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作者：庄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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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老阿姨
社长说
唧唧复唧唧，怼怼几时休？
医生，我只想好好看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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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什么喜欢怼病人
情境1：患者因身体不适去看病
 ——患者：吃完药能好么？
 ——医生：这谁也不敢说，如果吃药都能好，殡仪馆就关门了。
 情境2：医生让患者住院手术
 ——医生：谁让你摊上了，你就是这个命，（得大病）都是家里人耽误的。
情景3：患者患有甲状腺结节，但打算要小孩
 ——医生：那你必须得把（甲状腺结节）切了，不切（怀上以后）孩子就得傻。
相信不少人都曾有过相似的被医生怼的遭遇，这在实质上反映出的是医生对患者的话语暴力。
何为话语暴力？指的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的精神和心理遭到侵犯和损害的行为。
如今“医闹”频出，但在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中，医生仍能牢牢占领舆论制高点，对患者施加话语暴力，这究竟是为什么？
权力感是滋生话语暴力的温床
执业医生是知识门槛极高的职业，一个医生在执业前要经受长期的医学专业知识培养。
我国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一般为5年，而按照2014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我国住院医师培养实行“5+3”模式， 即5年本科教育另加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新人医生想要在一线或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执业还需具有博士学历。
算下来一个小鲜肉医生和病人之间起码差了5-10年的医疗专业知识建构，更不用提那些熟肉医生了。所以医生在医患互动中是掌握绝对优势的知识的。
谁有知识谁就有权力么？
答案是肯定的。
福柯说过“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含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
举个例子，我在门诊排队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听到病人或家属说，“咱啥也不懂，医生说咋治就咋治”，或“跟医生好好说，（让他）好好给你看看”。

这两句话恰好表明了病人在权力天平上的劣势心理，他们要么在行为上完全服从医生的指示，要么从态度上对医生特别恭顺。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观点，散落于监狱、医院和实验室的微观权力的运作无须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须借助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
病人在医患互动实践中表现出了对医生治疗意见的自愿服从和甘愿被规训的心理倾向；而医生，在这种情境下，通过医疗处置对病人施加影响和控制而体验到了自己的权力优势，即具有权力感。
权力感是滋生医生话语暴力的温床。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在具备权力感后会抑制对他人的关心和对他人痛苦的感受；高的权力感会降低人们的同情心，减少对他人观点的采择和换位思考能力。
所以上文提到的医生才会毫不关心病人的感受，用“殡仪馆关门”这种比喻来说明药效不绝对；才会毫不体谅患者的为难，用“摊上病的命”来表达对病人观点的嗤之以鼻；才会毫不在意病人的忐忑，用“怀上的孩子得傻”来表明对自己处置意见的坚持。
心理失衡是滋养话语暴力的血浆
曾几何时，大众印象里的医生都是“三高”群体：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但是现在恐怕只剩学历高是确定的了。
一个刚行医的同学曾经详细地给我讲过这一行的苦逼，医生的收入大致可分为基本工资和奖金两项，其中奖金占收入的大头。
而奖金一般在科室内部自行分配，医院并没有明文规则及标准，大多数的医院科室直接按医生的职称一刀切，职称低的医生干活多反而赚钱少。
工作强度大也为医生所诟病。外科医生只要上了台，几点能下班就谁也说不准；内科医生倒是能正点下班，可工作时间内要接待的病人多。
一次国庆假期我去看病，接待我的医生说自己一上午看了100多位病人，不年不节的日子，患者要求加号的情况也特别平常，医生就算不甘愿也只能同意。
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医生问科比：“科比，你为何如此成功？”
科比反问：“你知道洛杉矶每天凌晨4点的样子吗？”
医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一般还没下班。你问这个干嘛？” 
科比：“不干嘛…”
更令很多医生接受无能的是，近年来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日趋增强，一些微信文章标题动辄就是 “被医生骗”；甚至出现了涉医犯罪的极端现象，去年最高法通报2014年杀医伤医案155起。
这都使得医生的白衣天使光环黯淡，荣耀不复往昔。

医生的预期落差带来心理失衡，进而诉诸话语暴力。亚当斯认为，人通过与他人或历史中的自己进行比较来决定是否心理平衡，如果比较结果合理，心理就平衡，反之就产生不公感进而心理失衡。
有多少医生曾经是被“三高”的预期吸引从而学医行医，就有多少医生被当今“钱少事多还要命”的现实拖入心理失衡的泥淖。如果个人认知迟迟不能适应周围的环境，个体就会体验到愤怒的情绪。
发泄理论认为个体通过某种表达攻击的行为可以有效地宣泄愤怒与敌意，从而降低个体内心的紧张感体验和随后的攻击驱力。
所以那些被现实敲了一棒子的医生会采用直接或间接的言语攻击性的情绪宣泄来平衡自己的心理失衡。
病人：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按照一般的理解，个体应该找“正主”来宣泄不满的情绪。分配奖金不公的医院科室领导或者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医闹”才应该是医生针对的对象，但现实中恰恰是普通的甚至 “乖顺”的病人承受了医生的话语暴力。
究其原因，是“欺软怕硬”的心理倾向在作祟，我们听过很多领导在办公场所辱骂下属的事例，数量多到让人见怪不怪，而下属反击上司绝对是个案，大部分下属都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医生不会去怼自己科室的领导，因为顾忌以后被领导“穿小鞋”。而上文说过，医生相对病人具备更高的权力感，医生因此倾向于认为自己对“权力地位低”的病人实施言语攻击不存在或者少有被报复的风险。
简单来讲，就是医生敢于对病人撒气，认为这样不会招惹后续麻烦。
此外，当媒体铺天盖地地报导伤医杀医案、微信公众号动不动就将医生标签化为“骗子”时，病人这个群体整体就给医生留下了带有敌意的刻版印象，正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尽管“医闹”只是极少数，但舆论场制造了一种医患关系紧张对立的假象，进而降低了医生在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语言手段攻击病人时的内疚感。
有关于情绪发泄的研究发现，当个体表现出敌意但自己内疚感较低时的，这种发泄都有利于个体的心理状态发生积极改进，并帮助个体产生良好的情绪体验。
简单来讲，医生乐于对病人撒气，这样能缓解自身的心理不适。
需要注意的是，间接的朝向替代目标发泄，即朝着一个无辜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发泄都不能带来相同的效果。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医生工作时对病人冷嘲热讽，但私人生活中并没有对家人或朋友表现出类似恶劣的一面，因为在他们看来家人和朋友是无辜的，不是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罪魁祸首，而一个配合度高的病人就不一定“无辜”了。
因为在医患互动这个情境中，一个人首先是“病人”，其次才可能是具备某些良好特质的个人。医生要怼的不是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具体病人，而是一个要为 “事多还要命”负责的抽象的病人角色身份。
怼怼几时休
那么，有没有办法消除医生对病人的话语暴力？答案是肯定的。世界上有三种职业具有明显的知识优势：老师、医生和律师。
前两者在话语暴力上都有失节，但唯独不存在大量律师言语攻击当事人的事例，为什么？不同于学生同老师以及病人同医生的互动，律师与当事人产生的是直接的经济联系。
当事人为官司的付出的费用与律师收入挂钩，从而让当事人因经济付出，而拥有在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恰好抵消了律师因知识优势所拥有的权力感，由权力感滋生的话语暴力自然也就被套上了枷锁。
同样的，医患双方直接的经济联系也能缓解“钱少事多”给医生带来的心理失衡。当病人直接与医生发生经济交换时，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收入越高。
这种“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机制，能有效消除“钱多事少”的现象，不仅能给医生带来了公平感，也能促使医生自发评估话语暴力挤兑病人的风险。

因为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是最直观的可比较的服务，病人“用脚投票”的方式会使口德差的医生直接承担收入下降的后果，从而形成倒逼效应，迫使医生改善对病人的态度。
除此之外，媒体的反思也不可或缺。反观当下媒体，其在报导医患互动时，总是关注最极端的案例：医生害病人枉死、病人屠戮医生……但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医患关系中，既没有暴徒，也没有恶棍，若医生和病人意见不同，最多只是互相怼两句，远不到如此尖锐对立的地步。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医患互动中，确实存在制约和谐医患关系形成的诸多因素，那这些制约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又应如何化解？
对于这些，却鲜有媒体报导和思考。如果掌握话语权的媒体能在关注事实的基础上，触及更深刻的本质问题，那或许就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个人或组织，为改善现有的医患关系而努力。
我相信，终有一天，健康友善的医患关系会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李小平，闫鸿磊，云祥.,权力感的启动对内隐和外显暴力态度的影响.应用心理学， 2014，20（4）,323-331.
[2]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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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佳.知识-权力动态互补论：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13.
[5]王培刚.当前各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动态认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2008，（6）,115-122.
[6] 徐宏飞. 愤怒的发泄有益还是有害？ ——言语方式的情绪宣泄对攻击性水平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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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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