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晓教授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精品文章
作者简介 | 赵晓（Dr.Peter Zhao）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访问学者。主研方向：宏观经济与中国经济、房地产与货币、制度与制度转型（宗教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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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频谈“计划经济”观点，引发热议。
2015年9月，马云对台湾“中央日报”表示，“2030年计划经济将成为更优越的系统。” 2016年11月19日，马云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提出“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今年五月底，马云坚持：大数据时代到来，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此，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分别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予以批驳，荣剑则进一步从本质上指出，计划经济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从而对马云主张的后果提出警告。此后，马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调整，强调不是要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是大数据“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
马云是超级企业家，他很了不起；在被经济学家们批评后他调整了他的说法，这也非常值得鼓励。人就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什么都懂，闻过则喜、海纳百川就是好同志。马云谈“计划经济”，暴露出他对“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这两个基本经济学概念的区别显然缺乏基本了解。
“经济计划”只是一种方法，在微观企业层面或政府层面均可使用。马云若在这个层面上谈大数据和人工智对未来人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譬如，德国工业4.0等理念带来了“C2B”模式，就是消费者提出要求，制造者据此设计消费品、装备品。此时，供需对路，库存减少甚至消灭，社会成本极大降低--多么美好的一个前景！但这也只是更高水平的“经济计划”而已，与“计划经济”是两回事。
 “计划经济”是一国的经济体制，是一整套制度经济体系，包含国有制的微观产权、权力的集中决策以及政府对资源的主导配置等内容，其与私人微观产权、市场主体分散决策以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经济体制，两条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
计划经济曾让中国陷入灾难，市场经济让中国财富涌流。显然，不同的道路和体制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很显然，马云不会赞成消灭私人产权、让阿里巴巴国进民退为一家国有企业；也不会赞成取消他本人和团队对阿里巴巴的决策；当然他也应该不会赞成取消市场转而让政府主导性配置资源的作法。如此，他谈的就一定是“经济计划”，而不是“计划经济”。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固然能在微观层面和政府管理的某些层面“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从而提升“经济计划”的水平。但只要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不变：产权不变，分散决策不变，同时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变，国家的边界没有消失从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计划不了，如此“经济计划”永远不可能上升、突变为“计划经济”，计划“看得见的手”永远不可能代替市场“看不见的手”。如此，谈论“计划经济”就是一个笑话。
批评者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
  1. 大数据主要是人类活动的数据，人工智能更多是“事后诸葛亮”，大数据决策是科学决策却非企业家决策（张维迎），“全知全能”的计划主体永远不存在。
  2. 大数据的产权是分散的，各市场主体都不愿自家数据被人免费、随意使用，政府也不可能掌握所有数据，中央计划又何从谈起？
  3. 如政府规定数据是国家机密或私人隐私，禁止政府之外的机构采集和分析他人数据，则阿里等将立刻失去其自认为最重要的市场价值；如政府规定，政府有权采集和分析他的私人数据，则计划经济模式或卷土重来，但如此“致命的自负”必将再次导致“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那么，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呢？
马云并非学者，经济学家们在概念、观念上和他打架意思不大。反过来，经济学家其实应该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主要的基石层面去解读马云：为什么马云要频论“计划经济”呢？背后究竟是什么利益和好处在驱使他甘冒被学界批评的风险去踏入概念的雷区呢？笔者这里试作一回福尔摩斯吧。
马云说过：“我们是通过卖东西收集数据，数据是阿里最值钱的财富。阿里巴巴公司本质上是一家数据公司，我们做淘宝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货，而是获得所有零售的数据和制造业的数据；我们做阿里小微金服的目的，是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做物流不是为了送包裹，而是把这些数据合在一起。”
原来，阿里是要将大数据变成现金，将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变成金矿。李光斗指出：阿里系数据有三个特征：一是用户通过购买行为投票产生，相比搜索引擎更加真实；二是高度结构化，例如淘宝上的商品描述就高达一百多个纬度，明显优于社交网络；三是密集且实时，不管在无线还是PC端，日常都有超过1亿用户在访问。这说明，阿里的大数据的确是优势资源，其拥有的大数据资源优势的确构成其企业核心竞争力。
然而，阿里再牛，其数据资源也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在自身及影响范围内实行“经济计划”而已。然而，马云若能游说中国政府实施“新计划经济”，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据资料，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数据资源占比超过80%，而包括阿里在内的商业公司持有数据资源仅占20%。中国在互联网+及大数据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凭借对信息获取、分配、传播与控制得天独存的优势，中国有望成为大数据掌控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马云不难看到，自己的大数据计划，只有与国家的大数据政策、路线、方针相一致时，才能长治久安（李光斗，2018）。
也就是，忽悠政府搞“计划经济”，从而不禁止阿里收集私人数据，还能将政府“大数据”供阿里使用，阿里则帮助政府提高信息处理和运用能力，让“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马云2016年10月21日中央政法委“前沿科普”讲座）”；与此同时，阿里通过对大数据的占用，将现有商业帝国扩张至无远弗界的地步，这实在是一宗太合算的买卖。
与马云同为著名企业家的冯仑说过，学者、官员和企业家讲话是不一样的。学者，就应该说真话；官员，只能说“（政治）正确”的话；商人嘛，则要说“（对商业）有用的话”。马云说的是“有用”的话吗？各位自己判断吧。
文章将刊于赵晓《中外管理》专栏。转载须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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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青云
校对： Sally
配图： Niuben
美编：Deb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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