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看，周一上午还是去看了这部《二十二》，方圆10公里只有两家影院有排片，我开了半个小时车，怀着去受虐的心情走进影院。
古往今来，只要一打仗，男人其实还好，最多就是在战场上当了炮灰，两腿一蹬去见阎王了。最痛苦大多数是女人，概莫能外。
孟姜女哭长城大家都知道，其实这还属于待遇不错的。晋末“五胡乱华”的时候，羯族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根本就不带军粮，而是随军带着几万汉族女人，晚上当作泄欲工具，白天就直接杀了吃掉，他们管这些女人叫“双脚羊”，也就是能两条腿走路的牲口。据很粗略的统计，光是这么被当军粮吃掉的女人，就超过二十万。
女人在战争中的血泪，史不绝书。
“慰安妇”在日语中是一个中性词，是日本军方的官方叫法，意思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里面有“自愿”的成分。但这个词在每一个中国人眼里，成了血与泪的象征。
因为日本在战败的时候销毁掉了大量材料，现在的研究者粗略估计，从1931年日本侵华开始，到1945年战败，日军前后共奴役了超过40万女性，充当随军的性奴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与朝鲜这两个直接占领区。
我以前看过一些零星的资料，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她们平均每个人每天要接待5～8名日本军人，多的时候每天要几十次的被蹂躏，还要被强制吃下副作用很大的避孕药水。男人在战场上拼刺刀对射，生与死之间也就是几秒钟，但这些女人经年累月的要承受这种苦难，她们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凌迟。
当年的二十多万悲惨女性，70多年过去，只剩下了个位数。
这并不是导演郭柯第一次涉及“慰安妇”的题材，在2013年，他拍过一部《三十二》，但那只讲了一位幸存者，而且片长比较短（42分钟），不能在影院公映。
一年之间，《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这段历史就像被时间一口一口的啃掉。
导演郭柯把两个老人的葬礼放在了首尾，除了追求形式上的工整之外，还有一层追挽的意思，就在影片公映的前几天，又有一位老人去世了，现在这22名历史见证者，只剩下了8位，她们大多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不知道等她们全部故去之后，这段历史会不会也就随风而逝。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就是数字。在每一个婆婆出来的时候，都会出现她们的名字与生辰，我特别注意了她们的生日，然后心算在40年代她们有多大。
1924年生，大约是17、8岁。1926年生的，大约16、7岁。我记得最小的一位婆婆生于1928年，她在进入到那些阴暗潮湿“慰安所”的时候，可能只有13、4岁。
妈的，写不下去了，让我抽根烟缓一会儿。我也挺佩服导演的，成年累月的要直面这些血淋淋的东西，我不敢。
其实整部电影里郭柯导演还是非常克制的，与婆婆们聊的大多是家长里短的事情，婆婆们的精神状态也大多比较平静，甚至有的还显得挺开心。那个叫毛银梅的婆婆是朝鲜人，逃难来到中国，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还在镜头前唱起儿时记得的《阿里郎》，但一旦触及到那个话题，脸上的笑容就瞬间不见。
“我不要说了，说这些我不舒服”。
我明白这些东西是民族的伤痕，历史需要被这种方式铭记，导演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所有这些理性的结论都不能抑制我本能的反应。

我宁愿这部电影没有被拍出来。这部《二十二》对我来说是一部恐怖电影，书上的字已经是满篇血迹，何况是让这些亲历地狱般苦难的当事者说出来。
如果我是这些婆婆的亲人，我不会同意摄制组的拍摄请求，再多的道理也无法说服我。
在最后有一位海南的“慰安妇”救助者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可能记得不太精确，大意如此）：“我从90年代就开始走访这些幸存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素材，但二十几年来，她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很多还因为这段经历的曝光被周围的人排斥，生活更加悲惨。如果让我再选择，我宁愿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很后悔”。
上海有一位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他说：
“我听见的每一次控诉都撕心裂肺、血泪交加。13年来，太沉重了，尽管出了好几本有关慰安所、慰安妇的书，但我没有成就感”。
有些事情，并不是一句“勿忘历史”就能心平气和讨论的，南京大屠杀、生化毒气实验、慰安妇，这些民族最深的伤痕，在历史书上是一行字，对于亲历者来说，是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痕。
在影片的最后，出现了婆婆们说的几句朴实无华的话，还有一大长串的众筹名单，到这儿的时候，还是哭了。
行了，就到这儿吧，希望不要再有战争。
我相信类似的事情将绝不会在我们民族身上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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