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以儒教的名义

▌一、

从没有追星和追剧的习惯。今天是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也是香港佛诞假期，忙里偷闲，追看了火遍中国的《人民的名义》，竟一口气看到了祁同伟吞枪自杀才停下——后面的我也不准备再看下去了，在我看来，祁同伟自杀，这部片子也就结束了。

吸引我一直看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反腐，而是过往从来都列作宫闱家事，秘不示人的政坛权斗，以及围绕进出这个权力之门的人性纠葛。

看完后两个最大的人物感受：

1、对正面男一号侯亮平，没来由的反感。衔玉而生，伟大光明正确。高高在上，睥睨众生。我来，只是看你们这些芸芸众生怎样表演，怎样挣扎；
2、对反面男一号祁同伟，鄙薄其不择手段，但对他更多的是感同身受的唏嘘、惋惜与同情。他非常清楚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这种出身在现实环境里的渺小与脆弱。这个坚持“胜天半子”雄心的男人非常清楚，根本没有什么“老天”。所谓的“天”，就是那个被部分人把持的权力大门，而对他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布衣，如果想进入这个权利大门，他就只能跪着进去，也必须做好随时被踢出来的准备。

而他内心是孤傲的，对把持着权力大门的那些人是鄙视的：你们在人格上并不比我高哪怕一毫米，既然权力是私相授受的，那么你们只是比我更幸运而已，只是比我更早坐到了这个门里面。这也是为何在死前祁同伟要重复喊两遍“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制裁我”的原因，也是他宁可选择去自己曾经身中两枪、舍命缉毒的孤鹰岭吞枪自杀，也不愿俯首就擒的原因。

他的膝盖或许很脏，但他一定自认内心是干净的。所以他没有在唾手可得的机会面前击毙把自己逼上绝路的正义化身侯亮平，也用自己的命还了陈海的命。

他的败，不是败于命，而只是他与门里面人的力量的过于悬殊与不对等，所以他才在吞枪前狂喊出了那句“去你妈的老天爷”。

▌二、

一个基督教朋友如此向我阐述他对宗教的看法：你知道为何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了，中国还出现文革这样连丛林动物底线都践踏和突破的丑陋人伦闹剧吗？无他，中国这块土地，与其他土地的区别在于：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头顶没有三尺神明，头顶没有天，行为就很难有底线。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儒学算是半个宗教，被历届朝廷奉为圭臬，捧了两千年：这种君权与神权和谐共生两千年的现象，唯有中国。

从正面看，“仁义礼智信”，怎么看怎么舒适。但换个角度呢？孔雀屁股是个什么样子？

事实上，儒教并非开始就成为中国国教的。秦时以法家思想治国，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以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文帝皇后窦漪房对《老子》颇有心得，并将儒家诗书视作是驯化管制犯人用的（“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她认为，世间之事均应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治国也是，当官的做好分内事，哪怕回家卖红薯都没啥，只要有事没事别去骚扰百姓（“宽政待民”），则天下必定太平。也正是这种政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这种情况从汉武帝时期发生了变化。文景之治后国库殷实的汉武帝为了实现真正“家天下”的集权，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教义）做支撑，而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保留伦理上“仁义礼智信”的外衣，对儒家重新做了政治上“三纲五常”、哲学上“天人三策”的重新解说，其中“天人三策”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而“三纲五常”的核心就是“君为臣纲”的绝对服从，这从根本上适应了“家天下”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也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开始大力推行的内核。

（把儒教推上国教的改革者董仲舒）

这就是儒家自汉武开始成为国教，并与皇权和谐伴生2000年的真实原因：在儒教那里，从来没有一个高于世俗皇权的神权，更不会去与皇权争夺权力。儒教存在的核心价值，恰恰是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各种道德桂冠（枷锁？），去维护皇权，庇佑帝王的家天下。

从这时开始，中国人头上，就不再有“天”了，而只有垄断权力于一家的“天子”。

这种准宗教道德桂冠，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尤其朱熹的努力，被彻底强化与固化。而无数的道德丰碑，则让这种在“家天下”的皇权门口终身跪下，成为一种民族根深蒂固的强大惯性与挣脱不去的道德绑架。

尤其是这种行为被直接与爱国划上等号时。

南宋宝祜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坚决不降，被元王朝杀害前，留下一首“衣带铭”：“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识形态下正统读书人的精神写照。他们前赴后继，为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权力大门看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果文天祥能知道一千年后的历史书籍将元王朝视作我们自家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不知道他是否还会把守节与看护帝王家门，画上等号？是否还会那么断然和决绝？

▌三、

历代皇权的拥有者会不遗余力去宣扬那些“舍身取义”的尽节者，哪怕这些尽节者动作多少已有些“走火入魔”。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被杀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同共撑危局。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与元军在广东崖山海面决战，宋军败，陆秀夫自觉无力护驾，决心以身殉国，乃先驱妻子入海，哭拜幼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然后抱起9岁的小皇帝，以匹练束在一起，从容投海，完成了舍生取义的最后一个动作。

对陆秀夫而言，他的死成全了自己当为千古忠名。如果他是孤身蹈海，我会对他保持完整的崇敬。但他的妻儿，非死于虏手，而是被丈夫驱逐入海，还有一个不谙世事的9岁小皇帝，也稀里糊涂“蹈海”，成为陆做丞相的道德殉葬品。

为着一个崇高的到的目标，决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样舍生取义？舍生固然可取义，杀身固然为成仁，然而，“取义”、“成仁"，是不是可以成为舍他人之生、杀他人之身的正当理由？

如果说陆秀夫多少还算是在抵抗“外族”，那方孝孺对皇权大门的看守，则已到了一种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程度。

有明一代，方孝孺是唯一一个被称为“读书种子”的人。朱棣起兵时，高参姚广孝拉住朱棣的马首，说如下南京，方孝孺必不肯降，但也请一定不要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

1402年7月13日，燕王朱棣率军攻破南京金川门，召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方坚拒，再迫之，乃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汝独不顾九族乎？”

方答：“便十族，奈我何？”

便十族，奈我何？

肃然起敬，还是不寒而栗？

朱棣满足了他的愿望。方孝孺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仅有的两个被夷十族的人。除了九代血亲，其学生、朋友亦全部受牵连。总计有873人被凌迟处死，另有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人。方孝孺是最后一个死的。八百多人杀完，才轮到方孝孺。他被凌迟处死，其骨骸亦被拆散，并弃之。

《明史·方孝孺传》详细记载了朱棣破城后与方孝孺的对话。成祖（朱棣）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

这句大白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我们自家的家事，你个看门的，就别掺和了。

但方孝孺不。对方孝孺而言，哪怕你朱棣和朱允炆都是赵家，你朱棣再有才有德，这天下也不是你的。朱允炆再昏聩再平庸，天下也是他的。“殉于一家一姓”的儒教教育深入方孝孺的骨髓，哪怕为此株连十族、873人的性命。

“效忠尽节”到如此份上，也没有让朱棣这个皇权争夺者产生丝毫赞赏，夺权路上，神挡杀神，鬼挡杀鬼——这一点很像祁同伟，区别在于，祁同伟身上没有皇家基因。

但一旦夺权成功，这种誓死维护家天下的儒教思想，又会转而为皇权所刻意包装和推举。方孝孺死后，天启二年，朱明皇帝录方氏遗嗣，给予隆重祭葬及谥号。

皇上非常清楚：奖励子民尽忠（哪怕是愚忠），就是在维护自个的江山。

历史上历来对方孝孺的行为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读圣贤书的人都是赞许的。比如郭沫若就称赞他“骨鲠千秋”，虽然郭自己后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公开即席为江青赋颂诗多首。同样对方孝孺赞赏有加的大儒钱谦益，在明亡时与秦淮名妓柳如是相约一同投水殉国，结果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以手试水，说“水太凉了”，终究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不惜一死，纵身跃入水中。

而对于试图戳穿这层伪装幔布者，皇家从不手软。中国封建史上最大的“思想犯”无疑是李贽，他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蔑视权威，“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对儒家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忠君、假道学，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愚忠与思想禁锢。这种“异端”、“邪说”广为传播，引起朝廷极大惊恐。

（明朝最大思想犯李贽）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其著作。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

享年76岁。

▌四、

但忠君死节的儒教其实看不住一家一姓之大门：既然权力属私，你可觊觎，我不可觊觎？

儒教是在南宋朱熹时期被彻底强化与固化的——但这依然没能摆脱其败亡的命运。

1267年—1273年，在大宋西北边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会战。这场会战令中国的历史车轮倒退和耽搁了数百年之久——史书上称其为襄阳会战。

1273年初春的一天，已经完全没得选择的南宋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吕文焕献出了襄阳城的钥匙。随着城门的缓缓开启，蒙古军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襄阳城。在此之前，他们刚刚攻破了一江之隔的樊城，并进行了血腥的屠城，作为拒不投降的惩罚。

（见证了襄阳会战的汉江）

那一天，吕文焕看着苦守六年之久的襄阳，痛苦、无奈、凄凉，或许还有一丝轻松，同时涌上心头。那是一个命运转折的时刻，无论对于南宋王朝还是吕文焕本人：南宋输掉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会战，基本上等于输掉了整个国家。“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最重要的北部屏障瓦解，元兵“浮汉入江”，南下的步伐骤然提速。六年之后，宋亡，“异族”第一次统一了中国。

而血战六年的吕文焕自己也从此背上了判臣的千古骂名。

1275年的时候，南宋谢太皇太后下诏，祈望吕文焕等降将能够念及旧情，为宋元两方协调，息战通好。在给谢太皇太后的回书中，吕文焕详细描述了自己投降元朝的心路历程：“报国尽忠，自揣初心之无愧，居危守难，岂知末路之多艰？……因念张巡之死，无救于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图于后…”

降元两年之后，已经身居高位的吕文焕依然在以儒家效忠死节的名义为自己的投降辩护，将自己比作西汉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参见拙文《不为大汉耻—叛国者李陵》、《不为大汉耻：爱国者耿恭与叛国者李陵（下）》），声泪俱下，痛彻肺腑。我完全相信它是吕文焕内心的真实写照——非吕文焕不战，而是他的萤火，根本不可能刺破垂死腐朽南宋的黑暗。

至今，仍有诸多人将南宋败亡的原因归结为蒙古军队太强大、南宋太弱小。但还原那段历史的诸多细节，我们不难发现，败亡原因虽千丝万缕，扑朔迷离，但答案却简单得令人绝望。

非元亡宋，乃自亡也。

南宋在襄樊的失败和它六年后的灭亡一样，都不是某几个人或某几件事导致的结果，而是因为南宋这个“家天下”王朝天生的“病毒”及“病变”。在年深日久的累积中，“病毒”已侵蚀这个国家肌体的每个部分，并使它最终崩塌，蒙古军队不过是加速了这个崩塌的过程。

很遗憾，这种病，无药可医。

严格世袭的皇权体系，意味着权利私有的“家天下”，必定有许多庸才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比如赵孟启；庸才缺乏辨别贤愚的眼光，更无治国理家的能力，当然要依赖亲信之臣，贾似道之类依靠裙带关系，攀上高位之权臣的出现，实属必然；权臣又要维持自己的权势，而且处心积虑阻碍有才华的人上位，于是派系之争出现，阿谀奉承的小人被提拔，心有不满者遭排挤，襄阳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是前者，投降献出泸州前哨的潼川路安抚副使、悍将刘整是后者；及至强敌来犯，当为国效力之时，各方利益的纠葛也趋于高潮，于是名将李庭芝遭遇掣肘，与贾似道素来不和的高达被摁在了后方；最终，吕文焕被逼上了绝路。

1279年，襄樊之战结束后六年，宋亡。在这六年间，元军势如破竹，而大批南宋将士则纷纷投降，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饱读孔孟儒教之书。

▌尾声

文明衰落，有两种方式：基于愚蠢的错误，基于精明的错误。前者是囿于认知，并不知道自己错了。而后者是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是错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但坚决执行。

元朝属于前者。明、清属于后者。

错误如果是基于人们的愚蠢，虽然可能造成很大损失，但毕竟还有希望。人是会学习的动物。当他们不再愚蠢时，那些错误就会被调整和改正。

可是，如果错误建立在人们精明的基础上，那就真的是无计可施束手无策了。人们越善于学习，越精明、越能干，这些错误就越坚固越难以撼动。

历史上很多盛极一时文明（比如罗马文明）的衰落，其实都源于此。

【作者简介】

青朴山 | 格隆汇·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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