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工作的女性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即使没有遭遇被强奸这样的极端情况，她们能免于基于性别的伤害吗？
不出意料，南方日报记者成希涉嫌强奸女实习生一事迅速冷却下来。比 “报导强奸案的记者涉嫌强奸” 更令人错愕的，是本应具有批判性、反思性的新闻业，在面对自身行业丑闻时的避重就轻。有人说流氓存在于各个行业中，没有数据显示媒体流氓更多；也有人骄傲地宣布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强奸过实习生”。这些辩解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在媒体工作的女性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环境？即使没有遭遇被强奸这样的极端情况，她们能免于基于性别的伤害吗？深圳大学学者 Haiyan Wang 发表于《Meida, Culture & Society》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媒体的性别不平等现状。研究指出，女性在媒体中面临三方面的阻力，分别是对女性不友好的合约及工资制度、薄弱的工会和女性组织，以及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办公室文化。研究者在深圳、广州、成都共访谈了 19 名至少有 6 年纸媒工作经验的人士，其中包含女性和男性。虽然研究出于保护受访者的考虑未列明他们所在的媒体，但广州正是此次涉事的南方日报的所在地。“从你怀孕那一刻起，你就被扔到了职业金字塔的最底层。”
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媒体普遍存在创收的压力。新闻工作不再是 “铁饭碗”，而是实行凭绩效决定去留的合约制。研究中所有受访者与其所在媒体签订的都是逐年续约的商业合同。他们的工资由底薪和奖金两部分组成，前者金额固定但很微薄，只占全部收入的两成左右；后者依据工作产量和质量发放，且与合同到期后能否获得续聘挂钩。这种合约和工资制度对新闻工作者造成很大压力，对需要同时承担（社会期待中的）生育、家务的女性更是如此。一名广州的女记者透露，在她生产后的两个月产假期间，她所在的媒体只向她发放底薪，扣除各种保险费后，每月打到账户的只有 82 元，“连一罐奶粉都买不起”。另一名成都的前时政记者表示，她生育后被调往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工资也被降级，她在抗议失败后最终选择离开新闻业。值得一提的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一名在广州某媒体担任部门主管的男受访者认为，女人如果想生孩子，就不要有事业上的野心，“照顾孩子起码要花她一年时间，回来工作以后，她还要花一年时间重新适应”。他坦言不希望自己的部门里有女记者，“她们很麻烦，一会儿要结婚，一会儿要生孩子，到时她们的工作只能由你来做，否则你的奖金也会受影响”。中国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似乎并不缺乏保障。1992 年通过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 1995 年通过的《劳动法》，都包含关于女性的条款。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及它们的地方分支，中国记协、女记协以及它们的地方分支，理论上也应为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发声。但不少受访者表示，这些机构在维护劳工/女性权益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有些甚至还在为性别偏见推波助澜。一名广州的男记者表示，如果不是每个月会从工资里扣掉 2 元工会会费，以及逢年过节收到一些日用品，他根本感觉不到工会的存在。另一名广州的女受访者则指出，为了响应妇联的号召，她所在的媒体在三八妇女节这天举办了一场“旗袍秀”，要求女同事们穿着旗袍来上班。同事们（可以想象主要是男同事）从中评选出 20 名 “漂亮宝贝” 和 20 名 “迷人小姐”，并为她们颁发奖品。作为一名女性新闻工作者，你或许可以选择不生孩子，也可以不寻求工会或妇女组织的帮助，但你无法逃脱办公室里无处不在的歧视文化。一名成都的女记者表示，据她所在媒体的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透露，人力资源部招人的时候会优先考虑男性，如果招不到男性，他们就会招年轻、漂亮、身材好的女孩。这样的要求并不会白纸黑字写出来，但招聘的时候大家心知肚明。这种消费女性的心态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就变成了各种无节操的 “玩笑”。一名广州的男记者提到，他和男同事们下班后经常玩这样一个 “游戏”，问大家假设现在要带一个女同事回家过夜，大家会选谁，然后当着女同事们的面投票。“我们只是想找点乐子”，他说。一些女性对这类 “玩笑” 一笑了之，或者和男性互开 “玩笑”，但也有人因无法 “融入” 而离开。一名深圳的前女记者表示，由于她对这类 “玩笑” 反应冷淡，男同事们觉得她 “不好玩”。她感到自己逐渐被孤立了，最终选择从那家媒体离职。以上三方面的阻力，或许已经阻碍了女性在新闻业的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 2015 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全国有 46.2% 的记者是女性。而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2011 年发布的针对 11 家中国新闻机构的调查显示，只有 13.4% 的高级管理岗位由女性担任。另一项发布于 2013 年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只有不到 20% 的调查记者是女性，女性在社论部门的比例更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研究只覆盖了新闻业正式受聘的女性，合约工尚且如此，实习生的遭遇更不堪设想。南方日报事件发生后，多名自称曾在该报实习的女性也表示曾受到成希的性骚扰，这说明相关事件并非个案，甚至可能在新闻业普遍存在。新闻业需要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搬出电影《聚焦》来挽尊——《聚焦》确实是个好例子，可惜媒体对应的不再是那个调查小组，而是纵容恶行的教会。 Wang, H. (2016). ‘Naked Swimmers’: Chinese women journalists’ experience of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4), 48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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