一封信中，富勒开始说：“我们在一起已经享受很多。我所希望的，将证明在另一个世界有更大的喜悦……[在那里]我相信我们将重逢，并且不再分离。”显然，他对他同莱兰的友谊的感觉，无论如何都不会经历改变。

然而，鉴于死亡正向他濒近，他知道，此刻只有一个友谊是必要的：他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友谊。如另一位18世纪的作家——英国圣公会教区牧师詹姆斯·牛顿（James Newton）——在面对其兄弟的死亡时写到的：“倘若有神作我们的朋友，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没什么需要害怕！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友谊，我们可能将被看作人类最悲惨的一群人。”

注释：

第欧根尼艾伦（Diogenes Allen），《爱：基督教故事，婚姻，友谊》（Love: Christian Romance, Marriage, Friendship），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wley Publications, 1987), 45-46页。
《地狱来鸿》，信札10，《S.路易斯佳作集》（The Best of C. S. Lewis），Washington, D.C.: Canon Press, 1969. 43页。
“友谊”，见《圣经形象字典》（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利兰·莱肯（Leland Ryken）等主编，Downers Grove, Illinois/Leicester: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308-309页。
亦见撒母耳记上 23:16-18 注1。
保罗·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所写的“友谊”相关词条，见罗伯特·班克斯（Robert Banks）和R.保罗·史蒂文斯主编，《每日基督教全书》（The Complete Book of Everyday Christianity），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439页。
凯洛琳怀特（Carolinne White），《4世纪基督教友谊》（Christian Friendship in the Fourth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7页。
《他的生平》（De vita sua 225ff.） [译者：丹尼丝·莫莱斯·米汉（Denise Molaise Meehan），《拿索斯的贵格利：诗三首》（Saint Gregory of Nazianzus: Three Poems），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vol. 75;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7. 83-84页。
引自怀特（ White），《基督教友谊》，70页。
《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9； 2.9 [译者：玛丽·尤金妮娅·雷克（ Mary Eugenia Laker）]，Kalamazoo,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7. 53页和71页。
《约翰加尔文的为人》（The Humanness of John Calvin），译者：乔治H. 施莱佛（George H. Shriver），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71. 47页。
引自斯托非（Stauffer），《加尔文的为人》（Humanness of Calvin），57页。
《艾丝特爱德华兹·伯尔日记》（Journal of Esther Edwards Burr），1754-1757，主编：卡罗尔 F.卡尔森（Carol F. Karlsen）和劳里·克伦帕克（Laurie Crumpacker）（纽黑文/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185页。
《艾丝特爱德华兹·伯尔日记》，185。
《艾丝特爱德华兹·伯尔日记》，112。
《艾丝特爱德华兹·伯尔日记》，257。
关于莱兰的生活，没有过多的记录。要做通览，请见迈克 G. 海金（Michael A. G. Haykin）的《见证云集：18世纪的加尔文主义浸信会》（A Cloud of Witnesses: Calvinistic Baptists in the 18th century） ((ET Perspectives, No.3; Darlington, [Co. Durham]: Evangelical Times, 2006），45-51页。亦见约翰·莱兰的早期研究，“回忆录”（Memoir），见《教牧纪录：已故神学博士约翰·莱兰牧师手稿选》（Pastoral Memorials: Selected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the Late Revd. John Ryland, D.D., London: B. J. Holdsworth, 1826）I，1-56 以及詹姆斯·古洛斯（James Culross），《三代莱兰家人：百年基督徒服事》（The Three Rylands: A Hundred Years of various Christian Service，London: Elliott Stock, 1897), 67-91页。
对于富勒的一生，经典研究室约翰·莱兰的《安德烈富勒牧师的生与死所描绘的信之工作，爱之劳作和望中忍耐》（The Work of Faith, the Labour of Love, and the Patience of Hope Illustrated; i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Reverend Andrew Fuller ，伦敦：巴顿父子出版社，1816）。该传记第二版发表于1818年。更多最新研究，请见亚瑟H.科比（Arthur H. Kirkby）的《安德烈·富勒》（Andrew Fuller (1754-1815) （伦敦：独立出版有限公司，1961）及在提摩太·乔治（Timothy George）和大卫 S. 多克里（David S. Dockery）主编的《浸信会神学家》（Baptist Theologians）中菲尔·罗伯兹（Phil Roberts）的“安德烈·富勒”（纳什维尔：布罗德曼出版社，1990），121-139。
举例，他可能说：“如果任何人尊敬圣经的权威，他必须按照圣经所声称的样子，并且是为着它所声称的被写下的目的去接纳圣经。假如圣经称是神所启示的，并且假定信心和依行的绝对无误原则，我们要么这样接受它，或者，若我们保持始终如一，否认它的作者们是骗子”[约瑟夫·贝尔彻（Joseph Belcher）编辑的《安德烈富勒牧师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中的《加尔文主义和所齐尼教义体系的检视和比较，及其道德倾向》（The Calvinistic and Socinian Systems Examined and Compared, as to their Moral Tendency） (1845 版；重印：哈里森堡，弗吉尼亚： Sprinkle Publications，1988），II，196）]。
The Indwelling and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no Security against Corporeal Death, but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and Eternal Life (London, 1815), 2-3页.
司布真的备注摘自吉伯特·劳斯（ Gilbert Laws）的《安德烈·富勒：牧师，神学家，Ropeholder》（Andrew Fuller: Pastor, Theologian, Ropeholder ，伦敦：凯雷出版社，1942），127。亦见 C. 安德伍德（A. C. Underwood）的《英国浸信会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ptists，London: The Baptist Union Publication Dept. (Kingsgate Press), 1947), 166页。
《克里斯摩斯埃文斯牧师的生活、工作和果效的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Labors, and Extensive Usefulness of the Rev. Christmas Evans ，New York: M. W. Dodd, 1843), 74.

【本文作者Michael A. G. Haykin，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教授。】

文章来源：健康教会九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