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父亲造就的“失败人生”，他却无能为力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和父亲的关系”是人生的根本素材，儿子只能看到父亲的“现象”，他的“回忆和理解力”无法洞察其背后的本质。

文｜丁君君

在布拉格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留给后世的诸多谜团中，流传最广的一则或许是他的遗愿：请马克斯·布罗德代为销毁遗物中的一切书信、日记、手稿以及画作。身为布拉格文艺圈小有名气的评论家，布罗德既是卡夫卡最亲密的友人，也是他的文学伯乐，卡夫卡生前出版的作品鲜有人问津，只有布罗德一直坚信他值得被更大的世界看见。因而在后世传记作家和研究者眼中，卡夫卡将布罗德立为遗愿执行人，并指出所有文稿的存在，类似于一种加密的反语：他实际上在赋予布罗德无限的权力——“销毁”是对这一权力最专横的使用。

一般而言，文学作家至少拥有两种矛盾的身份：他们既藏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又是作品的主人。然而主人的身份或许并不适用于卡夫卡，因为在授权布罗德处理文稿时，他看似在支配自己的作品，却又取消了自己的直接责任。卡夫卡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就是文学”，这句话表达的正是字面上最直白的意思：他没有文学之外的存在，他的呼吸和注视、观察和思考，都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书写姿态中，也只从这种书写中获得实在性。因此，或许可以认为，卡夫卡的生命在最高程度上等同于他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遗愿也为他奇特的文学生命提供了最关键的注脚：作家在迎接死亡的同时，也让死亡平等地流向他的作品——无论后者是否会被真正执行。

作家马克斯·布罗德

“我就是文学”意味着，在阅读卡夫卡作品的同时，读者已经站在了作者生命的内部，获得了通往他心灵的一手资料。然而这种迫近感常常也伴随着理解的困境——在卡夫卡作品中，无数读者最终读出了自己的梦境，并因而认为这是难以破译的象征。文学一般被期待着提供实在之上的遥远意义，卡夫卡的文本却总是聚焦污秽模糊的近处，无法结晶出纯粹的形象，要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哲学、宗教或是存在主义式的表达，需要越过无数琐碎的近景。奇特的是，远与近的悖论也是卡夫卡作品空间的根本结构——他小说中的各种人物，无论是变形的萨姆沙，进不了法律之门的乡下人，还是迷失于荒原的乡村医生，都像梦游者一样只能拥有当下的空间，从未真正跨越到远方。

理解卡夫卡的书写逻辑或许需要一种颠倒的视角：克服“远”和“近”的等级想象，抛开文学与现实的模仿论，重新建立起作品和资料的关系。作家的日记、书信一般被视为通往其创作的一手资料，这种目光未必适用于卡夫卡，因为他将自己的存在方式设定在文学内部，所以日常信札也属于文学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这些日常文字并不能真正解释书写为何发生，而是在反复确认这种书写的存在。人生和文学之间的奇特关系，尤为鲜明地体现在卡夫卡那封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中。

这封信写于1919年冬天，当时36岁的卡夫卡不久前刚解除了和女友尤利娅·沃采克的婚约，正和布罗德在外地休养，在低落情绪中，他决定写一封信，审视并缓和自己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布罗德在传记中提到，信的原始手稿长达100多页，用打印机誊写后也有45页。卡夫卡最初打算通过母亲转交这封信，在和妹妹、女友的通信中也多次谈到此事，但这封信并没有抵达父亲手中。布罗德认为是他的母亲劝阻了卡夫卡，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作家自己的决定。这并不是卡夫卡第一次试图和家人展开严肃对话，1914年，在第一次和菲丽丝·鲍尔解除婚约后，卡夫卡也给父母写过一封信，表达写作谋生的愿望，这两封信最终都没有寄出，一直留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多年后才被整理出版。没有寄出的信件，和没有销毁的文稿，或许也是他将自我文学化的一种方式。

卡夫卡的日记与绘画草图手稿

1919年的《给父亲的信》是卡夫卡最接近个人自传体的文本，虽然信中的一些段落早已成为父权形象的经典引文，但严格意义上，这封信并不完全是针对父亲的控诉书，更像是一篇悲哀的自我批判。

信的开头如下：“最亲爱的父亲：你曾经问我，为什么我会宣称自己在你面前感到畏惧（Furcht）。我像平时一样无言以对，一部分是出于对你的畏惧，另一部分是因为畏惧背后有太多琐碎之事，无法在谈话中轻易道明。”解释了写信的必要性后，卡夫卡又后退一步，声明即便用文字也无法恰当解释一切，“因为在写作中，我依然受制于对你的畏惧及其后果，这个素材的尺度已远远超越了我的记忆和理解力。”在接下来的100多页中，卡夫卡回顾了他迄今为止的人生，历数父亲对他施加的诸种影响：他爱慕父亲的强壮和成就，自己却生而怯弱。

在追逐父亲形象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因为父亲的威严浑然天成又漏洞百出。对父亲的困惑消耗了他的行动力，令他停滞在了通往世界的第一个台阶前，既不能认真对待工作，也无法组建家庭，只有写作才能让他获得某种自由。对往事的回忆中掺杂着大量的虚拟句：“如果你是我的叔叔而不是父亲”“如果我没有经历你这样的教育”“倘若如此，现在的我可能是一个更不安的人”。所有的可能性都被仔细掂量，又被一一否定。在陈述父亲作为他失败人生的肇事者形象的同时，卡夫卡又不断强调，父亲和他都是无辜的，任何一方都不应承担罪责，但双方对此都已无能为力，而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让你我获得一些平静，不那么艰难地面对生和死。”

信中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被描述为一个专横而暴躁的“现象”（Erscheinung）——这个措辞也顺带表达了某种本质性洞察的无力。父亲是个精明的商人，从贫寒的犹太村庄一路打拼进了布拉格的中产世界，娶到了家境殷实的妻子，开设了生意兴隆的店铺，拥有店员和仆役。因为免除了孩子的劳动，曾经的“匮乏”也成了父亲的神圣资产，这是孩子永远亏欠的经验，也是一笔无法偿清的债务。“我那时因为穿不暖，腿上的伤口整个冬天都是开裂的”“我的家庭什么都没有给我，哪怕在我当兵的时候，还得给家里寄钱”“现在的孩子们了解这些吗？没有人懂！”——在匮乏的衬托下，当下的生活以及他走向这种生活的手段，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也赋予了父亲睥睨一切的权力，令他“安坐在扶手椅中，对世界发号施令”。父亲的权力扎根在儿子不能染指的过去世界中，为儿子的生命预先立法，并掌控着他的未来。父亲刻薄地对待店铺的雇员，对儿子身边的人满怀怨念，让暴力萦绕在儿子身边，描画出他生命的例外状态。将至未至的惩罚悬在儿子头顶，让他陷入永远的恐惧，看到“沙发上的皮带”就不寒而栗，因为审判终将到来，儿子拥有的一切也提前被剥夺了意义。

插图：老牛

这封信呈现的父子关系宛如相斥的正负极，一方对世界过于熟练，另一方对世界过于陌生，两者间并没有斗争性的平级关系，因为儿子对世界的陌生感受，完全依附于父亲治理生活的熟练形象。这种奇特的排斥和依附关系，也体现在儿子对待婚姻的态度上。父母的完美婚姻让他对家庭的崇高意义产生了渴望——“婚姻和生育是人一生最高的成就”，可是父亲粗俗的性教育又污染了他的渴望。成立自己的家庭，意味着同时走向纯粹和污秽，变成和父亲同等矛盾的人。儿子最终决定放弃这种虚假的平等，留在困惑的“监狱”中面对父亲的矛盾，把“监狱改造成华殿”，变成永恒的儿子。

信中的观察和思考发生在一种奇特的焦距中：文字中浮现的父亲是一种普遍典型的形象，他欠缺自我反思的能力，期待子女复制自己的成就，热切干预孩子的人生。这样一位平均的父亲，却被置于令人窒息的细致观察下，以至于他言行中的矛盾被极度放大，成为荒诞的景观。在平凡中走向荒诞的父亲让儿子看到了三个世界的存在：一是他所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法则由父亲为他专门制定，他却永远无法达到法则的期待；二是父亲所在的世界，父亲在其中发号施令，并不断被叛逆行为激怒；第三个则是其他人的世界，其中没有命令和依附，人人都过着阳光明媚的生活。儿子活在第一个世界，被第二个世界消耗了所有的思考，因而无暇去关注第三个世界。这三个彼此分割的世界，以消极的方式呼应着精神分析中父子关系的原初性模型。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欲望在遭遇禁令后，会寻求替代满足方式，发出禁令的父亲会被儿子转化为内在的无意识，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给父亲的信》将这种成长模式暗示在第三个世界中——其他人可以熟练地消化父亲的禁令，变成快乐的人，永恒的儿子却执意留在没有替代、无法转化的前世界中，维持和父亲的对峙，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一生，是对出生的踌躇”。

卡夫卡在笔记本上绘制的插图，约1923 年。现藏于以色列国家图书馆

卡夫卡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明媚阳光的描写，他笔下的环境总是逼仄含糊，充斥着莫名的惊怒。或许只有通过信中的“三个世界”，才能理解这种窒息迫近感从何而来。信中的儿子正如《法的门前》的乡下人一样，徘徊在通往第三世界的门前，他所在的世界无比狭隘，因为第三世界的快乐令他相形见绌。父亲守护着第三世界的大门，等待着他进去，却否定了他为进去做的一切准备。这种自相矛盾令他踌躇不前，他既渴望门后的世界，又不甘心以非法的方式进入，毕竟那个世界被暗示了有残酷的惩罚，它的光只是依稀可见。于是他只好留在门前，守门的父亲变成了他终生的研究课题。

这封信无疑提供了关于卡夫卡作品意象的一些关键线索：父亲曾厌恶卡夫卡的一位朋友，鄙夷地将他称为“害虫”（Ungeziefer）——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没有种类含义的词，泛指一切令人恶心的爬虫，因而被用于无差别的谩骂。这个意指模糊的词出现在《变形记》的开端，变成了小职员萨姆沙的躯体，当卡夫卡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萨姆沙复杂的身体构造时，他或许也正在将父亲的谩骂带入真实界；父亲的另一个高频词“跳蚤”，也出现在《法的门前》守门人的皮衣中，变成了乡下人在绝望中祈求的对象——父亲所诅咒的跳蚤，爬上了他的文学身体；《判决》中的父亲对儿子婚约的莫名暴怒，预演了真实的父亲对卡夫卡未婚妻的诋毁：“她一脱上衣，你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除了这些字面上的对应，信中还暗示了一些更隐约的痕迹，父亲口中的儿子一无是处，却无法摆脱，这个盘踞在家宅中的儿子，或许正是《家父之忧》中那个非生非死的莫名之物的原型。

同时，也有多种线索指向这些回忆介于真实和文学之间的暧昧性。卡夫卡并不是一个善于长篇大论的人，曾表达过对伏尔泰这样文思泉涌的写作者的羡慕，他自己的文学手稿则留下了各种斟酌修改的痕迹，但这封信却呈现出了其他作品中罕见的连贯和坚定，甚至可以说更具有文学整体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和父亲的关系问题上，卡夫卡抵达了文学书写和实在经验的完美阈限，因而这封信作为家书让人共情，作为文学作品同样无懈可击。将这封信视为文学文本，并不意味着它是虚构的，而是指出它处理真实生命的那种连贯深刻的方式。事实上，1919年的卡夫卡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写出了多部作品，因此并不能确定，是预先完成的文学流入了他的信，还是文学源于信中的一切。至少，“我就是文学”已经对两者的关系做出了某种说明，写作是卡夫卡唯一拥有的自由，这种自由让他可以用“文学”的眼光整理自己的经验，文学在这里的含义并不是讲故事或是逃离现实，而是一种预设意义的方式：世界如此荒诞，却又如此合乎民意，只有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存在才能涌现出意义。

卡夫卡的父母（约1928 年）

奇特的是，虽然信里的卡夫卡将写作称为自己唯一摆脱父亲影响的空间，但在他的作品中，父亲的威胁又无处不在。即便是在这封信中，父亲也不是单纯的被告形象。在信的结尾处，儿子突然以父亲的语气，对前文的指控进行了冷酷的反驳。这个想象的父亲指出，无论自己对儿子持有何种态度，最终都会被指控为不幸的来源，儿子所控诉的一切“恰恰证明了我的批评是合理的，只不过这些批评还缺了一条，我忘了批评你的猥琐、谄媚还有你寄生虫一样的人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写这封信不过是为了寄生在我身上”。在此处，儿子通过想象的父亲，对自己的痛苦做出了完美还击，信在这个意义上也变成了一种想象的对话，这段对话结束于儿子最后的表态，他接受了父亲的反驳，并把这样的反驳称为一种“修正”，“或许在真实中，事情并不像我列举的证据这样环环相扣，……但是你的反驳是一种修正，这是我自己无法也不愿在细节中做出的修正，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修正，才能获得那种无限靠近真实之物”。

这个晦涩的对话体结尾，展现了《给父亲的信》作为文学文本的自足性。虽然卡夫卡在给女友的信中谈到，这封信的“明确目的”就是缓和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但书写在事实上最终走向了封闭的自我对话。现实中的赫尔曼·卡夫卡只接受过一般的读写教育，对儿子的作品毫无兴趣，很难想象他会有足够的耐心读完这篇冗长的信，并且对儿子隐藏起来的弱点做出致命一击。卡夫卡代替父亲完成了对自己的批判，也顺带揭示了他所有写作的意图：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控诉和原谅，而是对“真实”的靠近。“和父亲的关系”是人生的根本素材，儿子只能看到父亲的“现象”，他的“回忆和理解力”无法洞察其背后的本质。而他对父亲所做的完美描述，不过是对素材的某种拼接方式，这个拼接越“环环相扣”，就越不符合“真实”，因为“真实”是无法获得的，只能不断接近。而父亲的有力反驳，击溃了儿子的证据链，将他再次推向那些“自己无法也不愿”修正的细节之物，并因此更加靠近真实之物。

父与子的对话也让这封信的意义发生了匪夷所思的倒转，儿子的痛苦、父亲的荒诞只是现实的表象，这种表象背后还有一种神秘的合理性，因为只有通过父亲的有力反驳，儿子才被推向了更深的自我洞察。在这样的图景中，卡夫卡的人生和诗学的交融关系也逐渐显露：他的人生就像父亲身上的开裂伤口一样，是一种缺憾的存在，这种缺憾令他“握不住任何实在”，只能通过绝对的父亲来寻求意义。但他并没有臣服于父亲的权力，而是希望通过理解父亲的矛盾，来洞察某个无法靠近的真实界——超越三个世界之上的第四世界。这个真实世界是他预设的存在，也是他试图在写作中不断靠近的终点。这也是一个悲哀的假设，因为真实界必须存在，否则世间不会有那些无法言说的矛盾：权力的愚昧，对生命历程的非理性熟练，以怨恨为面孔的爱。因此他的哀怨一定是错误的，真理必然蕴含在最根本的矛盾之中，父亲的力量必然来源于更高的合理性，而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和父亲进行永远的对话，不断揭穿自己对真理的错认。

《我们这一天》剧照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过一个故事：一个犹太人想要改信天主教，于是对罗马信众的生活做了一番考察，却发现当地风俗崩坏，修士们毫无虔诚之举。在目睹了一切后，犹太人不但没有退缩，反倒立刻更改了信仰，理由是：如果这样的堕落也可以维系，只能是因为它的合法性在天上。卡夫卡对“真实”的预设，和薄伽丘这个故事的逻辑是相似的，看不见的“真实”是对意义丧失的最后挽救，而意义缺失的焦虑，不仅萦绕着卡夫卡的生命，也平等地降临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这种焦虑指向了卢卡奇所言的“先验的无家可归”，也指向现代主义的各种形式游戏。卡夫卡常常被视为一位“无时代性”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似乎暗示了整体历史的某种纯粹结构，但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卡夫卡在作品中苦苦寻找那第四个世界，更像是20世纪对绝对真理的悲剧性想象。在一个特殊的点上，卡夫卡不同于很多作家：他没有把目光投向父职缺席的崇高空白，而是持续注视着陨落为凡俗之躯的父亲。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8期。丁君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文学教研室主任，《德语人文研究》编辑。研究领域为19世纪德语异闻小说、恶的美学、文化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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