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 顿悟对推理的可悲胜利

讲完这一寓言，韩非评论说：以詹何的智慧，竟要一个无知小儿来评断是非。小孩虽然没有智慧，但是一看便知是黑牛角上裹着白布。所以詹何那种劳心伤神的所谓智慧，顶多与三岁小孩差不多。而且并非詹何比三岁小孩好一些，而是詹何比三岁小孩差一些。所以詹何这种人毫无智慧，仅是愚人。

从寓言情节来看，韩非的评论相当有理，这正是韩非的才能足以惑众的地方。不太容易发现，韩非其实故意丑化了詹何。试想，以大智者韩非的天才，他能在室内仅凭牛叫就推论出室外的黑牛白角吗？不能。仅就韩非提供的细节来看，世上无人能够做到。可见这一寓言编得很不高明。于是我不得不问，编故事能力相当强的韩非，为什么要编这个破绽明显的寓言呢？回答是，为了贬低推理。

韩非主张观察高于一切。然而韩非强调观察，仅是为了反对儒家脱离现实的“法先王”思想[2]。这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运用推理来连缀有限信息，是编织知识经纬、扩展知识疆域的不可或缺手段。希腊自然哲学——理论科学的雏型，正是如此创立的。按照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中巨人寓言，仅靠人类昏暗迟钝的感官，早期人类只可能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极为有限的模糊影像。因此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有限信息进行合理加工与延伸的推理，就是必不可少的。粗鄙的极端现实主义者韩非，却反对在囿于局部的观察基础上，用推理来扩展人类的有限知识。其实大部分先秦思想家都不懂推理，而韩非更以“法后王”的思想，成为反对建立整体抽象理论的健将。然而正因为韩非不懂推理为何物，这一寓言才会编得如此有失水平。

詹何史书不载[3]，除了韩非这一寓言，先秦古籍仅有《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明确提到他：“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看来詹何是擅长合理推理，能够见微知着的道家者流，其“不出户，知天下”的推理能力，似乎比老聃还略胜一筹[4]。如果这一判断大致不错，那么韩非一定没有搞懂，詹何料事如神的推理是如何完成的。

推理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方式。这一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不会因为韩非乃至任何先秦思想家的抨击，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但是贬低和丑化推理，使推理声名狼藉，却对中国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举例来说，中国人的思想阐述，就此不再展示思维过程，而是直接示以结论。他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旁人无从知道，这就使知识进入了神秘化的黑箱。长期只以结论面世，使思维者进入了自我认识的误区。由于实际存在的推论过程被潜意识化了，因此思维者误以为，其结论是没有推理过程的直觉，亦即所谓“顿悟”。然而“顿悟”如果真有某种准确性，一定被不自觉的潜推理所支持。对“顿悟”的盲目尊崇，使中国思想从此仅有大量断语式的格言警句。于是诗话文评，仅有片言只语；月旦人物，只有一二品词。由于从不展示得出结论之前的推理过程，传统中国根本没有完整的理论著作。即便《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著作，也只是一大堆直观的铺排堆砌和集锦杂陈而已。《文心雕龙》如果由习惯于展示全部推理过程的西方哲学家来著述，必定是亚里士多德或康德式的皇皇巨著。更进一步，由于单个结论无论多么准确，都缺乏说服力，就不得不用形象来救济理论之穷，于是就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这样的中国式“理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从晋代的《文心雕龙》到唐代的《二十四诗品》，几百年时间白白流逝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却大大退步了。而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深度，一泻千里地退化到近代，更是无须多说。

省略推理过程的著作，一概被中国人视为具有“羚羊挂角”的妙趣，具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韵。真是积非成是的纯粹胡说！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方式，发展到唐代禅宗，终于登峰造极。每个公案的参悟印证，都是迫使参悟者放弃先天固有的推理能力的强化训练。如前所述，人类固有的推理思维，早已被墨家、名家之外的先秦诸子打入思想冷宫，成了日益萎缩的潜思维，禅宗还要进一步赶尽杀绝，连中国人内心那点残存的潜推理也要彻底根除。一切按常规推理进行的参证，都被“德山棒”、“临济喝”目为下愚钝根[5]。说起来也许令人失笑，在我眼里，禅宗公案与近年流行的儿童游戏“脑筋急转弯”没啥两样。只不过禅宗公案煞有介事地冒充佛学智慧，而“脑筋急转弯”直截了当称为娱乐而已。大概只有讨厌逻辑的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这种“发散性思维”吧。禅宗与真正的佛学精义已经相去甚远，禅宗公案不过是佛教信仰在中国衰落之后，闲得无聊的老和尚们的娱乐形式，一种排遣长日的精神麻将。麻将当然不无乐趣，正如禅宗也非毫无妙趣，但是它们与智慧和创造又有什么关系呢？

禅宗对于习惯于推理思维的西方人，也许是一剂纠偏补缺、打破思维定势的良药。因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推理传统，使他们具有一种与中国人相反的推理强迫症。即便在最需要放飞想象力的诗歌里，西方诗人也常常像在条分缕析地做论文。因此“挥慧剑”斩断推理之链的禅宗式直观妙悟，对现当代西方诗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然而反推理的禅宗式顿悟思维，对中国思想却是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号称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也援禅入儒，开始了禅宗式的格物致知，格来格去，格到最后把中国人残存于无意识中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潜能也荡涤殆尽，心性之学沦为绝对唯心主义的禅学翻版，把先秦最为弱智的儒家（子）思、孟（轲）学派的空疏学风推向极致。格物所致的最高之知，谓之“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之说，使中国人更加无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活力，最终被充天塞地的禅悦之风彻底吹散。禅悦宗风吹遍神州，至今沉疴不起。在西学进入中国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管锥编》这样缺乏完整体系却浸透妙悟意味的数据集锦，居然还被中国学者顶礼膜拜，似乎要超越它，唯有编出更厚的数据集锦一途[6]。真是用力完全用错方向！无法想象，同为数据集锦的《金枝》会得到欧美知识界如此推崇[7]。西方学者并不否认《金枝》的价值，但其价值就是数据集锦而已。《管锥编》没价值吗？不，当然有。但它仅是一个丰富的数据库，而非学术研究、理论思考的正途。《管锥编》是一座可供学者挖掘的罕见富矿，而非已经提炼出完整理论的思想结晶。

很少有中国人对推理严密的纯理论著作感兴趣。精思密虑的《公孙龙子》，被根本不懂推理的中国人诬为强词夺理，也就毫不足怪了。面对擅长推理的先秦名学家，所有非名家的先秦思想家无须动员地自觉组成了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庄子》的评论最为有名：“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8]又以《荀子》的评论最为蛮横：“其言之成理，其持之有故，虽辩，君子不听。”[9]能胜人之口，能言之成理，能持之有故，是因为有精深严密的推理。道家、儒家、法家之所以无法以其巨大天才反过来胜名家之口，是因为他们自己既不会推理，也无法指出名家的推理有何错误——对推理的反驳，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唯一能说的就是：“我的心不服！”“我不想听！”于是把鸣金收兵乃至落荒而逃，视为凯旋而归。而他们的心所能服的，就是金克木、木克土之类伪科学“常识”。他们永不明白，严密的推理可以推论出与错误的常识完全相反的正确结论，比如只有名学家才会认识到“五行不常胜”[10]。人类知识的进步，正是在于不断地用推理出的正确知识，纠正和超越错误的常识。

回到开头的寓言。由于真正的推理被潜意识化，中国人具有推理能力，就像会变魔术、具有神通一样，成了欺世盗名之技和生财牟利之道。任何人只要故意把自己的推理过程隐去，仅仅示以推出的结论，那么如果他想自售于帝王之家，就成了能掐会算的得道者、大法师；如果他只在民间混饭骗钱，就成了预知流年的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总之，所有擅长推理却又故秘其技的人，都成了半仙。科学的工具被逐出思维神殿以后，就这样成了助长迷信的反科学利器。被韩非丑化了的詹何，不正像一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