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师范大学  王奇生

在国难中奋起, 在国难中凝聚。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至海外, 留学生们无不群情激愤。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 对日本民众由潜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侮华心态和日本当局公然露骨的侵华野心, 早就洞若观火。
故而对国难感触最敏锐, 情绪也最高昂。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翌日, 留日学生即宣布全体罢课。9月23日,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倡议一致归国。归国运动的浪潮随即波及东京其他各校，到10月底,回国留日学生在2000名以上。留日学生回国后，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向政府当局数度请愿, 要求立即对日宣战, 收复失地, 反对不抵抗主义，从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实行强硬外交。另一方面, 他们向民众作抗日救亡宜传, 发表告全国各界同胞书,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这次2000余名留日学生牺牲学业, 满怀悲愤的回到祖国,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留日学生归国抗日的同时,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亦纷纷通函通电，或游行请愿, 以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留比中国学生齐集日本驻比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留英、留法和留美学生分别致电南京政府, 急切要求政府当局改弦更张, 集中一切力量, 抵御外来侵略，留美学生还发起成立了“ 支援祖国委员会” , 从事抗日宣传和演戏募捐。在德国, 留德学生对东北军不作抵抗即退入关内深感失望和沮丧。不久, 忽闻马占山在江桥阻击日军北犯, 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留德学子们十分振奋, 一致认为有必要派代表回国慰劳马占山, 遂推举贡沛诚回国。贡沛诚回国后, 不仅向马占山表达了全体留德中国学生的敬意, 而且萌发了自己组织抗日武装的念头, 终于在河北都山之北、热河以南的汤道河建立抗日武装据点, 打出“ 民众抗日铁血团”的旗帜, 蔚为中国留学生救国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
傅斯年曾经说，“ 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困难, 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 也正是世纪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考察中国近百年史, 诚如傅斯年所言。可以说,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国运的影响, 对中国人心的震撼, 其力度决不亚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冲击。从这一天起, 遍布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有觉悟、有良知的炎黄子孙, 都从愤激中揭粱抗日救亡的义旗。在国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激流固不待言。在海外, 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广大海外侨胞亦不再缄默。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欧美留学生, 均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洪流中, 由于所处环境有所不同, 欧美留学生没有留日学生那样集体辍学归国。救国的方式虽然不尽一致, 而救国的热情一样浓烈。
九一八事变以后, 中国青年负岌海外者依然络绎不绝。与往昔不同的是, 在这个年代出国的萃萃学子无不怀有“去国不堪心破碎,平戎空有胆轮回”的感触。他们虽然告别了那不幸的乡土,却难以沉潜于异国的书斋。祖国的危难时刻萦怀在他们的心坎，救亡的使命一直重荷在他们的肩头，国难不仅没有销解海外学子的爱国心, 反而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凝聚力。这一点, 在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纵观一年欧美留学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以后寻求中国出路的时期。这个时期, 一般留学生对蒋介石政权还抱有幻想, 对中国前途的理解尚未统一。对如何抗日救国,各人的见解不同。有主张立即抗战的，有主张先行准备的，有主张和平统一的，有主张武力统一的。由于各自的政见不同, 表现在行动上, 各人自有公开或秘密的救国小团体。因此,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有高涨的热情而无统一的行动。
第二阶段：救国活动步履艰难时期（约1932年初至1935年底）。在国内, 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为了压制抗日民主运动, 于1932年3月以“复兴民族”为名, 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亦称蓝衣社）。成立后, 很快在海外留学生, 尤其在欧美留学生中发展其势力。在国民党的破坏下, 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陷入了低潮。
第三阶段：各国留学生联合战线形成时期（1936年春夏）。随着华北事变后国难的日趋严重, 大部分留学生看穿了蒋介石所谓“长期抵抗”的误国真面目。原来一部分受国民党当局利用的留学生也洞识大体, 纷纷加入到抗日救国的战线中来年月, 留美学生召开全美中国学生代表大会, 在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影响下, 大会通过了《北美中国学生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对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进行了强烈谴责。继全美中国学生代表大会之后, 1935年12月8合日, 巴黎中国学生会亦举行常年大会改选了执监委员, 结束了蓝衣社分子把持的阶段。
第四阶段：全欧留学界联合战线形成时期（1936年秋至1937年7月）。各国留学生内部联合战线建立以后, 抗日救亡运动渐呈蓬勃之势。但由于相互缺乏联络, 留学生的活动表现得散漫而不一致。鉴于此, 各国留学生深感联合战线有进一步扩大的必要,一是打破国界, 实现洲际联合；二是切实联络华侨,共策救国。
1936年3月14日, 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留英中国学生会、伦敦中华学生会和全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3个团体共同发起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英法美等国家的51个学生团体的代表, 其中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派代表出席者共有10个.闭会后, 全体中国留学生代表又热烈讨论了向南京政府致电的内容等这些行动初步显示出全欧留学生走向联合的趋势。
继世界学生大会之后, 1936年8月底9月初,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又接连召开了世界青年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 除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外, 尚有3位直接来自国内,他们是：钱俊瑞（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陶行知（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代表）、陆璀（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他们都是国内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和活跃分子。这3位代表抵欧后, 向留欧学生和华侨控拆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和东北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惨状, 介绍了各界救亡运动的情形, 并竭力主张建立全欧工商学侨胞抗日救国的总组织。留欧学生深受振奋和鼓舞、陶、钱、陆三位的欧洲之行,加速了全欧留学生和华侨抗日联合战线的建立。1936年9月20日,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正式开幕。到会者有英、德、法、瑞士等国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共计450余人。大会宣布“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 全欧坑联”）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 以留学生为主体, 联合全体工商学侨胞在内的抗日救亡团体。
“全欧抗联”的建立, 是旅欧留学生和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空前团结的显著标志, 在欧洲华侨史上前所未有。从此以后, 留欧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渐入一个联合统一的新境地。
    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这段国难岁月里,欧美留学生一边刻苦求学, 一边努力从事救国活动。综观他们的工作, 主要有有以下5个方面：进行国际宣传、联络引导华侨, 开展学术研究, 积极与闻国事, 创办救国刊物等。
第一, 进行国际宣传
留学生身居海外, 以敏税的世界眼光, 丰富的国际知识, 娴熟的语言能力, 从事国际宣传, 可谓得天独厚。确实, 欧美留学生在这方面尽到了自己神圣的职责。 成为30年代中国的一支庞大的海外国民外交队伍。在推动国际声援, 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事迹,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 引导国际舆论视听等方面,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社交宣传：举行中外茶会、中外聚餐, 联络外国新闻记者和各国同情中国的团体和友好人士。如留学生遍访法国政府、各政党、工会、宗教机关和其他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团体, 总计40多个。留英学生努力推动英国国会议员在上下两院提出对中日事件态度的质询, 推动英国工党在伦敦举行援华的示威游行。此外留欧学生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1936年3月14日, 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与“ 全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及文化联合会” ,在伦敦联合发起召开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同年8月底9月初, 留欧学生派代表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青年大会。
文字宣传：出版西文刊物, 印发西文传单和小册子, 发表西文宜言等。留美学生出版了中英两种文字的《留美学生月刊》；留法学生出版了法文《中国青年》；留英学生出版了英文《中国新闻》；留德学生出版有英法德意4种文字的《中国通迅》；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出版有英法德种文字的《中国与世界》等。此外, 留学生们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寄来的材料, 为外国报刊撰写评论文章, 或将各种抗日消息，如西安事变发生后, 巴黎《小兰色报》主张列强瓜分中国, 留法学生立即用法文撰文驳斥。
第二、联络和引导华侨。
近代以来, 华侨爱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由于华侨多是为生活所迫才往海外谋生, 在国外多从事一些比较低贱的职业, 文化程度低, 政治意识比较单纯。相比之下, 留学生文化程度高, 政治上比较敏锐倘若联络和引导华侨, 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自清未迄至年代, 留学生和华侨虽然同处异域,却甚少接近。
进入30年代以后, 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留学生和华侨逐渐由隔膜走向联合。1936年1月,美国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 并于1月5日举行全芝加哥华侨留学生联合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该会分缄各地侨胞, 告以示威游行的意义乃“ 以励我民族精神以促我政府抗日政策,以壮我国际声威, 以杜只寇侵略”。在冒学生的推动下, 工商侨胞甚为踊跃。
第三、开展学术研究。
留学生们认识到, 慷慨激昂的集会演说, 奔走呼号的游行示威, 固属必要, 但仅这样做是不够的。他们的知识层次比较高, 而且有各种专门人才, 所以,充分发挥留学生的特长和优势, 把学术研究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 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留美学生即按各人所学专业和特长, 组成不同的研究小组如工程组讨论军事工程及人才供给问题；自然科学组研究国防、战时利器和战时卫生等问题, 然后将研究所得寄往国内相应的机关和部门以供参考。1936年留德学生中组织了“中国问题研究会”, “日木问题研究会” , “ 国际问题研究会”等。留法学生中有不少是学艺术的,。1936年10月，他们讨论组织“ 国防艺术研究部” , 准备到欧美各地收集有关国防的艺术作品, 举行轮流的国防艺术展览会和抗战影片展览会,并从理论上探讨有关国防艺术的问题。
第四、积极与闻国事。
留学生虽置身海外, 仍十分关注国内政局的演变。如留美学生经常就国事问题举行讨论会。华北事变发生后,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举行集会, 一致认为华北问题不是局部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前途的问题。1935年底, 这种讨论会的形式在其它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中也风行起来。除讨论会外,每逢国内重大事件发生, 海外学子虽不能像国内学生那样直接向政府当局游行请愿,却总积极地以通电、宣言、信函方式, 表达其心声和要求。如1935年12月9日, 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反对华北自治,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消息传到海外后,为了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美国纽约中国学生会于12月17日晚召开援助一二九运动特别会议,并致电串联全美各校的中国留学生, 共同奋起, 一致声援在纽约中国留学生的号召下, 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波土领、密西根、三藩市等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行动起来, 或致电北平学生联合会和南京国民政府, 声援国内学生的爱国行动或举行示威游行,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欧美留学界的一系列声授活动, 有力地配合了国内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壮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国际声势, 在海外华侨社会中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第五、创办救国刊物。
创办救国刊物最能体现书生报国的本色。尤其是海外学子, 与祖国远隔千山万水, 投笔从戎既不能为, 奔走呼号亦远水难救近火。而创办报刊, 在海外向华侨和世界友人作抗日救国宣传, 无疑是一种切实而有效的救国方式救亡激发了渗外学子办刊办报的热情, 而办报办刊又反过来推动了欧美留学生救亡运动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在1932-1937年间留欧留美学生编辑出版的报刊, 共计在30种以上。内分月刊、半月刊、周刊、五日刊、三日刊、双日刊、日报和不定期刊有的公开发行有的秘密传递其中绝大多数为中文, 少数为西文或中西文合璧。从刊物的印数和销数来看, 少则数百份, 多则上千份, 个别甚至上万份。随着刊物销数的逐渐增多, 其影响也逐渐扩大到一般刊物。主要以留学所在国为限, 少数刊物越国界甚至洲界发行。由于留学国政治环境和留学生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 刊物寿命长短不一, 短者数月即辍, 长者持续数年。刊物所属团体各异, 多数为留学生团体所办, 有的虽非留学生团体所办, 但有留学生参与编辑出版。刊物的宗旨在抗日救亡的大前题下是同一的，但不同刊物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1936年以前, 刊物多为进步学生所办, 左翼色彩较为浓厚。1936年以后, 刊物的左翼色彩逐渐淡化而多自命为全体留学生和华侨抗日救亡的喉舌。不少刊物公开表示“ 不分党派, 不问信仰, 站在民族立场, 共同救国。这充分反映了海外学子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
在近代, 每逢祖国有事,海外学子即大批回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为共赴国难, 留学欧美日本的莘莘学子纷纷辍学回国, 形成中国留学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回国高潮。
辛亥革命爆发时, 回国留学生多数是为参加反清革命, 但也有少数留学生是出于个人前途的考虑,即看到当时国内政权新旧更替, 认为是入仕得官的良机, 因而束装回国。与辛亥时期相比, 抗战时期回国的留学生很少有个人前途的考虑唯一的念头是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抗战初期回国的留学生中, 许多是出国未久、学业未竞的学生。他们毅然中断宝贵的留学机会,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有的不惜抛弃自己的事业和安逸的生活, 回到祖国。据统计, 在抗战爆发后两年的时间内,先后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多达七八千人, 约占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的80%。
留日学生因负贫敌邦, 洞悉敌情而且日文均娴熟, 从事抗日宣传尤能展其所长。 1937年8月初最早回到上海的数百名留日学生首先发起成立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 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款慰劳前线杀敌战土的任务。当时, 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由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主持。为了壮大抗日宣传阵容, 加强宣传力量, 郭沫若罗致了一大批留日归国学生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 集中于平津沪宁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 一部分大学教授未能随校迁去。另有一部分教授救国心切, 认为静坐书斋无补于时艰, 乃弃学弃教, 转而从政从戎。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师资渐呈青黄不接之势。恰逢此时, 大批留学生辍学归来, 顿时弥补了大学师资的不足, 并充实和壮大了战时师资力量。 
以西南联大数学系为例。据陈省身回忆：战时 “数学系教师队伍人才甚盛, 已有名望的教授就有十二三人, 年资较老的名教授如南开的姜立夫、清华的杨武之、北大的江泽涵诸名家都集于一系, 加上一部分新从国外留学归来, 学有所专, 业有所成的原清华大学、北大、南开数学系的毕业生和教师, 如华罗庚、许宝录, 我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刘晋年、张希陆、蒋硕民、申又帐、程毓淮等教师力量较战前各校更为充实”。这些新回国的留学生因刚从国际学术前沿阵地归来, 知识结构新, 带回国际学术界的最新信息, 使战时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学术仍然能跟上世界潮流, 不致因八年抗战而中断、脱轨。
数以千计的归国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洪流中, 无论是前方或后方, 无论是国统区, 还是抗日根据地认政界、军界到教育界、科技界, 到处可见到归国学子们在为民族生存献计献策, 流血流汗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大批进步青年中, 就有不少是归国学生。
30年代中期, 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数十个。成员达数百人。抗战爆发后, 这些进步留学生多数奔向了延安。除此之外, 还有一批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和教育处长屈伯川均是留德归来的博土。抗战时期, 到底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奔赴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 因缺乏统计资料无法确知。粗略估算, 大约有200余人。他们大多学有专长, 有的还是学识渊博的博土硕土, 为以往中共人才库中所少有这样一批专门人才投奔延安对抗战时期延安的文化教育和科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既造成全国人力物力的大流离、大漂泊, 但又反过来使全国物力在大流离中实现了大动员, 也使全国人力在大漂泊中达成了大聚合。人力的大聚合中, 最重要的人才的聚合。国难召唤着数千漂泊海外的萃萃学子中断学业, 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 并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帜下, 群策群力地推进民族复兴事业, 其情景之壮观, 其意义之深远, 在中国百年留学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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