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政策的宗旨在于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家长却并不领情，问题出在哪儿？
《财经》记者 高頔 相惠莲/文 朱弢/编辑
每周二晚上5点30分至9点，五年级小学生康康（化名）都要在补习班上一节数学辅导课，正式上课前，学生们还需要进行半小时的测验。
康康的母亲艾洪敏有时会在教室旁听做笔记，三个小时的课程有些长，但是课前的测验让她十分放心，“这样孩子才能学得扎实”。
艾洪敏每天下午4点之后，都要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学习中。为了接送康康上学和往返补习班，已经近十年没有开车的她刚买了一辆新能源车。
上完课回到家，康康还需要完成学校的作业，大约在11点可以“收工”。除了数学，康康每周另外还有6个小时的一对一辅导课，包含数语外三门主课。艾洪敏粗略估计，从2018年1月到现在，康康的补习费用在6万元左右。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学生校外教育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全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周要花费5.4小时进行课外补习，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
2018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月25日，北京市公布2018年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同时市教委、民政局、人社局、工商局联合印发文件，要求严肃查处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等行为。
减负文件和措施接连出台的同时，康康仍然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对他和母亲来说，各校点招集中在五年级下学期和六年级上学期，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可能进入中意的北京海淀区名校。
（2018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图/视觉中国）
严整培训机构
2018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文件。
校外培训机构被认为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并且造成学生和家庭负担过重。
事实上，各地已多次整顿校外培训机构。2017年，成都、上海、南昌等城市曾开展治理行动。比如，成都责令857所不合规机构限期整改，近200所机构停业整顿。
进入2018年后，整治力度和范围尤甚以往。在1月23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
整改首先要求培训机构“证照齐全”。
按照规定，文化类培训机构要想获得教育局和人社局审批的办学许可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包括办学场所的建筑总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教学用房面积不少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办学场所租赁期不少于三年等。
很多培训机构无法达到办学面积要求，只能拿到营业执照。武汉通过教育部门审批的培训机构有400家、获得人社部门批准的机构仅100家，而只拿到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多达6000多家。
面对大批有照无证的培训机构，各地均要求限期整改。
武汉要求2017年9月1日前获得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自3月15日起暂停招生。如果选择继续开展培训活动，则应在一年内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办理变更登记。
裴莉在北京市海淀区开设了一家课后托管辅导机构。2017年底至今，已经多次接受教育部门检查。“在北京租一个500平方米的场地是极大的成本，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小机构都会面临这样的制约，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她说。
4月25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四部门表示，具备办证条件的机构，要指导其办证；对不具备办证条件的，不得再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整治政策之下，培训机构迅速做出调整。
在武汉入股了十余家培训机构的郭跃表示，已有几家小微培训机构找到他，向他表达了合作办学的意愿。“小机构抱团取暖还有可能达到硬件要求，但关键是每个举办者的教育理念和经营方式不同，合作经营容易产生分歧”。
有别于中小型培训机构的忐忑和观望，大型连锁教育机构则报以欢迎态度。一位龙门教育人士表示，此次整顿行动对他们是利好，“一些机构证照不齐全或者小微型机构将面临政策性制约，整顿之后行业准入门槛和集中度都会提高”。
“更多的小作坊可能会藏起来”，一位培训机构从业者表示，他家楼上就是朝阳区一所知名中学老师开设的“私塾”，场地由家长提供，只需要一块黑板、几套桌椅。
3月16日，学而思宣布，7月起全国分校课程将在晚8点30分前结束，此前该机构最晚的课程要持续到晚上9点多。此外学而思每半年举办一次、成绩用于分班的综测考试，现已经改名为综合能力诊断。
北京四部门还要求纠正“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强化应试行为。培训机构要将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上报所在地教育部门，接受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郭跃认为，上报教学计划事实上提高了行业门槛，很多中小型机构都不具备这样的师资力量。但他承认，现在校外机构的减负基本上流于形式，“大家心知肚明，很多课程都只是换了名字，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成都一家培训机构的语文教师冯欢坦言，培训机构在教学过程中都会存在提前教学和加深难度的现象，以她的课程为例，初一或初二年级就开始讲解中考知识点。但这样做的原因是学校内也在“超纲教学”。
北京一位正在准备小升初的家长说，海淀区和朝阳区很多学校在初一上半学期学完初一内容，下半学期开始学习初二的内容。孩子不提前学习，无法跟上校内的进度。
另一个减负战场是取消各种杯赛。
3月10日，武汉市数万小学生参加“数学创新讨论大会”，就在当天下午，原定举办的一场比赛被紧急取消。
实际上，“数学创新讨论大会”正是更名换姓的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湖北赛区)选拔赛。2017年，这项比赛在湖北赛区仅五六年级就有约2万名小学生参加。
同样被叫停的还有原定于3月11日举行的“华杯赛”武汉赛区决赛。而武汉地区另一项比赛“楚才杯”作文竞赛则异常火爆。“楚才杯”由武汉市政府批准，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武汉市新闻、教育、出版等多家单位联办，迄今已举行34届。
“今年楚才杯参赛证一证难求”，郭跃介绍，一张“楚才杯”参赛证可以卖到500余元。
武汉教育部门对媒体表示，“楚才杯”结果对小升初不会产生影响。但一些家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楚才杯”也是证明孩子优秀的一种方式。
3月21日，教育部宣布全面清理、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竞赛表彰活动，并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承认违规开展的此类活动的成绩或结果。
家长不领情
政策的宗旨在于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家长却并不领情。
艾洪敏和丈夫一直忙于生意，直到康康进入四年级，才发现升学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虽然康康成绩很好，但艾洪敏还是为儿子安排多项培训课程。她知道，对于“海淀六小强”而言，学校的成绩无法作为考核标准。“它们点招的英语和语文难度几乎达到中考水平，学校的知识怎么够？”艾洪敏说。
“海淀六小强”包括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101中学和十一学校。这是海淀区家长心中的第一批次学校。其次是北达资源中学、人大附中分校等。
康康在3月初考入有“龙校”之称的水木龙华培训学校。“龙校”成立于2009年，在家长们心中，“龙校”是清华附中的“坑班”。清华附中对此曾加以否认，但是家长们都相信孩子如果“入坑”，将来有极大可能进入清华附中。
“龙校”五至六周会进行一次考试，几次考试的积分加起来。如果成绩足够优秀，就有可能被清华附中点中，这被家长们称为“上岸”。
为准备“龙校”入学考试，艾洪敏曾替康康向学校请假一周，进行全天候补课。艾洪敏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学校有的孩子请假一两个月，以便参加辅导班或者集训。
虽然研究生专业就是教育学，又曾在北京一所重点高中担任老师，但是艾洪敏平时会看很多“虎妈”“哈佛女孩”之类图书，吸取经验。康康上课的时候，艾洪敏也会旁听做笔记，并帮助孩子摘抄整理数学、英语错题。艾洪敏认为自己不是最“尽职”的家长，补习班一位父亲会拿手机录下老师讲课，回去给孩子再讲一遍。
“我们那一代人拼的是智商和时间付出，现在的孩子拼的是父母的精力和砸的钱。”艾洪敏说。
3月14日，康康还没来得及在“龙校”上一堂课，水木龙华培训学校宣布暂停小学培训业务，通知缴费的家长可以办理退费。艾洪敏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退款，她还是愿意等一等。
与此同时，康康在另外一家对标名校的培训机构开始补习，继续为点招做准备。除补习外，康康每周还会学习编程。对此，艾洪敏十分支持，“以后清华、北大这些名校自主招生的比例更大。孩子现在早点起步，将来更有优势。”
艾洪敏给康康制定的目标就是清华北大，“让孩子朝向最高的目标努力，即便考不上清北，最后也不会太差。”
艾洪敏的第二个孩子还不到六个月，她决定请家庭教师和菲佣。可以从小锻炼英语水平，上幼儿园之后再培养数学思维，“这样就能和别人岔开”。
上海一位老师注意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孩子间的竞争从幼儿园、甚至更早开始。“因为家长的心里都有一条线，想要读前十的大学就一定要考入哪些高中，要考入这些高中就势必要进入最顶级的初中。”
“全国的父母都已经达成共识，教育是打破阶层壁垒的有限途径中最有希望的方式，没有人会放弃。”这位老师说。
课业负担过重怪圈
从2000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到2013年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再到如今，减负一再被提起，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学校放学越来越早，学的知识越来越少，竞争却更加激烈。”一位家长说。
“所有的应试教育、负担过重、过早竞争是整个社会的原因。”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校外培训推动和促进，有失偏颇。现有的公立教育资源不均衡，催生了校外培训机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确定义务教育的边界。在他看来，义务教育应该是达标教育，但是由于学校间不均衡和升学需求，使义务教育转化成竞争式教育。从目前的举措来看，从公立教育体系内部解决减负问题的政策太少。虽然也在教育管理、评价及资源配置方面提出了要求，但是没有把这些作为减负的关键。
储朝晖认为，减负除了需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同时要建立多元评价标准，“学生不用按照一个标准排队，压力自然减小”。
韩国情况与中国类似。《纽约时报》一项数据显示，韩国学生每天学习时长平均达到13个小时，普通高中生只有5.5个小时睡眠时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表明，韩国是家庭在教育上花费最多的国家，与中国类似，许多韩国家庭近一半的收入用在给孩子上补习班和购买著名补习班附近的“学区房”。
2016年，韩国在所有学校推广自由学期制度，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多样化的体验，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梦想和才能。
在储朝晖看来，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规定的课程最多占学生60％的时间，其余40％应该由学生自主选择。这样学生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依据自己优势潜能发展，整体负担减轻，才有可能解决系统性问题。
但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提醒，中国制定减负政策时应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实施相似的减负政策已经30年，几乎达到全系统阻截教育竞争的结果，却没有达到期望中的效果。
“宽松教育”直接导致日本公立教育瘦弱、空洞化、失去威信。由于正规公立学校无法提供充分的教育，学生的时间、精力、才能都需要出口。于是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优质基础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全社会教育不公平急剧扩大，过重的教育负担甚至抑制了中产阶级生育意愿。
2016年5月，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在记者会上正式承认推行了30年的“宽松教育”失败，明言基于“现行教育与当初所期待的宽松教育及其本质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中小学将不再削减学习内容，并从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去宽松化”的新课标。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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