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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安舟（Joel Andreas）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通过对作为精英摇篮的清华大学校史的研究，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不平等如何产生。该书中译本近日首次面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购买信息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土逗公社只负责导读，不负责代购哦。
作者 | 青草
编辑 | 艾睿思
美编 | 黄山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解放后，中国的革命者们不仅致力于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以防止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产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基于私人财产的阶级等级被消灭了，但另一方面，一个新的红色技术官僚阶级出现了。这一阶级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取代了旧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并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消除阶级差别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红色技术官僚阶级是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这是《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崛起》一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该书的作者安舟（Joel Andrea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新左派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从1997到2001年，他在清华一共进行了20个月的调查，收集了近100个深入访谈，也回顾了校史、回忆录等资料。清华大学是中国红色技术官僚的摇篮之一，也是教育革命、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重要地点。因此，对清华大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激进运动和阶级关系的变迁。
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再生产
安舟借鉴了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动员资源的能力），“文化资本”（通过教育和专业技能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政治资本”（通过党员／官员身份动员资源的能力）在塑造阶级权力中的角色。作者指出，解放后，中国实现了土地和工厂的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制，从而消解了旧有的占有“经济资本”的剥削阶级（如资本家和地主）。
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并没有完全消除阶级的不平等。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敏锐地发现，旧有的文化精英通过占有“文化资本”实现了阶级优势的固化。例如，从1952年到1965年，清华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除了旧有的文化精英的延续外，占有“政治资本”的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由于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党员的手上，工人农民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导致官僚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旧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利用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制造了新的阶级不平等现象。
同时，随着“又红又专”政策的推行，旧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一方面，旧的文化精英开始加入党组织，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安舟的研究显示，在1950至1960年代，大量的文化精英被招募为党员。例如，1965年，党员在清华教师中覆盖率已经达到50.8%；而当年清华的校企工人中，只有15%是党员。此外，政治精英的子女更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和大学就读，从而获得文化资本，并实现精英的代际生产。例如，清华附中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党员和干部的子女。因此，教育和政治系统成为了再生产精英的机制，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
教育革命：减少文化资本的不平等
为了消除文化资本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在大跃进时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革命。首先，为了让工人和农民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本，中国建立了普遍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体系。在1966年之前，只有不到一半的学龄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的比率分别只有15%和3%。到1976年，基本上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读完小学，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少年读完初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读完高中。基础教育的普及让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有受到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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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方面，清华开始采取群众推荐的方式让农民和工人子弟进入大学课堂。其次，清华开始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在大跃进时期，清华师生积极参与了45个县和150个单位的工业项目。此外，清华的师生还开始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从1957年的秋天开始，师生们开始帮学校附近的公社收割庄稼。这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推动了文化资本向农民和工人子弟流动。比如，从1952年到1964年，入读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学生比重从14%上升到44%。同时，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精英脱离群众和生产的情况。
政治运动：改造政治精英
此外，为了解决官僚化的问题，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制度实验。在文革的初期，学生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一度占领了清华校园。这一组织主要由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学生组成，他们猛烈抨击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并要求建立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并增加学生对校园事务的管理。在1968年夏天，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开始进驻清华校园，并接管学校事务。工宣队主要由工人和军人组成，其领导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在工宣部的领导下，工宣部代表、学生和教师组成了“三结合小组”。在这一组织框架下，学生和工人在校园事务中的参与度明显提高了。例如，学生可以和教师一起讨论制定教学计划；校企工人在清华的地位提高，他们的意见也得到重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学生，党员－非党员，知识分子－工厂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平衡。此外，高考制度被废除，大学师生被送往工厂和农村进行劳动和再教育，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子女向上流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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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舟的研究也指出工宣队所推动的“造反运动”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工宣队领导本身不受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名工宣队领导人的手上。尽管清华学生和工人被鼓励去批评官僚主义，他们也被要求听命、顺从于新的领导者（工宣队）。在这一权力关系中，造反精神被扭曲。在文革早期，造反意味着反对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权威。而在1968年之后，清华校园出现了“奉承式造反”的现象，即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了取得工宣队领导的认可，而成为“口头激进派”。此外，造反运动的内容也发生改变。在文革初期，反对官僚主义和政治精英是运动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工宣队领导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因此将运动重点放在批斗旧的文化精英（特别是大学教师），而不是政治精英和领导者。在此背景下，与早期文革时候的情况相比，学生对工宣队领导的政治运动明显缺乏热情。工宣队一般是通过行政系统命令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斗争会，大字报的内容也是提前精心安排的，读毛选等活动也出现了仪式化和空洞化的情况。学生们出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表现的很积极，否则会被批评政治不正确。
因此，安舟认为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不仅缺乏群众自下而上的热情，也缺乏来自党内的支持，是注定要走向失败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阶级分化的问题，反而促成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同盟，他们一致反对激进的社会运动和平等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红色技术官僚成为了中国政坛的主角。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经济精英再次形成，他们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相互融合，再次取代工农阶级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巨大的阶级差异和不平等在中国再一次形成了。
参考文献：
Andreas, J.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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