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劳坲博士讨论牙璋时，引用《古玉图考》，并说里面的描述“可感知且生动”，而《三礼图》里面的图像完全是“主观臆想，毫无实物证据”。但劳坲和吴大徵都没有做到，从《周礼》和其他汉代以前文本中的政治祈福意识中脱离出来，更没有从后代评论家建构的天文相关的假想中摆脱出来，而这两种思想解放恰恰是研究的前提。劳坲反复强调玉器造型与兵器造型之间的相似；但另一方面，他又毫无保留地接受传统上对于玉器象征意义和礼仪功能的解释。这样做削弱了他自己在书中的结论，即他所宣称的自己研究属于“中国考古和宗教研究”，至少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是这样。
牙璋的例子相当清楚。它得名于一种它所模仿的青铜器类型消失之时，而后模仿造型被扭曲，完全看不出是武器的样子。再后来，就连这些后代仿品都见不到了，只剩下了一个名字空壳。人们只能根据名字来想象和重构原来的样子。最后，（到了现代），随着青铜器原型（的出土）和同时代仿品的玉器模仿器的重见天日，我们就可以清除以往的胡乱猜测的层次，让玉器的意义流传变化线索变得清晰起来。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例子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到了今天，西方学者还不遗余力地大书特书中国古代玉器的象征含义，其根据仅仅是周代晚期的关于玉器的功能的文字。而我的观点是，我们在接受玉器造型的象征意义原则之前，先要搞清楚这些玉器是否真的都能够解释成手工工具或武器的模仿，可能实际情况更复杂；而另有些玉器或许本来不是为了实际功能而设计的。
模仿工具和武器制造的玉器
戈登·柴尔德教授于1949年在利物浦大学的弗雷泽演讲中，数次提到手工工具的制作本来应用科学知识，为的是理性的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中，这些工具却拥有了魔法特性（引自Gordon Childe著作《魔法、手工艺和科学》（Magic Craftsmanship and Science）1950年版）。他举的证据，是一些很微型的护身符，模仿工具造型制成，比如抛光斧，这种物件在新石器时代分布很广，遍布地中海地区，从埃及到法国都有发现。而这种护身符的仿制品也沾了原作的某种灵气。
我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用玉就属于这种类型。一开始这些玉器完全模仿功能性的物件构思制作，也有同等功能。在昂昂溪遗址（其断代可以推到环戈壁新石器的最早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些石器配饰，是由于其表面的光滑程度而被挑选出来，随同墓主一起下葬，并放置在墓主的相应的固定位置。而用玉来代替石头，玉当时在金属冶炼时代之前属于最美的矿物，其价值因为稀少很高，运输和制作又困难，所以我认为这些价值因素成为了选择玉作为礼器和葬器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早期的中国玉器根本不是实用的器物，至少很大一部分不是，不论它们的造型和实用器关联多么大，仍然如此。
往期文章链接：
处女翻译 ·238《中国艺术》（35）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