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入现代西方经济学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地强调人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追求。就连育儿,都少不了成本利润和投入产出分析。
花了多少钱学钢琴,结果孩子没有成为钢琴家;天价网球教练教出来的小孩儿,考大学没加上一点体育分;全职妈妈最想不通——投入的是自己的事业、空间、时间、自由——可是孩子也没有比别人家的小孩跑得更快、学得更多啊。
我承认这样的想法经常在我脑海里冒头。我们不由自主地把一个复杂、曲折、漫长、成本收益难以量化的过程看做一目了然的投资。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中国古老故事,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演绎。
“三顾茅庐”是三国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它曲折动人,而且跟霍桑实验一样提醒我们:人不只是单纯受利益驱使的纯理性动物,在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当中,除了权衡利弊,核算收支,还有浓厚温暖的人情。
张爱玲认为诸葛亮的人生故事简直悲凉。作为“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居然为了“先帝爷的那么一点知己之恩,便舍命忘身的替阿斗争天下”。我倒认为,这正是这个故事的动人美好之处。
如果没有那一点悲凉,诸葛亮的一生会怎么样呢?以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高智商,衣食无忧是一定的。哪怕只是务农,“上知天文下知地利”,种地一定比世人都种得好。那一定是最高效、最合理、低收入高产出。安安稳稳地活到老,老了肯定也能子孙绕膝,安享晚年。可是这样一个高度理性的诸葛亮,是不是有点像穿越回去的智能电脑?
诸葛亮对自己的前途做过理性分析。那个时代作为个人,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也许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然而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所以在他理智的风险收益的天平上,打破平衡的是“感激”。
这样一个关于人情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第一理性的人身上,是很令人深思的。诸葛亮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才子,不是诗人,他是古今第一策略家(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职业的话)、政治家,运筹帷幄,治国平天下的人。这样一个人,在他答应刘备愿效犬马之劳的时候,未必没有预见到自己接下来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奔波、算计、辛劳、寂寞和吃力不讨好。即使如此,他还是允许自己被别人的真诚,尊重和倾慕打动,从此改变自己,改变历史。
这么想一想,三顾茅庐的故事,是不是跟理智冷静的我们决定走上生娃养娃的不归路,有那么一点点类似之处呢?
夏安在小枇杷公号发表的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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