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90后，不懂“精致利己”

前面的话

如果你还记得《一千零一夜·出走季》的第一集，就会记得道长曾经回忆约莫100年前的北京，那时一切似乎较清朝灭亡前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又有一股新生的躁动势力在暗流涌动……

有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和今天的90后年龄相仿，但他们不懂什么叫“精致利己”。

他们满脑子想着的，是如何勇猛奋进，不再保守下去、不再念旧下去、不再封闭下去，要当进步的、有国际眼光的、能够改变过去的、能够拯救中国，迈入未来的新青年。

如陈独秀《敬告青年》中所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

在这批青年之中，又有一位尤为特立独行的“异类”，他读哲学、教哲学，他在乌泱泱一片的大潮中总能保持一种独立清醒，不盲从、不煽动，只适时地用一盆冷水浇醒你。

99年前，只有他敢给爱国热情泼冷水

讲述人 | 梁文道

今天是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的日子。

但其实以前北大并不在这一天庆祝校庆，原来的老校庆是定于12月17日。可是到了1953年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改成5月4日，这么一算北大的年岁就有点复杂了。

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么改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每次谈到北大，就不能不想到五四，而一想到五四就不能不说到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五四运动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大家中学都略知一二了，以前读历史书可能都读过《火烧赵家楼》的故事。

当年北大这群激进学生也真够猛的，居然能够跑到段祺瑞政府，他手下的人马要去抓当年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后来还揪出了当时驻日本的公使（也就是今天的驻日大使）章宗祥，抓出来抽他一顿。

当时他们喊的口号叫做“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没有人不叫好的，舆论上大家也都纷纷说好。

后来这些学生被抓了，蔡元培校长的名流还去争取把他们释放出来，于是蔡校长又被大家赞赏，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维护学生的好校长。

可是当时却偏偏有这么一位26岁的年轻北大讲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在报纸上面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谈到这件事情时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处理，愿意检厅提出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尊判服罪。
检厅如果因为人多，检查得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若不如此，我们所失更大。
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无可讳的。
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
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算犯法都可以使得。
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哪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最好我们到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才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说这番话的人就是当年已经非常有名气的年轻哲学家，只有中学学历、自学印度哲学，却被北大校长蔡元培延请到北大，担任东方哲学讲师的梁漱溟。

梁漱溟这个人，是一个很奇特的人，好象总是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点格格不入。

比如说到五四，我们今天想到五四总会带上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我们年轻人可能有时候会梦想，要是让我生到那个时代我会做什么呢？

我会不会也去组织社团办小报、办刊物，然后鼓吹各种的爱国行动、启蒙运动呢？当时也有很多人是反对五四的那种西化倾向，他们就走相反的路线，非常保守顽固。

但是梁漱溟两边都不是。

他好象就是一个人在走一条他自己的道路似的，而这条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他走到孤身一人，甚至四面险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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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看有这么一位美国很有名的汉学家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这部名著的开头，就先声夺人地讲述了一桩发生在1953年9月的事件。

事发地点在北京怀仁堂，当时毛主席突然夺去发言者的麦克风，对着这个人发出了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骂他：我看你满身臭气。

挨骂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梁漱溟。

当时梁漱溟，在没有人敢顶撞毛泽东的情况下，居然质疑中国要走的经济政策跟社会政策，认为是忽略了农民的权益。

△梁漱溟与毛泽东

在那个年代要做到像他这样子还是很难的。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到了197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等人要批判林彪，说林彪犯了什么错误呢？原来他走的是一个孔子的路线。

而孔子又错在哪呢？其中一个罪名就是当年他维护奴隶制。

因这场运动而起，当时就要求批判一些还在维护孔子、以研究儒家哲学闻名的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梁漱溟。

光是针对梁漱溟的大小会议，在半年内就办了100多次，而当年81岁的梁漱溟居然挺了过来。

他对于这些大字报的揭发、对于这种会议的批判声讨，他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这些东西多不如少、轻不如重，要是平淡轻松不带劲那倒不好。

听起来他像是说笑话，其实不是。

梁漱溟一辈子不说笑话，他不大笑，甚至微笑都很少有人见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甚至古板的人。

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老头老顽固，从五四那个年代他才26岁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他是一个老头，到了现在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头了。

可是这样的一个老头，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他的表态是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他的一些笔记、他的日记，被他的儿子梁培恕先生整理再发挥，做成这样一本书，叫《中国最后一个大儒》，里面就记录了一些当时梁漱溟在这些批判会里面的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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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这么说：我尊重领导，同时也尊重我自己。人家就问他，什么叫尊重自己？他说：那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

人家又问了，人格何所指？他说：表里如一、光明磊落就是有人格，反之口是心非就没有人格。

后来人家又问他，对你的整个批判都结束了，你中间默不作声，除了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来替孔子辩护之外，你好象没有什么反省，你最后得有一个感想。

那个年代接受这种批判大会，最后的感想那当然都是要认错，没想到他却说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全场愕然，跟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哄然大骂，接下来要求他解释。

他说：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招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难怪艾恺会认为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或者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因为他仿佛代表了中国传统上对于儒家清流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而梁漱溟也一直以追求成为圣贤为自己的一个目标。

到了最后他到底是个圣人还是个普通人呢？

在他暮年的时候再次接受艾恺访谈的时候，他这么说：我是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象看见了，远远的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的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的看见，好象天有雾，在雾中远远的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的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