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源：图虫创意
作者：刘树鹏
来源：通向远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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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高压恐怖时期，人人自危。为了自己的安全，家人、朋友、邻居、同事之间也相互举报，把最亲近的人送进监狱和集中营里。
前苏联作家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说，她曾把一个叫季阿科诺夫的年轻人介绍到自己供职的报社当编辑，然而当大恐怖来临时，季阿科诺夫却举报她是“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
叶夫根尼娅遭审讯的时候，季阿科诺夫被带到现场当面对质。季阿科诺夫最后在证词上签字的时候，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她说：“请原谅我，我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我要活下去。”
与这种直接的背叛相比，更普遍的是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温和的背叛”。所谓“温和的背叛”，就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身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逮捕了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1937年5月的一个晚上，14岁少女艾莱纳的父亲被捕。母亲叫她去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家暂住，以避开内务人员来抄家。
多少年后，艾莱娜依然记得那个夜晚的情景。当她穿过列宁格勒大街，敲开亲戚家的门，舅舅变得惊恐万分，问个不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姨妈说了什么，列瓦舅舅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快速的低声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蠕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声音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呯地一声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
在《低语者》中，英国作家奥兰多采访了许多恐怖时期的幸存者。通过他们的口，可见在一个恐怖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怎样支离破碎。
苏联记者图尔金被逮捕后，和他家住在一起的岳母一边在全家福的照片中挖掉他的脸，一边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把他清除出去。”尽管如此，这个家庭依然遭到社会的孤立。家庭成员遭到工厂辞退，邻居家的孩子也不和这个家庭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图尔金妻子的妹妹怀孕后，其丈夫离开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
朱莉娅的丈夫被逮捕后，她和孩子被赶出居住的公寓。朱莉娅去找丈夫党内的老朋友求助。老朋友的管家告知说：“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在地铁车厢里，朱莉娅遇见一个老熟人。她刚要打招呼，那个熟人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向相反的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
朱莉娅在日记中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
然而，即使在这种人人自危、彼此孤立的情况下，却仍然有一些人冒着被关进集中营乃至丢掉生命的危险，向遭遇苦难的人伸出手去。
16岁的少女依达在父母遭逮捕后，无法养活自己，连房租也交不起。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个家庭持续几天。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引起邻居的怀疑，遭到举报。依达后来回忆说：“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柱。”
斯韦特兰娜8岁时，父母被抓捕。她的老师叶利谢耶娃告诉其他同学要善待她，因为她是“不幸人”。她在班上说：“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一年后，这名正直的老师也被逮捕。
索尔仁尼琴在《杏子酱》中也曾写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关在苏维埃监狱的年轻人释放时，在监狱门口遇到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儿媳。她们向他打听自己儿子的情况，她们只知道他被捕了，不知关在哪所监狱。
在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后，老妇人深感失望，但她依然邀请这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来到简陋的家里，把家里唯一的几个土豆拿出来，为他做成热乎乎的食物。年轻人离开时，老妇人让儿媳找邻居借来一点钱，让他带在身上。她这样解释说：“我们这样对待你，是希望我的儿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能得到这样的对待。”
老妇人和儿媳虽然遭遇不幸，但在她们心里依然保留着最珍贵的箴言---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
苏联大恐怖时期，那些冒着危险向别人出手相助的人，大都因为他们在这个高压社会建立之前，受过古旧信仰的熏陶，在他们的心里良知未泯。

爱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情感。彼此相爱是文明社会最稳固的基础，是人类和社会的希望。
在一个高压统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遭到最大限度破坏。然而即使在最恐怖的时期，彼此相爱的情感也不可能被完全铲断。总是会有一些默默持守的人，他们的信念像树根一样，在地下彼此相连，不可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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