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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之前，中国连文字都不统一，那商朝和周朝前期的天子，是如何管理国家的？

|答主：于朝阳

细看的话，商周时期的字，还真是不怎么统一。只不过在王朝内部，这种不统一不是像春秋战国那样因行政壁垒而产生的不统一，是本身的写法规范性还是受限于时代，本身有所欠缺。

废话不多说直接举例，【侯】算是一个上古时期的常用字了，各地都得用到吧：

商代甲骨文的写法也不都一致，虽然大体字形较为相似，但多一笔少一划做个颠倒的，也算写法各异了。

商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的写法，就拉开了些距离。金文就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是刻在金属上的所以笔画比较硬，和刻在甲骨上的笔画侧重就有所不同。

而如果商代有木简和写在布帛之上的文字，可能写法和甲骨文、金文还会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上古时期，写字的材料、存储和使用场景、用途不同，同一个字的写法可能本身就不同。那么商朝有没有简书和帛书呢？应该是有得。五六千年前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就在画各种陶器上的花纹图案、符号，该时期的遗址就出土过石砚，说明史前就已经有书写工具了。那么既然有甲骨文呢、金文，商代又怎么会放弃在当时起码最容易获取和方便使用的材质上进行文字书写呢？无非就是那时候的书籍文字本身就少，木的、布的时间太久又保存不下来，所以后人发现不了遗物。

到了西周，往骨头上刻字的习惯也淡了，但青铜器的铭文更多了：

西周金文和商代甲骨文、金文是一样的，依然是遵循一种写法，但具体的细节不一样。到了春秋，由于西周王道衰微，封建形式的文化统一也不再牢固，行政壁垒下的字体差异就开始起飞了：

到战国时期，有得字已经已经看不出来是一个了。

当然，这些都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写法。不同场景依然有不同写法。这个逻辑到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依然适用。

秦始皇统一文字，是把不同诸侯国的文字给统一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写法都统一了。刻在金属上的、刻在石头上的、记在陶器上的、写在简牍上的、写在布帛上的，可能写法都有差异。

秦篆，顾名思义，就是篆刻的文字。所以像秦始皇刻石表功，就会用到篆书。这种字体写法复杂，但由于非常的刚硬方正，所以是非常正式的文字，刻在高山上也是表明要和上天沟通，需要拿出最好的字体。

秦隶，即秦吏常用的文字，主要是在中基层官吏中使用，主打一个方便书写和识别，适用于木简、布帛等常见材料，而不用非要像刻石上一样采用篆体。

左边是说文解字的秦小篆写法。右边是说文古文体的写法。古文体主要是以孔壁中书为主的战国时关东地区的写法。

《睡虎地秦简》中的隶书写法。

所以书同文这事吧，理解起来也有一个程度的问题。秦始皇的书同文，是把不同国家的不同写法给统一标准，但秦自己还有不止一种写法。不同场景、不同群体、不同工具材质，用不同写法。只是规范性、标准性是比商周要强多了。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毛笔的普及和纸张的发明，降低了文字这种媒介的记录成本、存储成本、传播成本，掌握文字工具的人群更为广大，才会有文字写法走向单一。我们今天的汉字，主要是汉隶体的字形传承。汉隶体之前的文字可称古文字，而汉隶体开始的大多数文字已是今体字。

但「侯」字这个字，形成今体更晚一些，要到楷书了。

所以说，不要什么都带着一种情感、情绪去审视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和生产力条件挂钩的，时人跳不过去时代限制，当时已经出现的现象也与时代要求息息相关。

生产力条件到火候了，历史的变化自然就会发生。存在即有一定的道理。不以古人的喜好为转移，更不会以今人错误代入自己想象的喜欢或者憎恶而改变。

中国不同城市道路两旁都会种植哪些树木？

|答主：南宫晴

从事植物设计十多年，熟悉华东、华中园林植物，也带团队做过华南、西南和东北的项目和调研，有些许了解，除了青藏和大西北算盲区，对于城市园林植物应用方面应该还是有点把握，可以一答。

先说结论：靠街景行道树识别城市困难，但是用特定种来识别「地区」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我们先明确下行道树定义，很多研究在统计时把分车带的小乔木也列入，我比较倾向于定义为以遮荫为主要目的，列植于道路两侧的高大乔木。

有文章就是利用街景加文献对比的方式进行行道树相对多度的统计，优点是数据量大，缺点是识别准确度只能到属，而且比较容易误判。

其实从市民的角度来说，除了一些具有明确识别特征的行道树，比如干皮发白满布菱形皮孔的毛白杨、树干斑驳迷彩状的悬铃木、南国风情的椰子，大部分行道树在普通人眼里并没有多少差，所以私以为得这份分析还是有价值的。

这是一份耳熟能详的植物清单，我们从北往南梳理一下。

杨属作为行道树主要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因为他们树种少没得选，虽有速生优势，但在南方只配放在防护林。

柳属同样位居哈尔滨的四大行道树之一——杨（银中杨、钻天杨）、柳（旱柳）、榆（榆、大果榆）、糖（糖槭，曾被天牛大规模嚯嚯过），东北、华北以旱柳为主，江南以垂柳为主，西藏则以白柳为主。

国槐的尺蠖（俗称「吊死鬼」）堪称骑行人的噩梦，但不妨碍它首都一骑绝尘，该区毛白杨、白蜡、银杏在第二梯队。

臭椿和国槐除了在华北，西北的优势度也很大，如兰州的主要行道树依次为国槐（43.9%）、刺槐、臭椿、银杏、英桐。四月槐花香，通常吃的是刺槐。

「栾」南北方也有区别，北方为栾树本种，花期 6-8 月；华东地区则以复羽叶栾树（俗称黄山栾树）为主，花期 7-9 月，红果果也可以与北方区分。

「榆」也是有南北方的差异，北方榆树本种更常见，而长三角地区榔榆，以及同科的榉、朴更多见。

悬铃木和香樟在华东、华中地区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长沙的行道树总占比妥妥超，50%。

榕树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华南的选择可就太多了，明显区分于其他城市，尤其榕的气生根和椰（棕榈科）的南国风情具有辨识度，广州头顶有芒果，海南头顶掉椰子。

西南则处于啥都行开挂区，如成都青羊区主要行道树使用频度最高的为银杏、小叶榕、香樟、细叶榕、黄葛树、天竺桂、三球悬铃木、银木、女贞、栾树。

桂花、女贞相对于前面的大乔木体量较小，长江流域都常见；除此之外，江浙一带农村小路边夹道的水杉行道树也非常有特点，华中和西南多见的杜英则无法适应上海的碱性土壤。

总结下来，杨柳榆槐椿多见于三北，榕、椰则多见于华南，此二者比较具有地域性；香樟、悬铃木称霸华中、华东，横跨东西，但过北和过南则无；西南很多边缘植物都能种点，银杏、各种樟（××桂

）最具有优势，但都较难体现地域性。

题图来源：《大秦帝国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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