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 | 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存在的问题（香柏讲座下）

作者 | 施玮博士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

主持人：红娘

“心是歌中的雅歌，灵是天堂的银笛，身是大地的寄居者”

相约香柏，认识生命，传递信仰。各位香柏沙龙的读者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红娘。

刚才这段诗情的文字就是出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大才女施玮博士，她今天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沙龙，请允许我再次介绍施玮这位充满才情和优雅气质的知性女性。

她广泛涉猎文学、绘画、音乐的创作与研究，是诗人、作家，画家和学者。曾在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

她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海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诗歌、小说、随笔评论五百多万字，获得多项文学奖项。出版作品《红墙白玉兰》、《歌中雅歌》、《以马内利》等，倡导并推动“灵性文学”创作。多次举办灵性艺术诗画展，画作多有发表并被收藏。主编了《胡适文集》和《灵性文学》等丛书，与音乐家宋书合作了歌剧《驼背妇人》、交响诗《基督颂》，合唱组歌《主爱中华》等。

施玮老师在2016年出版了教会历史长篇小说《叛教者》，引起了华人教会界很大的轰动。她于1996年底移居美国，获博士学位，研究旧约文学。并担任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者协会主席，曾任《海外校园》主编等职。

今天施玮老师来到我们之中，与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是《西方宗教改革与基督教文学艺术》，这可是她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有请施玮老师。

主讲人：施玮博士

图片丨2017

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存在的问题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存在的问题。中世纪基督教文学过于圣俗二分、贵族文化、政教一体，过于依赖政府，过于依赖权力，也依赖集中性的金钱，这就造成了西欧许多国家的教会将市民阶层开办的非教会的学校视为异端，并且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当世俗文化开始有变动，天主教采取的方式是越加强势和紧密的压制，在文化艺术上也是这样的，这种越加强势和紧密的压制并没有带来基督教文学艺术的一统天下，反而让基督教文学失去了与当时正在变动的社会时代同在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力。

这种原因一方面是教会（包括今天的教会）一厢情愿的要强力影响社会，甚至要覆盖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却忘记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祂在此刻--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文化或者市民阶层中--仍然是上帝。我们知道会要跟随上帝的步伐，跟随天父的心意，而不是固步自封，认为只有我们这种方式的言说（不是内容，而是风格和方向），才是正确的，属灵的。比如说在世俗的中世纪城市文学的发展当中，当时就适应了市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城市文学多数是民间创作，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但这种诙谐、乐观的生活化的文学艺术风格，与当时天主教的圣化、肃穆、受苦的神学和文艺风格是相违背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就无法接受，而且觉得这种诙谐的、乐观的、生活化的是低俗的、是世俗的，没有看到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复苏使得人脱离了那种苦难，更多追求一种乐观的生活化，没有看到这个积极的一面和整个影响，就是整个社会受到各种文化方面的宗教精神信仰的影响，也受到经济的影响。教会不是要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要在世界中做光、做盐，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罗马书》12:15）。

我在想，如果当时的教会能够放下身段，以道成肉身的精神，让《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借着适应时代的需求的文艺形式来传播和言说，就会带来基督教文学的一次大复兴，但当时的教会并没有这样做，最后上帝借助教会以外的力量打破基督教文学艺术僵化与圣化的瓶颈。所以中世纪文学艺术后来在整个人类社会上的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思中认为是黑暗的，是僵化的，这是一个非常标签化的定义，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是有基督教文学艺术在中世纪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高峰；但因为一直固守，就渐渐的因着神学的关系、教会体制的关系而圣化、僵化，最终上帝就用外力来打破这种僵化。

▼

文艺复兴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通常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并称为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那么这三大思想运动中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得失与走向又是如何的呢？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反思与警醒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思考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这两个名词。宗教改革运动在教会的构架和神学上，否定了天主教的神权权威和圣俗二分的文化。在新教五百年的历史中，在基督教文学艺术方面，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也没有非常彻底的解开这种人为的宗教捆绑，我认为这是造成基督教文学艺术，虽然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时期有复兴，但却渐渐衰弱的原因。

如果大家对文学感兴趣的话，可以重新去看一下，但丁、彼特拉克和薄迦丘文艺复兴的“三个文学巨星”的作品。但丁的《神曲》倾向于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上帝的视角；彼特拉克进入了人学、人文学；薄伽丘的《十日谈》被称为“人曲”去看，虽然都是受但丁的影响，但是已经是渐趋渐远了，也就是说渐渐地从“神本”的角度到了“人本”的角度。《神曲》虽然写了一个像天使一样心爱的人，但也是一种光的象征，他痛苦的挣扎，是从地狱到人间到天堂；而到《十日谈》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人群，就是从神曲到了人曲，整个方向上的改变。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宗派的基督教文艺都只能显明某一部分上帝的真理与美，人为宗教性的掌控和压制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净化基督教文艺，但同时也就缩小了创作的天地，以至断绝圣灵的带领和信仰生命活泼体验在基督教文学艺术中显明。很多年前，一次在基督教文学写作者的会上，感受到我们在写作或者在创作的时候，包括商人经商的时候，都似乎头上悬着一把宝剑，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不知道在怎样一个范围中来写，总怕写错，总怕神学不正确，总怕不属灵。这么长时间过来了，我今年发现基督教文学艺术，毕竟是文学艺术，首先要真实，如果不真实，一切的神学正确，样样正确，仍然没有生命的感动力。

就像文学要真实，要符合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那么商人经商也要真实，也要符合一个规律，所有虚假的东西我相信都不出于神，即便是虚假的正确，我也相信不出于神。因为上帝是真、善、美；没有真，所有的善、美、正确的副作用或者说反作用都会非常大。对于这种人文精神，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动接受像百度、谷歌上目前都通识的一种定义，在维基百科里面对人文主义是这样定义的：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这个观点是世俗提出，被动的接受这样的观点，渐渐就造成了我们主动的自限，我们就觉得既然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那我们要神性就不要人性。在我们的创作中，一旦人性被充分真实的描写、被关注，好像就离神远了，我们就觉得要远离人性的情感和体验来写。既然人文主义是人权反对神权，我们不由自主的在心中就觉得神权是反对人权的。其实没有神权的人权是虚妄的，没有人权的神权与上帝《圣经》中写的也是不吻合的。

如果不谈人权只有神权，那上帝岂不把人都造成机器？与整本《圣经》也不吻合，但是我们在创作中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受自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当我们年轻人或者面对社会上年轻人来写作的时候，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自由，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个性自由是要反对的。我们觉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既然是俯伏在神面前，我们就没有个性自由。我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和大家一样，最好是符合这个团体的样式，当然我看不到所有的基督教教会，我只能看到我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我就想穿的要跟我们的师母一样，说话方式要一样，甚至最好表情也是那样，我觉得那就是顺服，那就是谦卑，那我就成为一种好像依附于别人身上的人。但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艺术品，而不是成批的制作品。因此，提倡个性的自由、在真理中的自由，从上帝眼中来看自己的自由，这个自由就能影响我们的文笔，使每一篇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创作，每一个体会都是既有共性的但更有独特性的对上帝的体验，而不是依附在一个整体性中的，失去自我的体验。

但是我们因为接受了有关人文主义这样一种定义，我们就会自限，并且就会反对。这种被动的接受造成主动的自限就导致了宗教改革五百年后，除了起初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余波中产生了大量的基督教文学艺术精品之后，基督教文学艺术在整个世界范围的趋势都是渐渐走回到宗教的四墙，与社会、时代和世俗生活渐渐脱离，渐渐丧失的活泼有力的自我更新力量。虽然实践证明也有很多经典杰出的作品，但总体的态势是日渐疲软。

▼

宗教改革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为什么会出现宗教改革？我比较简单通俗的说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文化思想的环境。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起初，并不是反基督教的，人文思想传播使得人开始有一种人文觉醒，这种人文觉醒就体会到自己个人的存在价值。

我认为这一点是来自于上帝的感动，上帝不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就是一个人群中的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分子，上帝天父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像浪子一样回家，也要每一个人独立的来到祂面前来领受祂的恩典，

只有你在个人的角度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才能汇合成一群圣徒。

我们有的时候都认为造成目前状况是好像过于讲个人化，但其实是信仰没有真正在个人的角度--每一个人--来接受到从上帝来的光照，没有每一个人转回到上帝里面被信仰来调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人本的视角转到神本的视角，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归入教会群体。如果每一个人仍然是人本的，即便我们是一群在一起，也不可能在一群里面就变成神本，

从人本到神本是一个个人放弃自己，是先死后活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过程；只有经过同死同复活的过程，我们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信仰群体，进入基督的身体。

在天主教那个时期，普通的民众好像只能听从教父的，只能成为一个听从者，所以

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从那样一个角度，个人开始觉醒起来，自己有对上帝的渴望，自己尊重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上帝的儿女孩子，这样一个思想的预备。

第二点就是《圣经》的翻译。宗教改革是建基于《圣经》被更多的翻译和印刷，以至于人人可以听到神的话，而不是一定要选拉丁文的《圣经》，不是一定要有非常高的知识水准。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学艺术具有贵族化精神，到宗教改革至少思想《圣经》翻译这个层面，打破了贵族性的垄断。到16世纪已经传遍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成了欧洲16世纪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宗教改革使人人可以读《圣经》，并且人人可以向上帝祷告并忏悔，这一神学上的归正必定带来基督教文学艺术，在思想和形式上的释放，这也成就了后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基督教文学作品。但是宗教改革以来，我们并没有非常自觉的主动地探讨这一议题。基督教文学因为是无意识的、被动的，受这样神学改变的影响，就造成了与世俗思想潮流相混杂的情况。

第三从教会来看，新教从一开始宗教改革就得意且依靠于文字和传媒。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当然使用了文字，更重要的是当时宗教改革不是马丁路德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在他之前就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而且之后他们进行《圣经》的翻译，都是宗教改革非常主体传播的力度，是依靠文字和传媒的，所以我觉得新教也就是基督教应该非常重视文字与传媒。与此同时，在教会的领域中文字和传媒更多被作为信息和思想的载体，而开始渐渐减弱了其作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性质。这是基督教（新教）使用文字和传媒起初的做法，就影响了后来教会对文字传媒的看法，始终将文字传媒当成一个手段，当成一个载体，而且渐渐地去艺术化，去精品化。

政教分离，从起初机构事务上的分离政教渐渐演变成思想文化上的分离。客观实际上也造成了基督教文学艺术从主流文化中渐渐被边缘化，或者是自我边缘化。本来是教会不再过多参与政治的机构事务，但渐渐因为这种情绪在思想上造成了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整体也就不再参与主流文化的一些重要的讨论。在重要的文化思潮中，我们不再发言，主动边缘化。今天的这种结果，我相信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先辈们、先贤们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因为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们身处于天主教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环境，所以这些改革者所要做的是回归《圣经》，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他们没有想到走到今天，我们不要说是一统天下，连我们自己当有的阵地都失去了。也就是说，当今天政教分离影响了思想文化甚至文学艺术品的创作和对社会的影响的时候，甚至在整个世界--不是在中国即便是在美国--从人数上来说有那么多基督徒，但从资源的占有量，言说的比例就思想层面的比例来看，基督徒都达不到自己应当达到的人数的比例，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也是新教五百年来我们很少有反思和解决的行动，我相信，这不是当时的改革者们所预想的，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责任。

从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来看，当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极大地影响了教会释经学的发展，更影响了教会的文化氛围，对于寓意解经和灵意解经的完全弃绝。原本的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和后来的更加理性化的逻辑式的文字解经和字面解经，以及其它我们现在常用的解经方式应该是互补的。但当我们失去以后，就把寓意解经和灵意解经归入到胡乱解经的类型，也让不按照《圣经》解经的人自称为自己是灵意解经。如果我们回归到最初寓意解经和灵意解经，并不是今天这样的定义。在这样一个神学的思想和《圣经》释经学的发展方向，又如何影响了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创作呢？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影响了教会释经学的发展，（什么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渐渐兴盛理性主义，就是理性远远地凌驾于感性之上，经验主义就是要有逻辑性经验，一定要经历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属于经验主义），更影响了教会的文化氛围，就是好像特别爱讲道理，似乎所有信仰的表达或者对信仰的认识都必须在一个能认可的逻辑中。当这个逻辑越来越完整的时候，越来越紧密的时候，这并没有给上帝，给圣灵留下空间。《圣经》中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　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命记“》29:29）。在《圣经》中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不能经历的，就拒绝去看，甚至拒绝承认；在我们的信仰体验中，有一些好像不在我们逻辑之中的，我们也是不去看，不去听，这种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教会释经的影响，所带来的一个最极端的偏误就是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受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影响，不承认所有的神迹，不承认那种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人类所谓科学和经验的东西，但这种对教会氛围的影响使得对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完全拒绝，造成了早期基督教文学中的灵修文学和寓言文学渐渐枯竭，使早期教会里面的这两大传统失去了。所以造成今天没有灵修文学，现在的灵修基本上都在看《荒漠甘泉》等，有很多都是中世纪的，但新教有灵修书没有灵修文学，就是说教你怎么灵修，教你怎么解经，甚至灵修书就是解经书，基本上没有一种把生命体验用文学形式来写的文学。原因一方面是文学表达不够，一方面也是生命中与神的契合度灵修不够，还有就是寓言文学的枯竭。

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但在文学艺术上并没有太多的建树。其原因，我觉得：一是理性主义，一是清教徒的文化。我们接下来会看清教主文化。

▼

清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马丁路德最重要的神学观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由此本应当引发一场基督教文学艺术围绕“信”这样一个生命实践的议题而产生释放与复兴。马丁路德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本身是一个释放的信息，一个生命实践的信息，但是在后来的过程中，在围绕改革的探讨中，更多的在逻辑命题和教育问答里面，渐渐偏离了“信”——这样一个本身是一个生命实践的议题，一个与上帝之间生命相连接的有很强的体验性的命题。我认为这是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和今天西方神学的影响。“义人必因信得生”，“信”是生命的连接，“得生”也是一个生命的议题，是非常具有文学艺术性的，因为文学艺术与生命是最紧密连接的。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改革主要局限在神学和教会模式中，所以，后来改革宗神学也主要从逻辑命题性的教义上来阐述“信”，而被宗教改革突出甚至是独尊的新约《罗马书》又是依据希腊化的逻辑与理性非常严密的文本。不光是《罗马书》保罗的所有书信，特别是读到希腊原文，你会发现它逻辑非常严密，像星罗密布一样，然而这样一个逻辑性理性非常严密的文本，也比较忽视犹太文化中对“信”的感性和生活实践性的阐述。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书》是写给的罗马外邦臣民的，但是那个时候犹太文化非常强，对上帝的感性认识并不缺乏，所以《罗马书》对他们的感性认识进行了一个非常严密、理性、逻辑性的阐述。但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理性的时代和文化中，如果我们只强调《罗马书》而忽视旧约，甚至也忽视新约中其他属性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偏离“信”。

甚至可以说不是偏向理性，是偏向命题式的“信”，我们要回归起初犹太文化中对信的生命的投入、委身，对信的感性的生活、实践性的体验和阐述，因为在宗教改革以后没有太重视这方面，以至于就宗教改革所提出的来自于上帝的神学启示，没能真正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文学艺术来提供启示性的生命力和思想支撑。

刚才谈到的是宗教改革后在神学和《圣经》释经方面的影响，那么在教会的组织上，宗教改革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最深远的是加尔文神学。加尔文神学，在它的教育中对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做了很多规范，对德行是很重视的，这极大影响了清教徒文化和滞后的基督教文学艺术。为什么要对德行重视？你一定要回到当时去看，当时之所以会产生宗教改革，新教会脱离天主教，是因为当时天主教文化里面的奢靡、腐败现象，因为人都是罪人，当形成这种政教合一并且形成大的组织的时候，腐败就在其中滋生。我个人认为当时对基督徒德行方面教导的重视，是因为要抑制住当时教会的腐败形象，要抑制住天主教一生下来就成为教徒的理论，所以教徒非常多，但是自律性不够。因此我认为加尔文教义中对德行的重视极大的影响了清教徒文化和之后的基督教文学艺术。

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文学艺术渐渐的从文学变成了文字，像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这些内容都取材于《圣经》母体，写作手法是师从了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寓意、象征。这些表现手法我自己认为表现出一种对信仰和理想的追求，是非常典型的清教徒早期文学，我个人也觉得是基督教文学的一个高峰。但是到了班扬，寓言体文学《天路历程》（被公认的经典之作）开启了教会内的一种文字事工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期的基督教文学艺术中的启示性文学、梦幻性文学、预言性文学到《天路历程》似乎成了最后一本；而寓意性的、教育性的、反映教育性非常清晰的“福音文学”是从《天路历程》开始。在《天路历程》中，清教徒的道德伦理和教育都更加抽象，更加图解化的呈现在作品中，比如《天路历程》里面的软弱、品德都化成人，有点像现代戏剧——每人都穿都一样的衣服，黑衣服或白衣服身前标注上“愤怒”或者是“嫉妒”等等的，这种模式都是从《天路历程》开始的。但这种作品模式想象力和写实性相对减弱，也就是说《天路历程》有一点像从基督徒真实的生活中抽出来的一个框架，一个命题，命题文学式，或者说在《天路历程》中开始孕育出一种完全为了宣讲教义而服务的基督教“福音文学”，我打了个引号，因为我们今天对“福音文学”的认识就是整个文学、整个故事都是完全为了宣讲教义而服务的，却违背了文学最基本的对生活的真实的反映。

什么叫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呢？不是说“福音文学”不真实，而是说“福音文学”过度的抽离。比如说见证，过度的将见证中能够反映逻辑性认识的教育的东西抽离出来，但文学是要将这些抽离出来的东西再放回到你真实的生活中。所以文学是要写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包括我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文学在黑白之间需要有描述灰度的，但是当抽离出来就是黑和白，当每个人物都是典型案例的时候，每个人物都可以贴标签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文学了。从整个基督教文学作品来细度读的话，我个人觉得从《天路历程》开始文字事工理论就渐渐形成了，单纯的文字事工最后就会进入一种教条式的简单的讲解。

本来我们想象的是脱离真实生活的复杂度，进行一个非常命题式的、非常清晰的福音的讲解，好像是会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更加属灵，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就发现开始从神本向人本偏移，因为我们越来越注重了教义，越来越注重基督徒的道德、行为的典范。

我在创作的时候就觉很多东西不能写，怕绊倒人，只能写好像伟大光正的那一面，或者我就进行了很多的反思、忏悔都是我的行为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缺失和罪。如果用案例来讲，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直到卢梭的《忏悔录》，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神本向人本的渐变。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忏悔的方式和忏悔的内容更多是神本的救赎，而卢梭的《忏悔录》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道德伦理的忏悔和悔改。可以明显地看到神本向人本的渐变，从宗教信仰的救赎向道德伦理的悔改转变。即便列举近代著名的有基督教元素的经典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这些著作更多偏重道德伦理上面的缺失和悔改，基督教信仰似乎是为了帮助人变成好人，帮助人能够悔改世人也看为罪的东西。这样的文学倾向，虽然我不能说是好与坏的问题，但这样的文学倾向略略偏离了《圣经》中上帝所启示的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是无可救药的罪人，唯有祂的恩典才能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使我们成为了好人，而是使我们能够藏身于基督之中——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所以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不是成为精神支柱，不是解决你精神上的负罪感，而是解决你生命中因罪带来的死亡的问题，不是罪带给你的自我的缺失；基督教信仰的救赎不是使你成为神，基督教信仰的救赎是使你成为一个自知的罪人，并且是蒙恩典的罪人；不是让你能够改变自己的罪，而是让你能够藏身在基督中，不被死亡捆绑，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因信称义”。

近代的基督教文学艺术，渐渐偏离了《圣经》中关于罪与救赎，而变成了一种道德伦理的自救，所以我说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文学作品中渐渐的改变。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不再是显明人的无法自救，而呈现为一道虚假的宗教梯子，来帮助犯了罪的人得以自我救赎，这就大大偏离了基督教信仰中的罪与救赎，这样的作品会感动人，却不能使人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例如我写的《判教者》和我过去写的作品完全不同。过去写的作品还是受到传统的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影响，但写《判教者》的时候，我就对此有了反思，回到信仰的根基上，这样使我能够解读我所看见的史料，否则我就没法写，我要回避很多东西，然后写个虚假的高大全，但这样的道德伦理上的高大全，或者说这样一个钢铁打成的人是上帝所拯救的罪人吗？它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吗？我想是不能的，所以我在写《判教者》的时候就是加入了我对很多基督教文学艺术在历史的一些梳理和反思。

以人道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法国作家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是非常感人的小说，但其中的宗教情怀仍然主要是在基督教新教的道德伦理方面，虽然也写到像神父的赦免等内容，但这些都还不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东西。其中的宗教情怀，都主要是世俗对基督教或者说对所有宗教的一种认知，如治罪、改变、爱等。也有人认为霍桑的《红字》是对基督教伦理的解构，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基督教文学，更有人把它看成是反基督教文学、敌基督教文学，但小说中无论是牧师七年的痛苦自责，还是白兰仍然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但是她以自己“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的精神”，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可见作品中的赎罪都还是围绕着道德行为的。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小说也大都是以道德和罪行、爱和救赎为关注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和西方要读小说略有不同的是保留了更多的感性、情感的一面，但总体上描述救赎方式本质上仍是一种借助宗教的自救。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头再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就以你所学的《圣经》最基本的对罪人的阐释来看基督教文学艺术品，虽然这些都是经典作品，但是它们整个的方向性渐渐偏离了神本走向人本，即使作品写得再感人，哪怕是经典名著，但它整个的走向还是基督教文学的渐渐衰落。因为基督教文学的立身之本不是你的文学作品多么好，不是你写的多么好，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基督教文学艺术，它里面那个光是不是来自天上？它里面所传递的是不是上帝要在这世上传递的？如果不是上帝要在世上最根本性的传递，不是从神本的救赎，不是从神本的对罪的解读、对爱的解读，那它就会渐渐变小，甚至它就会不需要存在，因为世俗的文学也会谈到罪与救赎，世俗的文学也会谈各样的宗教理念，甚至像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好像所谓的灵性复苏，各式各样的包括神神鬼鬼的精神寄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呢？

我们的立身之本就是回到了保罗所说的除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再没有别的（《哥林多前书》2:2）。“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仔细想起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无法自救，罪人无法依靠信仰变成一个好人，罪人只能依靠信而进入至圣所、进入避难所、进入基督的身体，以得赦免。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基督教文学的经典，如果主要关注的是道德和人道，哪怕人性剖析的再深刻，神性也会表达模糊，以至于无法和世俗的文学分离，神性最多也就成了人本写作中的一道添彩的光辉而已。这种以人本出发的道德、伦理、爱、救赎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学，虽然仍然传递出部分基督教信仰的道德生命之光，但已经非常有限，不足以支撑起基督教文学艺术的核心架构，而上述这些经典名著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就远远大于在基督信仰上的载道意义，只不过是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使这种光芒的余晖一直到21世纪后才渐渐暗淡。今天我们华人经常说我们要接过这一棒，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的一些艺术是步西方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后尘，那就是不可能的。什么叫不可能？就是在这渐渐偏离的时候，只有我们的生命回归《圣经》、回归信仰的最基本点，我们才能让基督教文学艺术复兴，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基督教文学艺术永远视为经典，一直跟随它走，而不是回到《圣经》中来，跟随《圣经》最基本的信仰真道，那我们不过是文学创作或者说文学中的一类，而不能够真正写出具有天光的，具有圣灵之光，来光照他人的文学，它不能使人真正的知罪悔罪，心灵被震动。

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它是一个反对权威，解构一切固化的道德伦理观，它的文学艺术更崇尚自由和解构。因此，建立在基督教道德伦理观上的新教文学艺术，必然就面临了无以为继的处境。即便在今天美国基督教文学艺术的复兴，都有一种回归原本的趋向，也就是说不再是在道德能力层面的固化。比如《耶稣受难记》就是回归最基本的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也就是说回归福音本身。例如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回归神本，让人看到这天父的事，让人看见上帝的道、上帝旨意高过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坚持基督教文学艺术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模式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要坚持固有的模式来写作，那么它的边缘化是难以逆转的。但如果我们反思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的态度，天主教当时对城市文学的兴起、市民文化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真正回到《圣经》全备的信息中，回到神本的视角中，并且始终记得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如果教会不再将文字仅仅当作工具，而是主动地孕育产生基督教文学艺术，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基督教文学艺术归正和复兴的时代。

我最后想说的是宗教改革500年，我倒觉得此刻是教会主动的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实践在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将500年前上帝的启示主动解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文学、艺术、商业各个方面来影响社会的时候，这样的反思，这样的主动应用，才是对宗教改革最好的纪念，也才是来完成宗教改革。

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要用信的生命来影响世界，是让我们不断的回归到神本，回归到与上帝生命相连，有理性又有感性，但更重要的是生命相连来发出光的艺术呈现、光的生活状态。因此，宗教改革既然说是不断地回到上帝面前，不断地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回到《圣经》来学习如何建立基督教文学艺术素养及其表达方式。

▼

互动提问：答疑解惑

Q读者10群问题：孟伟说: 以前看《罗马书》觉得好是好、特严谨，可总是觉得有所“压制” （这表达或许不够贴切）特绕，今天听过讲座，清晰多了

A《罗马书》是应该算是新约中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是非常严谨，但不是压制，你要回到当时写《罗马书》的背景去读，因为今天华人基督徒对旧约读得相对少，因此直接读新约的时候，没有一个感性的和生命的体验作为基础在你的生命中，直接来读总结性的，那就变成一种命题式的、学识性的接受，但是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生命体验和认知在心里，再来看就会不同。

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中国人如何读旧约”，根据中国人读书的特点、理解能力，如何找到一种读旧约时感到共鸣的读书方式。如何来读旧约，这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喜欢读旧约，当你喜欢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通过旧约先在你与耶稣的关系中有一个更深的体验。然后再读新约，你才知道是怎样的神，怎样来解决你的罪。所以救恩是在有神有罪的基础上，对有救就才会有很强的认识，特别是逻辑性的思维是要在感性的认知和生命的联结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也是特别鼓励大家多读四福音和旧约，因为四福音和旧约很多是叙事性的。

Q香柏3群问题：施玮老师，您的长篇小说《故国宫卷》已经创作完毕，能分享一下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内容吗？

A 关于我的新长篇《故国宫卷》我写完《判教者》以后，当时一直在预备写《宋尚节》，但在这两部大作之间肯定要有一两年的休息，而且我也要处理很多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心里突然就很有感动，但觉得这是一个世俗的题材，我不应该干这件事，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好像就是上帝要我写。按照我自己的逻辑认为这不该是我写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不应该是我写的，我生命宝贵不能来写与基督教无关的。” 其实我现在回想有点像当时的彼得遇见天开了的异象时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为此，我多次祷告神，我都充满写作的动力。奇妙的是在一个夜晚，我还做了一个梦，甚至整个故事发展的主线，都一清二楚，似乎是上帝为我展开了历史画面。因此我就开始写，但写到五六万字的时候就不想写下去，我自己的想法又来了，感到这个故事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写现代年轻人在故宫里面的生活啊，写他们彼此的爱情，他们在故宫做戏啊，做PPT啊等等。都很现代，都很好，但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是我要写的，特别是在写到5万字的时候实在是这样的感受。后来因为我在教会带祷告团队，我们祷告得很热烈，为教会各种事情去祷告，就在每天疯狂的祷告中，上帝突然就让我看见这本小说的写法跟我起初的想法--直线往下写--是不同的，需要有一个极度的穿越，然后用《圣经》中对时空的构架来重新编排。

其实简单说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上帝眼里，时间并不是一个轴线，祂看千年如一日，；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代又一代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一代又一代，我们在爱情上寻找追求，我们在仕途中寻找追求，我们在功成名就上去寻找追求，其实所有的寻找追求它都是一种虚空和惘然，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一样。于是这一个非常好玩好看，有很多像智能小说等等新鲜元素，这一本书因此突然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了。

目前这个小说初稿写完，同时我也在修改，就是要修改成影视剧本的创作，因为这个小说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超越，写到现代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和《判教者》完全是两回事。是写当下的、年轻人的，我需要很好地将我的思维和创作方式从《判教者》中抽离出来，清空并且预备来写《宋尚节》，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过程。小说基本上写了四个时代：晚唐，杜牧和张好好的爱情故事；南唐，南唐即将要灭亡的时候韩载锡家中夜宴的故事；有明民国后期南迁以后，包括在抗日结束琉璃厂老板抢文物事件，还有张伯驹；一直到文革时期。当然这些都是背景，最重要的是体现了现代年轻人从不同的角度看文物的观点。

当然，为了写这本书我也去暴雪公司了解体验游戏是怎么制作的，在里面也写到游戏以及智能写作，我也设计了一个将来的智能游戏电影，一种综合艺术呈现。所以我想年轻人会挺喜欢这本书，至少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玩，里面又充分发挥了我对艺术、对古诗、对古画、对古音乐、对舞蹈的了解。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但我也是个中国人，要想做一个中国基督徒，我们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尊重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文化审美和艺术审美，只有尊重，我们才知道如何让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用适合中国人接受的艺术方式和有传承果效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我在中国的古典文学艺术文化上面还是需要补课，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非常少，当你不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来发展它，更没有办法来评判它的。

说真的，这一路上上帝对我的带引都是不断地释放我，而我自己就是不断的局限自己。

Q香柏1212群问题：非常感谢施玮老师为我们讲解得这么清楚和详细。我们如饮甘露。从基督教文学的巅峰到基督教文学的衰落，解读救赎才是唯一的根本，只是采取的文学表达方式，不能因为要宣明福音，而损失了生活中真实性。那请问施玮老师，是否充满人性，感性与灵性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真正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A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否定的，如果没有神性，人性就是虚谎的，而且人性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所有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都在表达人性，甚至非基督徒好像描述出的人性目前来看似乎比我们写得更加有挣扎度。但是基督教文学作品要描述的人性是在神性光照下的，这一份人性的描述是上帝在里面成为支撑的人性。所以只有从神性的角度来看人性，也就是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只有从这个眼光来看人性，所写出来的人性才具有基督教文学作品独特的魅力和力量。那么感性呢？文学作品都是需要有感性的，但是真正完全感性的文学，属于文学爱好者文青的一种作品，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感性中间一定是有理性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以理性作骨头，以感性做你的血肉，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品。当然基督教文学作品，灵性是最重要的，这在灵性文学里面我也写过，灵性的意思就是你要是一个有灵活人，写出有灵活人的生活状态，来反映我们心中内住的灵的光辉，而不是我们人的光辉。

Q北京群问题：施玮老师，从中古世纪的解经，启示性，梦幻性，预言象征文字的文字工作，将基督教文学推向高峰，班扬的《天路历程》是代表作。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基督教文学的艺术表达，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只要是基于救赎根基的文学艺术创作都可以算作是基督教文学？那么今天信徒这么多，有文学创作的人也是那么多，基于《圣经》的创作，您可否为他们留言鼓励？

A 什么是基督教文学作品？从宽泛的广义上来说，凡是有关基督徒、基督教、《圣经》的作品都具有基督教文学作品的特色；但是从狭义方面来看，我给出的定义是，只有真正有圣灵内住的人所写出来的，能够反映上帝视角看世界的，或者说反映的是《圣经》价值观、世界观来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基督教文学作品。

留言和鼓励，就像对我自己说的一样，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一个作家，你是无法用文字骗人的，就是说文如心声、功夫在诗外。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创作者，只有真正的在你的心中好好地来追求主，真正的与神连接，认真反思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根基上扎根，才有可能写出基督教文学作品。如果在神学上是马虎的，你再写也写不深；如果你在生命体验上与神的连接是马虎的，你也写的很浅。因此，我们要扎根于神的话语并且与上帝有生命的连接。在外面，我们要生活在教会，生活在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群之中，就是生活在基督的身体之中。很多的写作者因为没有时间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不喜欢在教会中服侍或者没有参与教会很多的活动，那么你就无法反映出你所要写的这一群独特的人。所以我说功夫在诗外，功夫不在你写作上，而在写作以外，在你的生活、学习、服侍中，只有亲身体验，你才能写得更好。

▼

主持人：红娘总结

感谢施玮老师美好的分享，她从天主教中世纪开始梳理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许多是从文学、绘画、音乐等直观的感受开始介入的。

基督教文学艺术是从天主教发展过来的。基督教文学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圣灵的工作上，中世纪天主教的势力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强势的，比如教堂建筑、文学创作、宗教绘画、宗教音乐都进行了直观的福音性传播。中世纪，西方文学的经典均是以圣经为母题，基督教文化就是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文化的乐观、诙谐被天主教文化的苦难和严肃所论断。

今天的讲座从三条线来对照：

一条是教会的组织构架与神学；第二条是基督教文学艺术；第三条是社会的思潮。

我们一起探讨了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中世纪神学与文学的结合，圣俗二分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力，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其实渐渐的从文学变成了文字，导致灵修文学与寓意文学逐渐枯竭。

在基督教文学创作中，施玮特别讲述了创作中的人性与真实性，没有神性的人性是虚谎的，没有人权的神权是不合《圣经》神本的视角，这是一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过程。

政教分离导致基督教文化与主流文化分离并且被边缘化，使得我们失去阵地，丧失了许多话语权。

释经学的发展让我们更加关注逻辑，忽视寓意解经、灵意解经。理性，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影响了教会释经学的发展，更影响了教会的文化氛围，就是好像特别爱讲道理，这并没有给上帝，给圣灵留有空间。

因信得生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对信的感性和生活实践的阐述。信，是生命实践，是生命的体验。

文学是对生活真实的反应，文学在黑白之间是有灰度的。《天路历程》其实开启了一种教会内的文字事工模式，宣讲教义但文学性相对减弱。基督教文学艺术变成了文字事工，缺失了对艺术本身的尊重，进入到了简单教条式的教义文字；进入到了道德行为典范性的描绘；变成了道德伦理的自救，偏离了救赎的本义。《叛教者》是描绘主人公虽在软弱之中但却长生在基督信仰之中。

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也是基督教文学归正的时代，用信的生命，回归神本，是神光照的人性表达，与神生命相连的荣耀。近日施玮老师刚刚结束了长篇小说《故国宫卷》的创作，微信晒出她煎牛排自我奖励的美图，祝愿施玮老师新书早日出版，祝福更多的人。

谢谢施玮老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沙龙弟兄姊妹的参与，谢谢各群同工们的通力配合。红娘在广州祝大家晚安，在主里安息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