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9月19日开始，日本外务省开始变的紧张起来。抢先一步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记录中国留日学生每天的动静，包括他们召开大会、向公使馆请愿、组织中华留日学生会的经过及其章程内容、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等，全面掌握中国留日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向。
如，外务省曾详细记述了10月16日中华留日学生会为九一八事变死难者召开追悼会的主要内容：1.三鞠躬，2.主席奉读总理遗训，3.为死难同胞默哀祈祷五分钟，4.开会致辞，5.主席团及士官学生、同泽俱乐部、其他各团体代表致哀悼辞，6.各团体代表演说，7.自由演说，8.提议，9.高唱口号，10.合影纪念(遭到日本政府的禁止)，11.散会时，气氛高涨到了极点，中国留日学生乃上街游行示威，但因戒严而被解散。
由此例可见，外务省调查中国留日学生活动的详细程度非同一般。与警视厅和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调查中国留日学生不同，外务省主要采取向邮船会社、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各省经理处、留日学生各寄宿舍、同泽俱乐部、留日学生各地同乡会、留日学生就读各学校等咨询的方式，了解中国留日学生的动向。
东三省留日学生（图片来源：藏书网）
九一八事变后的回国潮
而此时，面对九一八事变，中国留日学生又有着哪些作为呢？
1931年9月22日，日本陆军炮兵学校、户山学校、陆军经理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拒绝上课，东京工业大学留日学生同学会决议集体回国。当时，湖南省经理员蒋鼎勋说：“日中冲突事件传来，留学生深感恐怖，担心被袭击，纷纷访问各省经理员，强烈请求快速发给学费或归国旅费。” 24日下午1点，其他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秘密决议回国。29日，120多名中国留日学生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求发给回国旅费。尽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劝说留日学生安心学习，中国驻日陆军留学生监督章鸿春训令陆军留学生按时上学，但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仍从1931年5月的2972人到同年10月底猛降至600余人，回国人数达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80%。日本政府最初认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潮，将随着留日学生领导者的回国及九一八事变的平息而自然终结，且由于“不良分子”的全部回国而剩下认真学习的学生，将有助于其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培养”，反而是“好的结果”，所以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
回国潮与日方“监控”政策相关
1931年10月10日后，外务省根据各地长官对中国留日学生动向的汇报，分别以10月10日以后、11月、12月、1932年1月、2月为序，按月汇总编订，共计5册。这5册汇报内容，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政府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内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厉查禁中国留日学生印制、散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宣传品。
如，10月12日，福冈县知事川渊洽马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警视厅、神奈川、爱知、大阪、兵库、京都、宫城、广岛、山口、长崎等厅府县长官及关东厅警务局长，呈送了《中华留日学生会日报》、《广东同乡会秘密决议案》等留日学生印制品的译文。26日，川渊洽马又向前述各位呈送了在九州帝国大学学生朱毅如信中发现的中华留日学生会的《为东北事件告全体留日同学书》。当日，长崎县知事也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以及警视厅、北海道、神奈川、大阪、兵库、山口、福冈等厅县长官，呈送了在留日学生信中查获的《中华留日学生会日报》。11月4日，警视总监高桥守雄向相关单位通报了《关于在本邦民国人留学生等的排日运动状况件》，列举了警视厅查获的从9月27日至10月23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反日”宣传品，共计29件。外务省以这些“反日”宣传品的发行日期为顺序、按照题名、署名、内容大意列表，并在遭到日本政府“禁止”处分的日期栏中注明“禁”。其中，遭日本政府“禁止”处分的“反日”宣传品有13件，占总数的45.2%。因为日本政府严禁中国留日学生散播、发行反对日本侵华行动的宣传品，所以，中华留日学生会迁至上海后，发行了专门揭露日本侵华政策和行动的《暴露》杂志，每周五出版，其中一部分秘密寄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第二，重点调查具有“反日”倾向的留日学生及其言行。
11月18日，日本警视厅发现了中华留日明大校友会寄给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陈碧生的信内有《暴露》杂志，警视总监高桥守雄遂敦促外事课注意此人，并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北海道、宫城、千叶、神奈川、爱知、兵库、京都、大阪、广岛、山口、福冈、长崎各厅府县长官，通报陈碧生的基本情况，即陈碧生“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闽侯县，新住所：府下户冢町下户冢五七一、改明馆内，现年24岁”。 19日，高桥守雄又将查获的《暴露》杂志的译文呈递前述各位。如此，陈碧生就上了日本政府各级外事部门和各地政府重点监视的黑名单。12月10日，高桥守雄再次通报前述各相关单位、人员；
第三，密切关注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和在学情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开始调查本辖区内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动向和学习情况。11月28日，京都府知事黑崎真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指定的各厅府县长官，通报了在京都的中国留日学生变动情况，计有两个表格。其一是“中华留学生变动表”，以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第三高等学校、高等蚕丝学校、私立同志社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变动及其理由列表；其二是“中华留学生在籍者表”，即从10月到列表之时中国留学生在学者表格，主要记录了每位留日学生的姓名、入学年月、所属学部、出身省别、备注等基本情况。12月2日，宫城县知事汤泽三千男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各厅府县长官，第4次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并将已经归国者列表，且记录归国者在归国前的日本住所、职业、姓名、年龄及备注。其他各地政府也不断上报中国留日学生的变化情况，与相关都道府县互通信息。
第四，时刻注意中国驻日公使馆、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等留日学生监管机构的动静。
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及其他留日学生组织等，负有监管、组织和照顾留日学生的责任义务，因此，它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向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12月4日，山口县知事平井三男将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致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中国留日学生的信件及其译文呈送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喜重郎，及指定的厅府县长官。7日，长崎县知事铃木信太郎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相关厅府县长官，呈送了留学生监督处致长崎医科大学及高商中华留日学生同窗会的信件。12月15日，新任警视总监长延连向内务大臣中桥德五郎、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犬养毅及指定的厅府县长官，通报了中国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对留学生的通告，以及浙江省留日学生经理处与该省教育厅发布的训令。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持续监视中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及中国国内教育部门致留日学生的信件、指示或训令，其目的除了解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外，主要是为日本军部进一步扩大侵华行动搜集情报。   
由此可见，除国难因素外，日本对中华民国赴日留学生的严厉监事政策也是促成大批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原因。
《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再现留日潮
中国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在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剧烈军事冲突后渐归于平息，即使在一二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再起回国潮，但回国者只占少数，大多数采取了暂不回国的观望态度，以免耽误学业。驻日留学生监督处从一二八事变三天后的1932年2月1日开始调查现有留日学生人数，向留日各校同学会发出通知，说明发给回国旅费的手续和顺序。从2月4日上午11点到2月24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发给回国旅费的留日学生累计698名，其中退还回国旅费而暂不回国者从2月15日的33名到2月24日增至51名，且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字，本以为再也不回到日本求学的留日学生又断断续续踏上返日之途，且在1934至1936年出现了新一轮的留日高潮。据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专家周一川统计，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在1932年6月有1400名，到1934年6月增至2168名，1935年6月又增至3517名，1936年6月猛增至5662名，1937年6月1日达5934名。
留日运动高潮与日本安抚政策有关
随着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和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批评，日本政府为改善其国际形象，也在保护和挽留中国留日学生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首先，日本政府命警视厅、各地方长官及接收留日学生各校，适当保护中国留日学生免受日本人仇华情绪和对华战争的影响而祸及他们。其次，日本政府继续推行独自掌控的庚款补给留学生制度，保证部分补给留学生的权利，在一般补给生人数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增加选拔留日学生的名额。最后，日本政府进一步简化入境、入学手续。当时，“日本当局为吸引外国留学生(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增加外汇收入，采取了简化入境手续等方法。中国学生去日本，非常方便。不需要护照，学校给轮船公司开一封介绍信，就可以买到去日本的船票，无须去日本领事馆办任何手续。船到日本后，可自行选择日语补习学校，先过语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日语学习，由中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出具证明，即可报考自己理想的大学，选学理想的专业”。
爱国亦为留日高潮主要因素
当然，此时中国学生的留日高潮也与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有关。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陆海空军留学条例》，希望把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权力收归中央，但遭到日本陆军省的抵制。1933年4月，国民政府为提高留学教育质量，颁布了《国外留学规程》，规定即使自费留学也要专科以上学历或高中毕业后担任技术职务两年以上者才允许出国留学，提高了出国留学门槛。但是，日本政府仍沿用1901年的《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简化入学手续，致使《国外留学规程》仅对留学欧美有效而对日失效。周一川曾指出：中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去日本留学，即使没有向教育部申请也能很方便地进入日本学校就读，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留日运动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少不够留学资格而欲出国留学者，大都利用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抵制，纷纷弃欧美而转赴日本。
同时，中国学生再现留日热潮，还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以及中日货币汇兑的有利形势密切相关。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中日必有一战的观点流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少人抱着这种了解强敌和以强敌为师的观点赴日求学，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学习日语和研究日本的热潮。当时的日本人米村耿二曾撰文称：“中国年轻人掀起学习日语的狂热，的确是叫人惊喜的事，学日语！去日本！去日本！学日语！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然而，最能如实反映这新趋向的，是群集我国为学日语而来的留日学生。”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激增，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1934年1月1日的《申报》曾发文称：日本人对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热潮深感恐惧。9月3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特地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了中国留日学生逐渐增加的状况。而且，中日货币汇兑对中方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
“二三年前，日币100元须以中国国币200—300元方能兑换，最近则可以70—80元兑日币100元。其差甚远，故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为合算。”这是当时很多赴日留学的学生的呼声。从1934年中国留日官、自费生人数分别为707、1115名，到1936年官、自费生分别是742、5059名，可知在此期间留日官费生人数增加有限，而自费生确实是留日学生人数增加的主力。因此，有利的汇兑形势，无疑促进了当时中国留日热潮的出现。
留日热潮背后的隐忧
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剧增和日本政府接受中国留日学生的门槛过低，导致中国留日学生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一些留日学生的弄虚作假行为。据统计，截止到1936年1月，日本警视厅共查出25起中国留日学生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入学的事件，其中专修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各5起，日本大学4起，明治大学、东京铁道局教习所、早稻田大学各2起，直接影响中国留日学生的声誉。
1936年1月10日，警视总监小栗一雄在致内务大臣后藤文夫、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关于在京中华民国留学生激增但素质低下及私立大学的营利化给日中关系带来恶劣影响》的报告中，通报了两个问题：1.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增加固然可喜，但其大多素质低下，导致在东京的中国人士认为日本故意粗制滥造留日学生；2.日本各大学发现了多起不当入学者和伪造证书的事件，其中虽有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私立大学为盈利而故意隐瞒。因此，小栗总监提请内务、外务及文部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尽快扫除这种留日学生教育的腐败紊乱状况，以使中国留日学生理解日本的“真精神”，认识到日本真正的实力和知识，培养成真正的亲日留学生，使其回国后发扬帝国的威信，强调这是“实现日中亲善、建设东亚的紧急要务”。对此，2月17日下午2点，日本政府在内务省警务官室召开了内务、文部、外务三省协议会，重点讨论了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激增但素质低下及日本私立大学的盈利化给日中关系带来的恶劣影响问题。最后，会议决定：由文部省召集各私立大学教务责任人向其彻底地讲述招收留日学生的根本意义，要求其自觉寻找有效监督今后留日学生的特殊方法。即日本政府希望私立学校能主动强化留日学生教育，以培养真正理解所谓日中亲善“真谛”的中国留日学生。
日本政府的主动“提拔”
日本政府积极接收普通中国留日学生的同时，更为重视选拔少数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以培养“中日亲善”的高级人才和“模范”留日学生。1936年9月8日，有田外务大臣分别致电在上海的川越大使、在北平的武藤书记官、在南京的须磨总领事《关于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招募办法件》，命他们联络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科研院所和学校，选拔极少数的优秀学生作为东亚同文会给费生到日本留学。
具体的做法是，与相关学校交涉，在众多的中国学生中选定5名，详细调查他们的学习程度、经历、希望就读学校等，然后报告外务省。当日，有田外务大臣又专门致电北平的花轮书记官，命他通过在北平的近代科学图书馆选拔5名以内的优秀留学生。9月9日，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驻天津田尻代理总领事，请其联络中日学院藤江总务长，从该校毕业生中选拔3名以内的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同一天，冈田部长还致电驻汉口三浦总领事，请其联络江汉中学斋藤总务长，从该校毕业生中选拔3名以内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领馆联络在中国的日方民间团体和各类学校的日方负责人，选拔少数优秀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作为其实施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政策的重点培养对象。 
培养“亲日分子”的目的
虽然接受中国留学生时较为主动，但日本政府往往采取积极接收而消极教育的留日学生政策。这种政策看是自相矛盾，其实恰恰反映了日本政府既梦想实现培养留日学生亲日感情和亲日分子的目的，却又担忧获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中国留日学生成为其向东亚扩张的障碍和对手的复杂心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戒心日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防止分散于日本各地联队实习的中国留日军事学生“滋事”，特命第24期中国陆军见习生提前返校入学。返校后的第24期陆军见习生与第23期留日陆军学生联合组织“退学救国团”，一致决议：日本政府如不撤兵东北，就退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借出物品，集体退学，并向日本陆军省和留日陆军学生管理处请愿、游行示威。但是，他们的行动根本无法阻止日军挑起的侵华战争。最后，他们决定集体退学回国，并发表退学宣言，表达了留学敌国学难有成的真实感受。
日本政府通过批拨教育经费、补助费等形式，影响和控制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教师和学校，使其按照政府的留学教育目的培养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3月24日，日华学会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出因为留日学生人数增多，教师、食堂、图书馆阅览室、运动场等留学生教育设施严重不足，拟购买上野塾的建筑设施及其场地作为东亚学校的分校区和留学生宿舍，所以申请10万元补助经费。鉴于日华学会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中的积极表现，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于3月30日对日华学会发出第38号《指令书》，其第一条即“从昭和九年度(预算费)中支付该会用于购置留学生宿舍及东亚学校分校用地的购入费”，但为保证专款专用，在“建筑物及土地买卖手续结束时，缓交的所有权转移证明的登记簿誊本、建筑物及土地的图形、购入费凭据及其誊本两则应呈交外务大臣”，且外务大臣可随时派员检查购买的建筑物、土地等一切物件，“一旦违反本指令或此后随时发出的指令时，就得交还补助金”。日本政府虽积极资助日华学会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活动，但也规定了相当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确保其中国留日教育补助费落到实处。
其实，日本政府批拨各项留日学生教育经费的基本准则，就是各教育机构对留日学生教育的“实效”，即是否符合其培养留日学生亲日感情及亲日分子的目的。1935年10月16日，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侯爵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递交了设置东亚学校高级班所需经费补助的申请书，强调其“通过会话、讲读、演说、作文等方面的训练，(使中国留日学生——笔者注)完全掌握日语，以通晓日本事情，取得实用效果为目的”。在申请书中，细川侯爵还详细列举了入学程度、修业年限、学期、入学方式、招生人数、学费、备注等项，以及《设置高级班的经费概算》和《东亚高等学校高等科(新设)规则概要》。冈田对此表示：“对于补助东亚学校昭和十一年度设置高级班所需经费年额金四千元的意见，要看其实绩，再行决定是否从十二年度以后开始补助。”即是说，要看东亚学校设置高级班在教育中国留日学生中的表现，是否完全符合外务省的意图。也即是说，东亚学校设置高级班对实现日本的留日学生教育目的究竟有多大好处，这亦是日本政府补助留学教育经费的根本原则。
 文章内容主要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作者：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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