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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笑点比较奇怪的人,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一度很难打动我,尤其是在他最红,电视里天天滚动播放那几部《国产凌凌漆》《逃学威龙》时,我在周围人的“哈哈哈哈”中无所适从,小人物逆袭的悲喜,夸张的、磨嘴皮的遭际,阅历使我无法会意时,一度误解他是逢迎市场的笑匠。直到很多年后,看《喜剧之王》,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因为改戏被吴孟达骂“命不如蚊”,他面上堆着笑,讪讪的,转身后泪夺眶出,我心里咯噔一下,才懂得在悲剧中找浩荡的人生意义而轻视喜剧,也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冷漠。
周星驰的喜剧,藏着人性弱点的消解。
少年时周星驰也如片中主角一样不得志,曾报考演员培训班两次不上,因为个子矮三寸,特意买来一双高帮鞋妄图帮帮忙,结果老师瞥一眼就当掉他。曾一起打过零工的好友梁朝伟顺顺利利做靓仔当主角,而他却只能把大好年华消磨在幕后和无穷无尽的龙套里。
为了拍戏,他不得不藏起自己的害羞,学着油滑去和人套近乎。可秉性里就没有嘻嘻哈哈这回事,旁人一句玩笑的奚落,他也接得诚诚恳恳,于是被人笑完了还被鄙夷,《大话西游》中那句“他好像一条狗啊”传说就是他视为恩师的人送给他的。他记得这伤,多年后放进自己的电影里,可在人前还只是感谢别人送他机会,让他万里青云。
没吃过糖的孩子,尝到一点点甜,都会从梦中笑醒,并念念不肯忘。
还好有电影,让他找到志趣与自我价值,这个整日难与人言,在片场枯坐一整天的人,在扮演他人中找到能够解放天性的自在。他在戏里语速快,各种夸张神情手到擒来,戏外却不懂世事,木笃笃的,语速既慢又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表达,记者一篇采访提纲丢过去,十几分钟就啪啦啪啦讲完了,用词朴素,又不懂利用话题。大眼瞪小眼的尴尬,被说成十分难搞。
有一次与母亲共同接受采访,谈起他童年时十分不懂事,家境贫寒,母亲省下肉食给他,他却扔在地上。事过几十年,他终于解释,因为见母亲只舍得吃剩菜,所以他才故意那么做,想留给她。母子俩在辛酸往事里抱头痛哭,记者来不及做文章,他便要求剪掉。
他要戴着盔甲,才敢与众人四目相接。电影就是他的盔甲。

香港电影还好有他,才能从警匪武术言情片中辟出一块有趣天地。从有资格做演员时起,只要有稍许发言权,他便修改台词剧本,有时被导演骂,有时却闯出意外精彩来。那些早期挂着其他导演的名字的喜剧,片场大小事务都是他一手掌握。不愿意只拍些表达有限的警匪与言情,不惜与恩师反目。黑帮拿枪劫底片也好,被圈内人鄙夷是暴富的没品位者也好,他也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他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都倾入那些似笑还哭的喜剧里去,不肯端着架子。
 “有人说你掉了一根针你都会管?”柴静在采访中问他。
他起先还有点意外:“啊?谁说的?”
“是形容你认真。”
“认真?对啊,认真是好事啊,拍戏就要认真啊。”
他有多认真呢?他自己说:“认真到会有人不高兴,一个镜头拍那么多遍,肯定会有人不高兴,对不对?”
逗人笑比让人哭难多了,喜剧的力气,得在硬挠别人的咯吱窝与隔靴搔痒间平衡,所有故事的深浅与语言的节奏都要精确到毫厘,不认真怎么能行?
可时代不懂,即便他最红的时候,日日报章上都有新闻:周星驰的时代结束了。将哪怕内里空荡荡的阳春白雪捧于庙堂之上,嘲笑能穿街走巷逗人捧腹的笑匠低俗,也是一种时代病。
他小时候常站在窗前一言不发看两小时街景,于是也忍得这些辱与笑。得意不得意,何必与人说。负心与插刀的新闻被逼到面上来,他也只避开,不是位于高处的不屑搭理,而是对沟通一事的灰心,知道与人言,并无作用——“我觉得说没有用的,别人都是看你怎么做,我也是,我很少看人怎么说,都是看人怎么做。”
所以他专心做电影,拍一个稚子心的唐僧,拍一个悲壮的孙悟空。
众声喧哗说,两句评价最恳切,一句是黄秋生说的“你只见别人说他,见他说别人什么没有”,一句是李安的:“周星驰的电影是孩子的电影,所以我很佩服他。”
油滑世事里学做当面卖弄情怀背后只顾数钱的成年人有什么好稀奇,保住孩子心和孩子眼,才是难得事。更何况这个孩子懂荒诞人生里的悲怆,将那些挣扎中付诸一笑,愿用屠刀卸下屠刀,用拳脚召唤和平。
百年过身,你猜如今赫赫扬扬的这些名字,还有几个还没化灰化尘?我打赌,不会超过五个,但这五个里,一定有周星驰。
有一次,他与马云在一次节目中对谈,主持人问他为什么只做导演,他慨叹时间不多了,台下人莫名哄堂一笑,大约他们觉得这个正值盛年的巨星是在自嘲。但我有点心酸,为他的时间不多了,也为那些笑声。
《喜剧之王》里,他带张柏芝去看黑夜里的大海,张柏芝说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啊。他说:“等天亮了,一切都会很美的。”
等天亮了,一切都会很美的。多谢你始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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