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原罪”为主题的欧洲基督教艺术作品中，大约从十三世纪开始，画家们将那条伊甸恶灵蛇纷纷画成“美女蛇”——让它长出了一张和夏娃一模一样的少女脸（virgineum vultum）。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家们渐渐放弃了“美女蛇”形象，而将魔鬼撒旦恢复了蛇形。
《始祖堕落》, 铜版画
丢勒作于1504年
复本藏于美因茨州立博物馆
在这幅著名的“原罪”主题铜版画中，德国最伟大的画家、北部文艺复兴代表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将始祖堕落的场景置于中北欧的山林中。亚当一只手拿着欧洲白蜡树树枝，作为《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描述的伊甸园生命之树的象征。亚当的另一只手在等待着夏娃把智慧果递给他。恶灵蛇叼着智慧果，正要放到夏娃手中。
丢勒一共画了八种小动物，其中四种体现着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四种气质类型学说：亚当身后的驼鹿象征着黑胆质、容易引起癫狂的忧郁气质；画面右下方安卧的牛象征着冷静气质；夏娃脚边的兔子象征着多血质的乐天派；画面正前方中下的猫咪则象征着易怒的黄胆汁气质。虽然猫咪对面前的小老鼠无动于衷，但平静中隐着杀气，象征着两性之间与几种气质之间存在的矛盾张力，并预示着不祥：在它们的头顶上方，蛇正将禁果递给夏娃，原罪即将发生，这四种气质和谐相处的状态马上就要被打破，天堂初始的完美即将结束。始祖堕落之后，人类将失去精神的平衡。
亚当手中树枝上的鹦鹉是美慧的象征，用以对比蛇的狡诈。在十六世纪的自然科学书写中，鹦鹉是一种爱和平的小动物，可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而画面右上角岩石上的羱羊则象征着上帝之眼，它站在高处，目睹了一切。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在对始祖原罪的艺术描绘中还多多少少增添了情色意味。
《亚当与夏娃》，油画
丢勒作于1507年
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丢勒的这一幅《亚当与夏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第一幅自主的裸体人像绘画。此画完成于丢勒的威尼斯之行（1490-1507）后不久，因此深受意大利绘画艺术影响。丢勒以人的眼光观察人、描绘人，将亚当和夏娃按真人大小进行描绘，是德国绘画中第一件同真人等身的裸体作品。画中亚当与夏娃的肉身被表现得如此逼真，以至于观者可以从亚当的毛细血管看到夏娃的皮肤皱纹，每一个细节都极度贴近人体现实。丢勒画得如此精确，以至于使用当今最好的临摹仿制技术也无法完全复制原作，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带给你观赏原作的感觉：当你面对丢勒这幅画时，你就回到了始祖堕落的刹那，你身在伊甸园，感受到了蛇的恶意、亚当的懵懂与夏娃的天真。
《亚当与夏娃》，油画
绿汉斯·巴尔东作于1531年
现藏于马德里提森博内米撒博物馆
这一幅略带情色意味的人类始祖堕落图是丢勒的最具天赋的学生绿汉斯·巴尔东（Hans Baldung der Grüne, 1484 - 1545）的杰作。巴尔东名字中的“绿”（der Grüne）是丢勒给他起的别称，因为他总是爱穿绿色的衣服。巴尔东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画家，和老师丢勒一样，他打破中世纪的禁忌，大力提倡描绘裸体美，作品带明显情色意味。巴尔东爱画少女与死神，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韶华易逝裸体美与永恒死亡的同时表现，其灵魂思想是“死生无常”（Memento mori）以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Vanitas）。
巴尔东的这一幅《亚当与夏娃》可以说是基督教艺术史上最富个性的始祖堕落图之一，它通过对亚当的眼神与拥搂夏娃的手势的刻画将始祖的性格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以至于让观者深切感到始祖几乎是在“自觉地堕落”，因而画面左上角那条本作为引诱者出现的蛇已经变得如此渺小，几乎变成了一个道具，完全可以隐退了，偷吃禁果也不再是充满了撒旦邪恶的原罪，恰恰相反，冲破伊甸园的樊篱已是始祖们的自愿。这在当时的基督教题材绘画中十分罕见，实属另类。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才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
《撒旦见证亚当与夏娃的爱》，1808年
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为弥尔顿《失乐园》作的插图
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这场因蛇诱而起的原罪，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己受死为人类献身赎罪，才算得到救赎，而这救赎却又是没有蛇的份的。悲催的蛇，就这么被永久地钉在了耻辱柱上。而任何诱惑都是有目的的，这悲催的蛇诱惑人类始祖吃禁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而这场原罪的最终获益者又是谁呢？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曾用德国农谚“猫戏即是鼠亡”来评析人类始祖堕落，原罪后人类灵性死亡。路德的意思是说，人类在这场原罪里成了魔鬼的玩具。那么，伊甸恶灵蛇引诱夏娃亚当偷食禁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游戏？而游戏结束之后，恶灵蛇和人类始祖同样受到了上帝的诅咒。这么看来，魔鬼难道不是上帝的玩具？
下期预告:悄悄问圣僧 酒神美不美
博物馆，社会生态系统中的最高配置。
——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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