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在一个温暖的秋夜，我登上了牧人山。那座山位于科河谷的东谷口，外形像一枚箭头。我登上山顶时，太阳正低悬于我身后的海面上空，于是牧人山此时成了日晷的指针，在金色圆盘般的兰诺克沼泽上自东向西投下一个三角形的影子。我在山顶停留了一小时，看山影渐渐变窄，拉长，穿过沼泽。起初它的轮廓像一座金字塔，而后变成木屋的屋顶，最后又幻化成了一座方尖碑。那时我便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回到这里，徒步穿越沼泽，到沼泽深处的某个地方露营一晚。
在知道兰诺克沼泽的人之中，很多是因为曾从周边的山上看到过它，或曾驾车途经那条穿过沼泽西部的公路，就此与之相识。而更多人从未见过这片沼泽，却也对它有所耳闻，因为兰诺克沼泽正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绑架》（Kidnapped）中艾伦·布雷克和戴维·巴尔弗逃亡途中所穿越的荒原。书中，两位逃亡者翻过“不见人烟的荒山”，经过“荒野之河的源头”，闯入一片“平坦、破碎、荒凉的大地，如茫茫静海，唯有雷鸟和山鹬啼鸣不绝”；“在他们的东边，远远有一群鹿经过，但只看得到一个个移动的小点”。这就是兰诺克大沼泽。
尽管很多人知道大沼泽的存在，曾亲身走进其中的人却甚是寥寥，毕竟这里广阔无垠，地阻路绝，并且一年四季常有凶险。风暴自海面而来，贯穿科河谷，横扫整片沼泽。这里海拔高，一片荒土之色，地表至今仍崎岖粗糙，保留着冰川侵蚀的痕迹。天鹅成群落在这里的两个主要湖泊之上——一个是地貌复杂的巴湖，另一个是鹿角形的莱登湖。在晴朗的夜晚，站在周围的山巅上，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湖泊、溪水和河流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只有这样的时刻能让你意识到，这片沼泽所含的水是多么丰富。
那年的另一个温暖秋夜，我驾车穿越大沼泽。车程长得不可思议，一英里接着一英里。我仿佛驶入了一个无穷无尽的黑暗空间，穿越着一片异世之境。下坡途中，一群野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脚急刹，车子几乎顿住。这群鹿正在横穿马路，去往它们在黑山洼的栖息地。在车灯明亮的光束中，我看到群鹿挤在一起，每一只都紧张地把头靠着前面那只的身侧或身后。空气很冷，它们的鼻孔喷出一团团白雾，眼睛经灯光一晃，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我驶下缓坡，往奥奇大桥的方向继续行驶，途中又与两三群野鹿狭路相逢，它们也是奔着黑山的山洼而去的。
遇到鹿群的四年之后，我终于回到了兰诺克大沼泽，实现了当年在牧人山顶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也为我的荒野地图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我再次来到大沼泽，也有一部分要归因于W. H. 默里的指引。在从科鲁什克回来之后的那几周，我一直在阅读他的文章。这位作家和古时那些隐修士以及国王斯威尼一样，都是探寻荒野的人，是我旅行路上的启明星。
默里在格拉斯哥长大，小时候却从未想过要去苏格兰高地探险。直到一九三三年，他十九岁的时候，有人向他讲起冬季穿越韦斯特罗斯一带安提列西山的所见所闻：“团团白云从高大险峻的山岭升起，缕缕阳光照亮了深谷。”那一瞬间，默里被一种强烈的渴望击中，他从此着了迷，“仿佛突然皈依了某种信仰”。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默里一有机会就到苏格兰的岛屿、沼泽和山区探险，足迹踏遍他口中那片“天空的荒野”。慢慢地，他对那里的山峰和峡谷变得了如指掌。从气候的特点和成因，到岩石草木、飞禽走兽的特性，他都一清二楚。荒野于他而言十分重要，甚至对他产生了近乎神秘的影响：尽管当时他无从察觉，多年以后，荒野将把默里从疯狂中拯救出来。
成年后的默里长着挺拔的鹰钩鼻，行事精准，善于观察。他一般很沉得住气，行动起来则迅速果断。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如一只猛禽——用哈米什·麦金尼斯的话讲，“（默里）是一只朴素而善思的老鹰”。在默里的诸多“巢穴”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地处兰诺克沼泽边缘的牧人山，他爱那里呈浅灰色和淡粉色的山岩，爱那里极佳的视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默里穿越大沼泽，前往科河谷。他在沼泽西部边缘的“国王之家”旅舍停留，并得知战争已经正式爆发。默里知道，战争动员一旦开始，他将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苏格兰风景，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他后来回忆道：
当时，我本能的反应是向山求教。于是我登上了那座给予我最多馈赠的山——牧人山。蒙蒙雾雨中，我步行穿过沼泽，从岩高兰山脊登上山顶。我想起在这座山上度过的许多日夜，月光皎洁，冰霜闪烁，登山之路总是艰辛。万籁俱寂，静默如歌，寂静与大山似乎融为一体⋯⋯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吗？那些关于内心与世界的探索要结束了吗？⋯⋯我在山顶上整整待了一个小时，然后才用最慢最慢的速度下山。一石一木，在我看来都如此熟悉。
默里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参军。训练结束后，他被派往高地轻步兵团，他所在的精锐营第二营奉命前往东北非的沙漠，与隆美尔新组建的德国非洲军团作战。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默里和战友们向西行进到利比亚边境，进入了一片辽阔的沙石荒漠，其面积比德法两国加起来还要大。默里后来写道，那里地表空旷，没有明显特征，地图看上去“如同海图，海岸线之外就是一片空白”。尽管战场上处境危险，物资匮乏，他还是在那险象环生的荒沙世界中找到了美。他渐渐爱上了沙漠那简洁的线条，炽热的日出——“一轮巨大的红日从地平线升起，四周却一片清凉沉寂，天空湛蓝，无边无垠”。他也爱那璀璨的阳光，光芒最亮的时候，沙子仿佛都被漂白，整个沙漠如同下了一场大雪。
一九四二年，大战在即，默里利用最后一次休假，登上了吉萨大金字塔的塔尖，接着又尝试攀登狮身人面像。不过，理智最终战胜了勇气，他后来说：“最主要的障碍在下巴部分，我觉得⋯⋯在友国的古石像上使用攀山岩钉似乎也很不妥当。”
默里的好日子终结于那年的八月。他所在的步兵营作为先遣部队之一，被派往利比亚沙漠中一片名为“大锅炉”的地区，对隆美尔的装甲师发起进攻。这种战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存，已严重落后于时代，注定成为一场悲剧。默里和战友们奉命在骄阳之下、平沙之中徒步行进半英里，与坦克大军对抗。
那天，默里活了下来，但六百人死在了战场上。他们的营队未得喘息，在补充了一批来自苏格兰的新兵源之后，又很快被派到福卡附近挖掘战壕。福卡位于阿拉曼以西，他们的任务是守在这里，准备伏击隆美尔的第十五装甲师。默里和战友挖好数条窄而浅的战壕，架好轻型两磅反坦克炮，这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对抗德军马克四型坦克的武器。
黄昏来临，星光开始点亮沙漠柔和的夜空，前方传来消息：隆美尔的军队正在逼近，半小时内就将到达。在昏暗的光线中，默里的营队准将凑过来告诉他：“今天晚上，你要么变成死人，要么变成俘虏。”
在幽暗的战壕中，默里开始整理自己的口袋，销毁了一切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棱镜罗盘、身份证件、地图笔记。他找出通讯录，翻看了一阵，里面大部分名字都是相熟的登山客。
默里后来回忆道，在那一瞬间，他脑中突然灌满了过去的回忆，他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山川、沼泽，想起同行的伙伴。所有的记忆一下闪过他的脑海，那一座座山峦，仿佛流溢出超越它们本身的神圣之美。
一小时后，德军坦克发起了第一波进攻。山坡顶部出现一片黑压压的影子，二十辆左右的坦克列成一排，履带扬起阵阵风沙，远看如褐红色的云团。
默里又一次死里逃生，但沦为战俘，被送到六百英里外位于意大利北部基耶蒂省的二十一号战俘营关押。
基耶蒂战俘营的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不至于可怖。战俘营有书、有食物，只不过这两样东西都比较稀缺。至于暴力，有时候犯人言行不当，会被狱卒用枪托顶两下，也仅此而已，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挨揍。最重要的是，风景就在眼前：透过营地围栏的铁丝网，抬望眼，向西远眺，可以看见阿布鲁奇山脉。在默里身陷囹圄的几个月中，那些山峦成了他的希望之源。冬天来临，初雪落在那片山脉的最高峰大萨索峰，在默里看来，那座山就像是一个飘荡在空中的蓝白色幻影，象征着不为围栏、牢房和哨兵所困的精神自由。
在抵达基耶蒂十周后，默里拿起笔，开始书写他入狱之前所熟知的荒野，那些他热爱并探索过的苏格兰山脉、沼泽和峰峦。
战俘营纸张稀缺。起初，他在厕纸上写作。不过，以营中的伙食条件，厕纸也难有富余。后来，默里的母亲通过红十字会给他寄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是“用最好的印度纸印刷的”。他从书里撕下一些纸页，跟人换空白厕纸来写作。书页的韧性和质地的确好很多，在狱友间很受欢迎。
默里在那里的写作如同做梦：他身处牢狱之中，思绪却飘回苏格兰那开阔的天地，所见是岩石、冰雪、耸立的高原、漫长的山脊和广阔的沼泽。
他的体力日渐衰弱，想象力却只增不减。他不断忆起开阔的天地、自由的生活，并渐入佳境。默里在基耶蒂开始启笔写作的这本书题为《苏格兰山行》（Mountaineering in Scotland），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诞生于战祸中心的书”。这本书也无疑是最好的荒野作品之一，展现出荒野何以穿过记忆、跨过遥远的距离，无声无息地触动我们的心灵。
这年十月，默里被转移到巴伐利亚的莫斯堡战俘营。那里铁网环绕，战俘们挤在狭小的营房中，“就像贫民窟里的老鼠”。跳蚤和虱子到处都是，到晚上，臭虫成群涌出床垫。然而，默里依然笔耕不辍。
不久之后，他再次被转移，这一次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战俘营。囚犯一入营，立刻要被搜身。默里写在厕纸上的手稿在搜查中被发现，盖世太保认为这是一份关于盟军战略的加密文件，于是对他进行了审讯。最终，他们夺走并销毁了手稿。尽管默里为人一向随遇而安，这件事于他却是极为沉重的一击。
多年的监禁生活令默里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二战末期，红十字会的救援包裹受阻，无法送到战俘营。默里所在营里的囚犯只得以黑面包和极少量的土豆、大头菜勉强果腹。他们偶尔也会捕杀猫狗，吃它们的肉。营里的囚犯普遍患有肺结核。默里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悲哀地写道：“此时我真是一具枯骨。”因为缺乏维生素，他的指甲变得凹凸不平，头发也掉了许多。他走起路来不出十码就要停下来休息一阵，而且时时刻刻伴随着眩晕。他那时想，就算他能挺到战争结束，恐怕也无法再去爬山了。
尽管如此，他那书写荒野的梦还在继续。在波希米亚，默里开始秘密重写来时被夺去的手稿。由于食物匮乏，他的身体日益孱弱，但头脑愈发自由。他回忆道：“我尽全力去表达对美的体悟，毫无保留。”每当他闭上眼，山峰和峡谷便映入眼帘，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他梦到沼泽上空紫罗兰色的薄暮，梦到他曾经畅游的碧绿的海湾，梦到在牧人山顶望到的金色天空。然后，他把这一切都写了下来。在被监禁的最后一年，他回忆道：“我从没把自己当成囚犯。我认为自己住在山中，享受着那里的自由。”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默里所在的战俘营被美军解放。获释一个月后，默里回到了兰诺克沼泽。他的身体依然十分虚弱，精神却振奋不已。他再一次登上牧人山，站在山顶眺望沼泽，天空是那么开阔。
我启程穿越大沼泽时是十一月份，此时，科鲁什克充沛的夏日阳光已经消退，代之以一片棕黄的秋色。空气变得凉爽，七八月间的漫长夜晚也替换成了短暂的黄昏。

我本来希望冬季早点来临，因为我想穿上雪板甚至冰鞋，沿着封冻的水道完成一场沼地冰上穿越。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有人这样做过。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仅仅利用水，便能穿越如此广大的一片区域。不过，答应陪我一起穿越沼泽的父亲却向我指出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第一，我们两人都不会滑冰；第二，天气太潮湿了，我们会沉入水中的。不得不承认，他的逻辑站得住脚，我们只好改为徒步穿越了。
我们父子二人从伦敦出发，搭乘卧铺火车北上。火车自有一种浪漫情致，它是爱德华时代的奇迹，能在你酣睡之时把你带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浪漫我们仍然感觉得到。我们自尤斯顿车站启程——站内的快餐店、广播里的砰砰声、角落里被压扁的啤酒罐、熙熙攘攘的人群，都离我们远去。再醒来时，空气清凉，白雾蒙蒙，我还看到一只牡鹿消失在细雨中。浓雾在低地聚积。火车停在兰诺克车站，我们下了车，往大沼泽而去。
那天早上，我们便开始熟悉大沼泽的习性和法则。沼泽拒斥直线行进。默里也曾说，在大沼泽里，行动会非常缓慢，路程只能以小时计，不能以英里计。这片沼泽大部分是湖泊和泥炭地，在它们之间则是蜿蜒蠕动的溪流，溪水呈黑色，石油般亮滑。
我们在由裂缝隔开的泥炭地之间跳跃着，在溪流和草丛构成的迷宫中摸索着前进。后来，在跨越一条无名小河的时候，我看到一条大鳟鱼如箭一般穿过池塘，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呈V字形荡开的涟漪。古松树突出的树根在泥炭地里随处可见，这些松树都有几千年树龄了。我真想爬上其中一棵啊。
泥炭沼泽能保存大量的树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曾从新泽西的泥炭藓沼泽中掘出了大量有三千年树龄的白色雪松木，用这些木材来制造鱼雷艇的船体。我从一个树桩上取下了一块本已松动的木块，它的形状像一只海豚，颜色是泥炭染就的深棕色。在另一片漆黑的水岸上，我又发现了一块白色的石头，嵌在那里像一只眼睛。我把它刷洗干净，一路走，一路拿在手里把玩。
大沼泽如此辽阔无垠，而处处风景又都类似，模糊了我们的距离感。一切都分布得如此松散，以至于每一处景物、每一个动作倒是都看得更清楚了。我们所置身的空间实在太广阔，以至于当我抬头望向大沼泽以西的群山，想看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却感觉我们似乎一步都没有动过。我们就如同那些在浮冰上行走的探险家，浮冰不停旋转，抬起脚再落下，却恰恰落回了原地。
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一间地图上标为“炉堆小屋”的破败窝棚，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角落里放着一个生了锈的铁火盆，除此之外，屋里空无一物，空气中的味道则令人联想起盎然的绿意。我们在石头上坐下，从空空的门框望出去，只见莱登湖中央散布着一些小岛，岛上林木丰茂，在这些小岛的更远处，则是雾雪聚集、鹿群出没之地——黑山洼。那里的空气呈浓浓的冷蓝色调。
我不无嫉妒地想起默里的旅行。战后，默里回国，在八月份一个大热天穿越大沼泽。他独自一人，只带了他的狗做伴。走到一半，他把衣服全部脱掉，放在背包里，接下来一整天光着身子，遇到各处的水池、湖湾，就跳进去洗澡、游玩。我开始痴梦：没准哪天天气好，大太阳，没有风，可以试试把他的做法结合进我的计划，光着身子，从大沼泽这边滑冰到那边⋯⋯
稍晚，我们来到一个五十英尺高的小山顶上，坐下来吃了些配奶酪的黑麦面包，眼看着雨云在数英里外的科河谷谷口聚集，向我们滚滚涌来。鼓丘的岩石上挂满天鹅绒般的青苔，风一吹过便缓缓摆动。父亲指了指西边：一只红隼正在地面上空敏捷地搜寻猎物。突然它停了下来，悬空一瞬，紧接着收翅下沉，重重落进了石南丛中。
此时我们已完全置身大沼泽深处，广阔天地分解成为培根般的条带：一条天空，一条白云，一条黑色的大地，再之下则是黄褐色的大沼泽。在这个季节，大沼泽的色彩是微妙而丰富的。远看一片斑驳，近看则拆解成不同颜色：橙、赭、红、芥黄，还有泥炭那光滑的黑色，点缀着一切。
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终于来到大沼泽的中心——巴溪，巴河就在这里流入莱登湖。暮色已笼罩整片沼泽，于是我们支起一个小帐篷，在这里落脚。我们在黑暗中躺着聊天，聊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即将要去的地方，还谈到大沼泽带给我们的那种恐惧与震撼交织的奇特感受。我们睡觉的地方位于河湾内侧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上，冬季的洪流雕凿出这片地方，又把它抹平，茫茫大沼泽上便有了这一处可供栖身之所。
在不列颠这片人口密集的大地上，开阔的空间是罕见的。要想找到一片地方，放眼望去能看到连绵不断的地平线或远处的蓝天，何其困难。开阔性越是难得，就越突显它的珍贵。整日生活在街道楼宇之间，人会产生一种封闭感和短视感。沼泽、海洋、山脉则可以抵消这样的感觉。
每当我从沼泽区回来，我都感觉到眼底轻盈起来，仿佛两边的视角各打开了二十度。一片宏阔无阻的空间，不仅仅是自由和豁达最贴切的比喻，有时还能直接带来那种强烈的感受。 体验过这种开阔，你就能理解美国小说家薇拉·卡瑟那句话——“延伸，延伸到高原，是一切平坦大地无尽的向往。”卡瑟本人正是在北美大平原地区长大的。空阔的大地在历史上颇受冷落，倘若要去爱它，你必须像卡瑟那样相信，美有时是连续空间的一种功能。你必须相信，这样的疆域自有其延展性。在晴朗的日子里，身处空旷的海面上，放眼不见陆地，映入眼帘的竟是弯曲的球面。但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会知道那是多么令人惊奇：大海的边缘向下滑去，如微蹙的眉。 开阔空间会赋予我们的头脑一些很难表达但明确可感的东西，而兰诺克沼泽正是最雄伟的开阔空间之一。如果把湖区从坎布里亚郡挪出来，丢进兰诺克大沼泽，它将完全被沼泽所吸纳。大沼泽这样的地方，其影响难以计量，但我们也不能因此避而不谈。
托马斯·哈代在《还乡》一书中写道：“在午后和夜晚之间，斜倚在荆棘树桩上，满眼所见，皆是荒野，山峰和山肩之外的世界，一概看不到。这时你知道，周围的、脚下的一切都是自史前而来，一如头顶的星空，从未改变。此情此景，对于动荡不安的、被无法遏制的‘新事物’所搅扰的心灵来说，有如一方压舱石。”
对于默里来说，在他身陷囚笼的时候，给予他慰藉的甚至不是直接走进荒沼和高山，而是对于那些经历的回忆。他知道这些地方还一直存在着，由此便获得了精神支柱。
我们常常对平原地带抱有想象性的偏见，对象包括沼泽、苔原、荒地、草原、泥沼和干草原。一七二五年，丹尼尔·笛福旅行经过查茨沃思庄园的沼泽区，对那里非常厌恶，说那是“一片咆哮的野地”。笛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部分原因就是对一望无际的平地难以记认。目光所及，全无回应，或可说所有解读的努力都被一口吞没。它们给我们带来寻求意义的难题：如何在这样巨大的空间中锚定自己的感知？如何为这样的地方赋予意义？
对于这类地方，我们有一些半是敬畏、半是不屑的词来描述：荒凉，空旷，无垠。但是，当一片地域的景色处处色调相近，而同时具有宏阔的广度、长度和透明度，我们便很难用语言去捕捉。
© Bryan Appleyard, 2019

大约午夜时分，我被大沼泽上的一阵轰隆声吵醒了——这是石头在水中滚动的声音。原来，在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有一群鹿正循着自己的路径穿越石南地，它们踏水过河，纤长的腿翻动了石头。
凌晨时候，天空放晴，气温下降。我们睁眼，迎来靛青与古铜色的黎明。我们在那样的光线中行走了几个小时，不断出入巴湖北岸的大小湖湾。薄薄的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探了出来，既像是在空旷沼泽中搜寻逃亡者的探照灯，又像是在测量沼地之广阔的扫描激光。
在那几个小时里，大沼泽露出了奇特的面貌，所见之处，全是扭曲的轮廓和抽象的形状。弧线便以多种形态现身：小小的金色沙滩环绕湖湾；黛青色山腰的曲线后面衬出雪山的背景；从奥奇桥附近一座废弃农舍的窗户望出去，桦树弯曲的枝干隐约可见；半圆的桥拱；一条蜿蜒远去的老路，因为湿润而闪着光。三角形也总是反复出现：鹿角，包裹在树上和石头上的淡绿色苔藓，莱登湖的轮廓，泥炭地的裂口和缝隙，还有几株形如鹿头的苏格兰古松。
行走途中，我一直惦记着我的地图，它已经开始自己成形，一个地点接一个地点，渐渐清晰。我试着想象那些我还没有抵达的荒野，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空间和物种，而岩石和光线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我所制作的这幅地图永远也无法完成，但我却喜欢它的不完整性。
它无法囊括所有的荒野，我也并不希望如此，因为如果一张地图要追求和实地等同，就会变成博尔赫斯那篇具有警示性的小说《论科学的精确性》中的情节。故事发生在一个制图技术已臻完美的帝国，“一个省的地图，可以占到一个城市的面积”。
我想知道，一个世纪以后，如果有人看到我的地图，会作何感想，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年里，人类和荒野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到那时候，福斯特给荒野写的讣告已经成真；可能野性真的会在这些岛屿，甚至在整个世界完全绝迹。如果是那样，我的地图对彼时的读者来说或许会显得古怪和过时：它会成为一种遗迹，一串无谓的希望和恐惧，只属于过去的世界和过去的头脑。
如果这本地图真有人看，或许读它的人也会满怀温情，就像我们现在会认为早期航海者的地图呈现着他们的梦想和忧虑——如图中那些位于大陆深处的金山，以及在已知之境边缘出没的海怪。
一九六〇年，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华莱士·斯特格纳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称为《荒野信》。这是一封呼吁信，写给某位参与美国“户外娱乐资源”联邦政策评估的官员，后来收入斯特格纳的论文集中。
在这篇文章中，斯特格纳指出，一片荒野的价值，应远远超过对其进行娱乐经济或矿产资源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得出的价值。他如此解释：我们需要荒野，是因为荒野会提醒我们，人类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森林、平原、草原、沙漠、山脉，这些景观能给人一种超越自身的宏大感，这种感觉在当今社会已几乎丧失。
但这样的景观已经越来越少，斯特格纳写道。“残存的自然世界”仍在“逐渐被侵蚀”。侵蚀的代价则不可估量。如果所有的荒野都消失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单一的、独立的、直立的、个体的存在，不再能感受到我们是由树木、石头和土壤所构成的环境的一部分，是飞禽走兽的兄弟，是自然世界的参与者并且完全融入其中”。我们将全心全意、一往无前地投入那种技术化的、白蚁般的生活，投入完全由人工所控制的“美丽新世界”。
在来兰诺克沼泽的前一周，我读了斯特格纳的文章。而当我真的身在大沼泽之中时，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他思想的回音。他总结道：“我们仅仅需要乡野留存在那里，即便我们只是开车到荒野边缘，冲里面看一看，也足够了。因为荒野能给予我们安慰，让我们知道自己仍保有作为生物的心智，这属于希望的地理学。”
将近正午，我们来到了沼地西侧的一条公路上。我站在柏油路的边缘，浑身是泥，疲惫不堪，两个拇指掖在背包的背带里，身旁，大型冷冻卡车隆隆驶过，把新鲜蔬菜向北运往大峡谷及更远的地方。我们如同“沼泽人”，从一个时代来到了另一个时代。车辆一闪而过，灯光画出弧线和夹角，在经过了漫长沼泽之行的我们看来，那些鲜艳的颜色显得很奇怪，像是来自太空船一般。
在公路更远处的临时停车带，几辆车停了下来，人们三两成群地站着，望向沼泽深处。他们不时地转过身，彼此安静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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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经新经典文化授权，本文有删节

责编：李颖迪
插画：Colonel Aureliano Buendí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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