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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

写这三个匿名创业者

是因为他们和许知远是一种“有趣的呼应”
零
直到和许知远见面以前的一小时，我一连见了三个年轻的创业者，加上我自己，大概代表了许知远口中称为“你们”的人——“好蠢”，且“会有报应”。
壹
第一个创业者，我想从他的本名上化称他为“光明”。他不断强调自己是最“黑暗”的，有点像是小女孩喜欢涂黑指甲油，或者中学生把网名取作“暗黑的嗜血者”，加上他光头小须，穿着松松垮垮的 hoodie，让我很意外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他的青少年时期在美国度过，但想法一片赤红，碰见台湾人“总想要统一他们”。三十岁上他回国创业，没能成功，忽然恍惑起来。我隐约觉得那是一个人在水里欢耍过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气力耗尽，而离开岸边已经很远了似的，手忙脚乱要在水流里抓住一个靠得住的东西。他读了几本文学经典，结论是它们对今天的社会毫无用处。他听创投界名人的讲座，看历史和营销类的畅销书，之后反复激赏 “讲得太他妈对了”。
和他对谈让我感到局促。因为他大部分的话决然都是定论，黑白分明。他仿佛一个从“阅读10000+”的营养液里所培植出的思想试验品，一个舞台剧上嘴型张动得极大既丰富的演员——而台词是由坐在舞台以外的讲解员配的音。他也会不可思议地反问我：“你又不看流行的电视剧，又不看畅销书，那你在干嘛呢？”
他的创业观是二分的，一头是商业，一头是情怀。凡道德、尊严这些带有人性色彩的要素都被概括进了“情怀”这个词里，他说自己曾是个极富情怀的人。我想他指的是热情、诚挚和活跃。我想象着他在反思事业挫败的时候，发现了理性的缺失和重要，然而在划定“理性”的范围时，又把错杂的“情怀”一刀剔去。于是剩下来的就只有纯粹的“商业”：人当机器，开足马达工作。他把富士康的抑郁症归结为 “新一代人想法太多”；把中国文化里的成功符号压缩为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他越靠近他所相信的黑暗、冷静的理性，外人所看到的他就越是激愤。他痛骂社会法则是流氓者生存，但又剖心坼肝，钦服于这种法则。他像个在球场边上旁观的人，嘴上说这套球路组织得不行，但又汲汲望着能入局。
他不可能去做上班族了，但近来他也没能从哪里抠出一个新的创业点子，四处见着创业圈的人，他只是笼统地说他“还在自己看一些东西”。
贰
第二个创业者，因为长发眼镜，同事说他像海子。可我觉得面相上更逼仄一点，且称他为“潮子”。和潮子的会面，我几乎没有说话。他是一个不需要我提问的谈话者，像酒瓶子里满出来的泡沫，漫漫向外鼓流。在我之前，他向其他媒体搬过同样一套话，连形容词都不差。我不确定那是因为长期习惯地在内心概述自我，以致十分固化了他的说辞，还是因为他要确保自己无懈可击，反复操练准备。当面说话，潮子摩拳擦掌不停，两句话里就会有个和他家乡方言不搭调的“啦”的尾音，好像要轻巧地跃过句子与句子间的空隙，不容听众在这空隙里不置可否，反造成他的不安。过去他在新闻行业辗转工作，不断被各家的领导特别处理，他相信那是如鲠在喉的张扬和弃之可惜的才华合致的结果。他说记者是“一直被各种潜规则‘轮奸’”的职业，伤他太深，所以拂袖而去。在北京和家乡之间时而零工时而无业地漂旋了一阵，他终于决定创业。
潮子极富画面性地向我描绘了这个决定前夕的“临门一脚”。某个创业大赛在大学体育馆办总决赛，他的一个90后朋友在比赛上得了第二名，那时整个体育馆的灯光都聚在那方明亮的场面上，四围摇旗呐喊，而他在观众席里仰头，只望着高不见顶的黑沉沉的一片。他说：“人家比我年轻，比我资源少，就是勇气比我多。我还积累个毛线。——从那天晚上起，我就决定我这辈子的打工生涯已经结束了。”
在我的感觉里，潮子真正本质的决定，是从一种克勤克俭的事业观，豁然变形成 Eugène de Rastignac 式的哲学。这位《人间喜剧》里的人物曾说，商人不吃不喝、起早贪黑地干二十年，一朝停业清算，分文不值，身败名裂；而他以借贷维生，阔天阔地，花完了钱，却混出个名声来，广结人脉，因之也永远能借到下一笔钱。潮子现在拿了天使投资，经营着一家自媒体，他说他就做个不盈利的媒体，拿这笔钱也许可以撑上一两年，死了就死了。“没关系嘛。死掉也有它的价值嘛。” 口气淡然。
他向往做名记，做聚光灯下的人物。也许两年足以成就他的名声，其他的当然也就不重要了。像太空里浮游着的飞行器，只要有一口气的燃料来推一把，或者就可以进入某颗行星的轨道，得以永远周旋下去。我不愿意把他评断为纯粹的自负或者虚荣。我觉得他是很落寞的。每个人走向外部世界的时候，都有一把打开门的钥匙，而很偶然的，他的钥匙卡在了门锁里。他凭声音猜想门外的世界，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他不能够知道。但他总是落寞的。他告诉我，有次领导大发脾气要开除他，同事们满世界找他，而那时候他在家里蒙头睡觉。
他像是在回忆里又一次确认了他自己，嘴角浮出微笑：“他们往我手机上打了四十多个未接电话，手机压在我后背上，我是被烫醒的。”
叁
第三个创业者，做了一款名字里有“狐”字的产品。见面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窄瘦脸，吊着两条长眼，头发黑黄杂错、长短不齐，真像一只狐狸。她说狐狸自立，会给自己买很多衣服，可是又很聪明，知道哪里能给自己弄到钱。这话一面说的是她的产品，能帮女孩子挣零用钱，一面也像在说她自己。她的公司在同行业里的融资成绩最好，光在电脑上看数据，我和同事怎么也想不通凭什么能比别人多出那样一大截。但一见面觉得她言辞伶俐，对产品的思路也切得准，说动了投资人像是也不奇怪。
我回看她年初参加的一档电视节目，那时候说话还没那么灵活，被几个老企业家说着短处，只是横冲直撞，不服气，言外似乎意指自己是自由张扬的美国精神，不吃中国人论资排辈、不露锋芒的一套。俞敏洪形容她像孔雀，但仍是和气地说，那是因为她漂亮、好展现。又问她在国外待了多久。她才回防起来，反过来先说：“其实也不长。”过一阵又说“其实我情商很低，两位导师对我很耐心，果然是成熟的男人。”以后抿紧了嘴唇微笑，仿佛强忍着委屈——也可能是强忍着不快。
现在狐狸依然是个自我的人，一点变化是，从前她只说她想说的，现在她说她要你听的。我们正在吃菜，没由头的，她就讲起她找投资的故事来。按她说，其实也没怎么找。大 VC 打听上门，她是懒洋洋，很冷淡的。对方一再强令，她才买了机票飞去。到了那里说不到一会儿，投资人就全票赞成投资。她特别指出，这是那家公司多少个项目以来唯一一个全票通过的——不过她是不大动心那家的，只想着走人回家，哪知道对方纠缠起来，关了她一整天，逼得她签了投资协议才肯放。另家 VC 听闻消息，赶来闹了场地要抢她。她光是在一旁看，由他们自己去闹。
狐狸的叙述里是少有描绘的，没精打采，好像在要求一个青少年谈些无聊的大人的事情。正因为这样的口气，听起来才尤其像是真事。有些人生来缺乏黑色素，有些人中枢和手脚间缺条连动的筋。像狐狸这样的人，好像生来缺乏integrity，说什么和做什么，前面是什么和后面是什么，不必要连在一起。她坦然无谓的样子，使我总倾向于让自己相信她，以至于彼与此之间出现什么纰漏来，我就在心里替她假想些转折，把事情织补起来。
上那档节目时狐狸还是中等胖瘦，冬天里像大部分的女孩子一样穿高领毛衫、直筒大衣和黑裤黑靴。现在她瘦得有些嶙峋，罩了件漂亮又单薄的羊毛披肩，两截光腿，走在北京冷冽的马路上，鞋跟脆朗朗、很分明地敲着地砖。她说自己一直发烧没好，还说自己完全是个男生，不顾形象。VC 开 CEO 峰会时，她看着那些女人踏高跟鞋走进走出，她自己至今是不入她们那一流的。几天几夜的大会，她全穿着睡衣去开完，无味得很。
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像软件版本似的迭代。在狐狸几个月前的微博和朋友圈里，她穿着雪亮的洋装在峰会上四处合影，给自己的嘉宾吊牌也拍了张照，仿佛是纪念自己人生的一个转变。
肆
外面的天还是白的、冷的，但酒吧里灯火浮烁。几个女服务生穿着浴帘似的淡乳色的短裙穿踱。贴在黯红的墙边，两尊大石似的沙发里，有人忽地举出手来，须发蓬然，像极了港片里的乞丐，然而戴着一副眼镜，衣衫端整。我对着他坐下。他那时已经喝净一瓶啤酒，脸上浮着红云，在案几上摆齐了两册书、一罐口香糖，聊过不久，他又从包里掏出一方小本和笔，做些记录。对于世上的一部分事情，这人似乎极尽仔细，做得周到；而另一部分事情，可以像头发一样，哪怕不合常情，也全然不顾。
许知远大半的时间仍然是那个具有公知声望的写作者，还有小半时间是创业者。他所参与创办的文化品牌“单向街”，得到了一千万美元的投资，经营着三家实体书店和“微在”、“单读”两个内容类应用，制作视频、音频节目，也出版纸质的《单向街》杂志书，接下来还计划开发更多文创、家居产品。
对中国的创业圈，他看来是不喜欢的。他说那是“放大的、互联网化的温州”，而我为之工作的36氪又成天报道这些了无新意的买卖，让他觉得“视野狭隘”。但他毕竟坐在了他所瞧不上的媒体对面，受这一遭访问了。我想象着他对于公司的其他事务，也以这样一种无感情的耐心去做。好像一个好食肉的人，为了健康缘故，吃下芹菜和葡萄柚；又好像他这样的偏爱历史人文，大学里倒坚持读掉了后来再没用场的微电子专业。
他不太关心国内媒体，尤其娱乐媒体，他所置身的圈子或许也对他保持了“纯洁性”。我在半途中提到“跑男”，他问我什么是“跑男”是什么东西。我说，就是《奔跑吧，兄弟》。他还是不懂。我觉得他既穿行在这个社会里，寻访各色人等，却又从没踏进过主流文化的酒池肉林——他像是精神上的禁荤禁酒主义者。我假想着一个居处在无菌室里的人，有天开门出来，见到尘土浮嚣的扫码一条街，见到热烘烘的路演会，一定觉得臭不可闻，掩鼻而走。
——我似乎是要把许知远假说成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圣贤了。他一定不能同意，他一直远远地看着商业的变化。也许博学多识会让人太轻易做出论断。好比他说：“像美团那些公司有什么意义呢。你卖一个盒饭五块钱，我卖一个盒饭三块钱，还送到别人家，这样就算创业吗？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我把这一段说给同事黑太一，他说他想到了许小年——这位大经济学家有段名言：“什么叫O2O？就是两边都是零，中间一个二货，这就是O2O。需求这端不着边，供给也不着边，中间幻想一个百亿市值的公司，这就是O2O。”
我们成天在 O2O 的行业里做采访，眼看着大批创业公司从最下游的供需配对着手，一环推着一环，重塑起千百条供应链的经济效率，听了这样的话总不服气，觉得两位许先生低估了这事情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我一直惊奇，从前志在富国强民的儒仕，怎么会按“士农工商”的次序把商业定位社会的最下等行业，又怎么会把创造发明斥为奇技淫巧。现在放着许知远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拥抱新媒体，也欣赏史蒂夫·乔布斯和伊隆·马斯克——那些在历史里渺不能辨的古人，也跟着变得可以理解了。
伍
和创业者聊天，都是喝咖啡不喝酒的。咖啡是白天的饮料，谈判的，头脑紧张而机巧。酒是夜晚的饮料，应当更宜于畅聊，更触及情绪。正因为有这样象征的饮料摆在案头，才尤其显得许知远和我没太能聊得来——虽然他的招待是很客气的，而我也尊敬他。回去以后稿子拖了几天都没出，我只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低等的采访者，去写一个高等的被采访者，是写不了的。黑太一笑我说，是不是像凡人写上帝那样写不了。我说当然没夸张到那个地步。可有个地方也许是相通的：明知道耶稣在挽救众生，怎么忍心说他的坏话。
论起“单向街”的业务线，实在没有一条像是会有商业上的大成功。实体书店对着片没人看书的市场；人文题材的“单读”也曲高和寡，；有意强调娱乐性的 “微在” 又似乎扭捏，调性说高不高，说低也未肯太低。然而许知远坚信，人们不会永远沉湎在淘宝上买便宜货，不会永远只偏顾动物性的需求而忘记了精神性的需求，不会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局限于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他寄望于“单向街”的存在，能影响着人们快一点去转变。
大概对许知远来说，最好的商业逻辑和人文理想是不能分开的。它们像一片红、一片绿的立体眼镜，他无法两只眼睛只看见单个颜色。如果他不能在商务里找到益于人文的部分，创业和成功就会失掉立体感，变成扁平、乏味的事。他认为 Uber 和淘宝是显著有益于社会的创业公司，他们建起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体系，尤其对于遭到“文革”破坏的中国来说，是商业补救了社会。他也批评中国的创业者缺乏人文教育，出不了一个乔布斯。
因为持不和谐政见，许知远今年被广电总局点了名，禁止出版书作。这事情稍许影响了单向街的合作资源和扩张速度，但他手头上仍在写着一部梁启超的传记——那个清末的持不和谐政见者，率先跨入新媒体的文化人，也是办设书局和报馆的创业家。他也非常崇拜张元济——和梁启超同时代的大出版家，其所投资、主持的商务印书馆能以一家之力占到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的五分之二。
许知远似乎向往成为这个时代的梁和张。在《金融时报》的专栏里，他写道：“梁启超不仅是个思想者、写作者，同样是个新媒体专家，知道用怎样的表达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我猜想，倘若一个少年生活在1905年的上海，在书店里看到这样精美的印刷与刺激眼球的标题，一定会心惊不已吧，这个少年或许就叫胡适之。倘若还有更多无名者，生活在长沙、芜湖或福州……这些日后或著名或无名的读者最终汇聚成改变中国的澎湃力量……”
但时代并不利于许知远。清末民初的中国，印刷出版业急速发展，一家出版机构可以在二十年里产值增加200倍。而眼下的中国，内容平台的热度在消减，纸质书更加不必说。阅读习惯仿佛象牙，要人特别站出来呼吁保护。不出意料，他的人文书店“经营得不好”，但公司还是准备连锁下去，在北京之外的丽江、上海、杭州开设分店，或是像麦当劳甜品站那样小小的门脸。他们像是在和一百年前的梁启超遥相呼应——“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其国愈强。”我本以为这样的想法近于那些为了宣扬某种主义的热忱分子，宁肯自己掏钱去印传单。但许知远认定这个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他让我想到一些艺术专业的学生，总认定一个新文艺复兴时代正在到来，他们的前途上会有美第奇式的保护人，使他们不至于受穷遇困——他们相信这是基于社会趋势所作出的理智的判断。
人们的精神需求是会进步的。但这件事情的发生要多久？要是一个人在少年时没有养成人文阅读的习惯，到他工作、成家、生子的生活阶段大概也无可能再想起来读书。或者要到他的儿辈才可以进步，或者连儿辈也没有薰陶，直到孙辈才行。黑太一跟我说，他们知识分子，好像总是不大尊重商业逻辑。他去采访“大象公会”，问起用户转化率，对方说不知道，不在意。我将之理解为一种精卫鸟似的、选择性盲视。
陆
狐狸说她见人，一天要连喝五杯咖啡。我害怕她一身脏腑没有奥多姆那样扛得住药剂过量。
北京的秋末，太阳是光光的，风是凉的，站在太阳和风里张看中关村那些咖啡店黝黯的玻璃，仿佛看烧炉烤箱。偶然哪家的门推开，扑出热烘烘的话筒声，扇得门前几幅易拉宝摇摇颤颤。不知道是讲座还是路演。五十人，一百人？一小时，两小时？合计起来是就有两百个钟头。时间仿佛串在铁棍上的肥鸭，油光冉冉，永动机一样地转下去。
年轻的创业者们身处在这稠密的时间里，几个月就无可挽回地变老了。有了一点恣睢，一点颠迷，也有了一点狡巧。
许知远四十不惑，反倒有点像是一直在青春期里。同事买了他的书作《抗争者》，我带去烦他签名，他落笔写的是：“保持反抗。”
《抗争者》记录了一些社会改革者，如同纤夫，用力拉动着社会向一个地方去，但走到某个地步，会恍然发觉地上是这样的大，四野茫茫，不知道再投往哪边。许知远把美团定为狭义的创业，因为他的广义创业实在是这样的广，这样的艰巨。而在我，似乎多少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对现实社会有些盲目、空怀着家国天下的理想主义者。
我问过许知远，怎么看待那批年轻的创业者。他说，浮躁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会还以一场巨大的报复，人到中年会有空前的危机感。“人生不会总是那样精力好、扩张、上升，总会失败、衰老、无聊，你以为逃得掉吗？”我说，也许有的人在那个路口岔过去了，永远不会明白自己错失了什么，就像某种语言，从前没有学习怎样去讲，以后也不会听得懂了。他说，如果他们没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那就是牺牲掉了的一代人，愚蠢的一代人，譬如那些成长于集体主义的50后和60后，在广场上跳舞，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打扰了别人。
我忽然觉得“盲目”这个词形容他创业是不大公平的。他不是没有看到阅读习惯的大趋势，不是不明白年轻人。他只是在和一整代人的自我修正能力对赌。就像他的名字，好像宿命似的在说：也许知道事情有多远。
我想到光明、潮子和狐狸，我想到我自己，想到集体牺牲的极有可能，就更觉得他的可哀了。
题图为“单读”在北京地铁站内所设的公益广告“大师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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