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作为现代哲学的主要人物，康德统整了早期现代的理性论，为19和20世纪的哲学奠定了基调，他的影响力持续到今天的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知识论、政治哲学、美学及许多其他领域。学界普遍认为，他以一人之力改变了18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2024年，恰逢康德诞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值此特别时刻，上海纽约大学的哲学学者们邀请康德哲学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哲学教授Huaping Lu-Adler（卢华萍）来上海举行公开讲座。
200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卢华萍教授赴美继续学习西方哲学，师从被认为是战后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康德学者Henry Allison（亨利·阿利森）教授。从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卢华萍教授担任北美康德学会的副主席，现为其“多元包容”顾问，著有《康德与逻辑科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和《康德、种族和种族主义：某处的观点》（牛津大学出版社，2023年）。
在最新的研究项目中，卢华萍教授把康德的政治哲学放置于以殖民主义、种族奴役、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主义为特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5月10日，卢华萍教授将在上纽大哲学学者们筹办的“上海哲学讲座”系列带来题为“康德论公共理性与语言他者”的公开讲座。讲稿和现场评论的终稿之后都将以中英文双语出版。英文版将刊发在英文期刊The 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对应中文译稿将刊发在中文期刊《哲学分析》上。
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其的专访中，卢华萍教授解释了康德的种族主义如何影响她的哲学思想，探究康德学者为何持续选择忽视康德的种族主义问题，以及康德对公共理性的阐释存在哪些问题。卢华萍教授强调，学者应该将康德“去神圣化”，认识到康德作为个人有着全面而复杂的面相。

文｜澎湃新闻记者 龚思量


Huaping Lu-Adler（卢华萍）教授
澎湃新闻：作为康德哲学的专家，您在2023年出版的《康德、种族和种族主义：某处的观点》一书提出：康德的种族论，包括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是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康德研究者们或是搁置康德的种族偏见，或是认为种族主义与他的道德理论相矛盾。在您看来，康德的种族论如何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过去的研究者为何持续忽视这一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又为何在近年来获得重视？
卢华萍：许多现今的康德学者比较熟悉康德的哲学概念，比如康德的目的论、科学哲学、历史学，以及他对人类进步的希望，这些概念都集中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但鲜为人知的是，康德正是基于他的种族主义论，发展和提炼出了这些概念。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康德写过三篇专门关于种族的论文。在这几篇论文中，康德建立了目的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很多康德学者所熟知的概念都是通过康德对种族的思考提炼得出的。
那么，过去的研究者为什么持续忽视这个问题？一方面可能是很多学者对康德的整个体系缺乏全面认识，过于狭窄地关注三大批判。韩水法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国内的大多学者基本上都在关注三大批判，但三大批判只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康德的思想体系极其庞大复杂，并非只有纯粹或形而上的概念。康德教了40年的地理学，20多年的人类学，他正是从中发展出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而过去的研究者则较少关注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许多康德学者（尤其是老一代的康德学者）喜欢将康德神圣化，甚至把他当作英雄看待。他们没有将康德视作一个全面且复杂的人。基于这一原因，学者会选择忽视他对种族主义的看法，因为这与康德被神圣化的形象存在冲突。
关于你提到的，很多人认为种族主义跟康德的道德理论是矛盾的，我认为这是对康德的误解。我在书中第一章解释了为什么康德形而上的道德理论和他的人类学、地理学形成了互补。由于康德的体系极为庞大，它具有很大的空间，它可以讨论形而上的理论，也可以讲很具体的事物，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为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提供了容身之处。
关于为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在近年来得到重视，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也可能跟时代的变迁有关系。2020年，美国爆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该运动从美国迅速扩散到欧洲。德国的媒体曾进行过一次比较公开的，对康德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的争论。此后，大家也慢慢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研究者的心态也经历了某种转变，我这一代的学者，会觉得康德的哲学很有意思，觉得做康德研究感觉很好，但我不会去崇拜或神化他。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的思想更加开明，他们认为学者可以去做康德研究，但不需要去崇拜他，应该去正视他。
澎湃新闻：康德一直与“普世主义”、“平等主义”思想有着紧密联系。根据康德的说法，“理性的公共运用”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学者跟读者沟通交流从而接近真理的方式。评论家往往认为，这反映了康德平等主义的理想。但在本次讲座中，您强调通过研究康德对于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差异的概念，我们应该意识到康德对公共理性的阐释，虽然在名义上给予所有人平等言说的权利，但却支持、维系了全球知识生产上实质上的不平等。能否请您展开谈谈康德对公共理性阐释存在哪些问题？
卢华萍：我们可以从康德的说法中看到某种限制。康德认为，“理性的公共运用”并非任意群体之间的交流，而是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去发表思想。我们可以设想，在今天的社会，一位学者想要发表思想观点会面临几大问题。首先，学者需要寻找合适的发表平台；其次，即使发表出来，别人也未必能看到；再者，他还需要读者群体的接受与认同，将他视作一位值得认同的思想者。在这些问题之外，学者与读者还必须使用统一的语言，来实现沟通和交流。
有时候，语言是单向的。对于中文世界的研究者而言，我们需要去学英语，才能让英语学界的人来认同和理解我们；但相对应的，他们不会花那么多精力去学中文，来了解我们。而且即使我们使用统一的语言，仍旧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还需要共享一个理性框架，以及相似的思维方式，不然对方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们表达的观点。
这里面已经加入了很多的限制。从名义上来讲，似乎人人都有能力做学者，谁都有能力写东西，谁都有能力发表东西。但从实质上来看，如果你问康德谁有这个能力成为学者，他肯定会说，第一女人不行，第二非白人不行，第三东方人（包括东方的白人）也不行。
康德甚至在白人群体中也进行了社会阶层的区分。他向学生明确指出，要辨别哪些人的思想是可以信任的，就要区分学者和平民：学者说出来的话是可信的，平民说出来的东西是不可信的，因为康德认为平民没有精确的理性思考能力，他们的话并不准确。
所以，康德的公共理性论其实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公共理性论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康德是一个“矛盾的普世主义者”。例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提出的绝对命令同样适用于非白人。然而，康德也曾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论目的论原理的哲学意义》等作品中提出过歧视性的种族价值标准。在您看来，康德是否有意识地将特定种族排除在他理想的平等世界之外？
卢华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康德从没有明确表示绝对命令同样适用于非白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出的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纯粹、非常形而上的道德理论，甚至可以说他在那本著作中并不关注具体的人。
虽然在名义上，绝对命令是不排斥非白人的，但名义上的不排斥不等于实质上的包容，也不等于名义上的包容。因为康德提出的纯粹的、形而上的道德理论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有限的理性者（finite rational being）。康德在著作中甚至不使用人类一词，而是使用“有限的理性者”的概念。在论述完抽象的道德理论后，康德通过人类学的视角，观察人类作为地球上理性者的处境与能力，并探索人类是否有希望达到这种道德境界。从上述角度来看，极端抽象的绝对命令跟种族毫无关系，跟白人也无关，跟非白人也无关。因此很难说康德的绝对命令同样适合于非白人。
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我认为康德确实是有意识地将特定种族排除在他理想的平等世界之外。康德对非白人或东方人的评价具有很强的种族歧视色彩，他认为印第安人太懒、黑人太笨，黄种人思维太具体，不够抽象，缺乏政治想象力和想象纯粹道德概念的能力。此外，康德认为虽然人类都具有发展理性的潜能，但非白人和东方人的天赋（Talent）、气质（Temperament），和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导致他们无法发展公共理性。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罕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提出过相似观点。
在我看来，康德在建构非白人和东方人形象的时候，存在某种焦虑感，特别是对东方人的焦虑感。根据当时的看法，文化是从东方起源，所以康德担心学生们会过分看重东方的文化，他会刻意地去贬低东方人，尤其是去贬低东方人的文化、哲学和科学。康德曾表示东方人没有能力去研究真正的哲学，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他曾警告学生不要去模仿东方人，他认为西方人有一种特别的天赋，而模仿东方人会损害这种天赋。康德很有意识地构建起一个东方人的形象，然后将其排除在他的理想社会之外；另一种可能是，康德理想中的社会也可以包括非白人和东方人，但他们不可以作为主体来介入由西方人控制的未来社会。
澎湃新闻：学界中有大量的研究者关注康德的“三大批判”，研究者关注康德哲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厘清其中的概念。有一种批评认为，单纯研究抽象的康德理论很难对现实世界以及社会产生影响。在您看来，您对于康德及其种族论的研究是否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强的联系？是否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对于历史以及当下思潮的回应？
卢华萍：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非常广大和复杂，他本人也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当时的思潮非常敏感，所以康德哲学是具有时代性的。现在一些学者对三大批判的关注过于狭窄，这是康德学者的选择，不代表康德哲学的全貌。
我这两年来对康德种族论的关注，跟我个人在美国的处境也息息相关。川普当政，再加上2020年疫情暴发，美国人对于亚洲人的偏见和歧视日益增加。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处境其实不是很舒服。这让我想到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我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历史相关。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当下的处境。
于我而言，在面对种族歧视时，我不想去抱怨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没有过错，但我更关注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在西方和世界上的遭遇和历史，因此我也开始关注康德的种族论，尤其是康德对东方人的看法。
我身边的很多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忽视康德对东方人的看法，但我作为一个东方人，对这一点非常敏感。我之前做的康德研究是康德逻辑学，极其纯粹和抽象，但在这两年我在学术道路上有所转变，这和我的自身处境，包括目前的国际局势有关。我个人感觉，现在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有些紧张，并且仍然会被当成外人看待；作为一个做哲学的人，我能拥有一种“奢侈”，我可以从回看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
澎湃新闻：结合上一个问题，我们或许会联想到2020年，西方高校内推倒奴隶贩子、种族主义者雕像的运动。在您看来，在将康德的政治哲学放置于以殖民主义、种族奴役、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主义为特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后，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康德的哲学思想价值？
卢华萍：关于这一点，我在书中的最后一部分有所回应。很多康德学者，特别是老一辈的康德学者，会把康德神化、英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学术态度。
我对康德和康德哲学还是很感兴趣，他的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很有价值。但我得先把他请下神坛，放在我能平视的高度和他进行对话，再重新将他“人化”。把一个哲学家“人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哲学家的思想不是从真空里长出来的，他的哲学也是对时代的一个回应。康德是一个身处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哲学家，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西方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
在18世纪末西方动摇不定的背景下，康德发展出一整套哲学体系，探究整个人类的处境，包括东西方人的处境。可以说，他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世界，从西方人的角度和语言来构造世界。其实和同代人相比，康德的世界观是具有争议性的，当时很多人并不同意他的世界观。但是由于康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世界观才得以被传承下来。尽管我们现在对他的许多观点已经习以为常，但康德思想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局限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思想的应用度或许也是有限的。例如现在很多人认为康德的普世主义是关于平等的权利，但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康德是在他学术的后期才开始讲普世主义，为什么？因为当时康德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他只关注西方的5个大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除了德国外都是殖民国家（康德因为自己德国人的身份才将德国加入其中）。当时的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帝国，都拥有摧毁彼此的潜力，这既解释了为什么康德只关注大国，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产生永久和平的观念。康德认为如果国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战争上，就无法发展自己，无法推进文明。
康德之所以在18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英法两个大帝国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接近彼此毁灭的地步。所以我一直将康德视作一个非常精明的现实观察者，他对当时的政治动态有着敏锐的认识。作为一个哲学家，康德能看到大局，能看到长远的历史趋势，所以他会在那个时间点开始讨论普世主义。我相信康德在讨论普世主义的时候，他考虑的应该都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必要去考虑小国，小国也没有力量去消灭别人，这与今天的世界格局极为相似。说到底，今天的世界和平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是大国之间签署了确认和平的条款，然后由大国来保护小国。小国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和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的普世主义是有限的，但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今天的世界秩序。
澎湃新闻：有些人将哲学家的工作视作“概念工程师”，但正如过去几年的社会运动所展现的那样，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另一方面，追溯概念的源头，评估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有着重要意义。在您看来，回到哲学史上重新思考特定概念，将对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产生何种作用？
卢华萍：理解概念的历史根源非常重要。有时候，即使这种溯源不能解决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这种方式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上的问题，也能让我们理解很多社会问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对环境问题进行哲学概念上的归元，就会回到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看法。
现代人会把大自然作为一个知识和技术的对象，当作资源来剥削，当作社会人的一种财产来占有，这其实是源自西方近现代的一种看法。反观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他们跟自然之间是一种亲属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对象化的关系。但西方文明却提出要把自然对象化，这种观点被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理论化，在康德的体系中也存在相同观点，这种认识也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个例子是，现代人非常重视努力工作、保持勤快（work hard）。一个人要是不勤快就好像没有价值，这一看法同样也可以追溯到康德。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他提出人最重要的不是快乐，而是是否值得快乐（worthy of happiness）。康德明确表示，在保证我们值得快乐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勤奋努力，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快乐。这一观念非常现代，中世纪和近代之前的人们并不认同这种观念。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也和康德的宗教背景有关，加上当时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大家都需要保持勤奋，努力工作，为此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快乐。
当我们追溯这些概念时，我们可能突然体会到这些概念都具有历史偶然性，很多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康德。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些其他的例子：这几年我比较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比如说女性的家务劳动。虽然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她是一个劳动力，但在早期近代的思想和哲学构架里面，女人在家里做的事情不算生产力。所以女人做家务，老公是不会给你薪水的，围绕这一问题也涌现出许多哲学讨论。这些对现代生活非常重要的概念也经历了演化，逐渐被提升到哲学概念的地位。
澎湃新闻：本次讲座的标题为“康德论公共理性与语言他者”。结合您的个人经历：出生、成长于江苏南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赴美继续学习西方哲学，您能否谈谈您对于“语言的他者”这一概念的理解？
卢华萍：我是从六年级的暑假开始学英语的，我在国内上了那么多年的学，基本上一半的时间都用来学英语了。那时候我成天背英语，一直想出国。到了美国后，我也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意识到光会说英语还不行，因为我是中国人，说英语也不免有点口音，所以要努力克服这些问题。我还要尽力把英语说得地道一些，避免语法错误，不然别人会觉得你不够聪明。
比如我去开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是一个白人男性做讲座，说一口地道的“皇家英语”，他只要一开口，都不需要讲什么，人家就理所当然地把他看作一个知识权威。但我就必须做很多努力来证明自己，而且不能犯错误，你一犯错误，就好像是在提醒别人：你不属于这里。所以即使我现在英语很流利，发表了很多文章，也能够给学生教课，但我一直有一种不稳定的感觉。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我总会感到一种必须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压力。
但是退一步来讲，“语言的他者”也有一个哲学上的意义，不是所有不说英语的人都会被看作“低下”的。比如对待一个说德语的德国人，美国人就不会觉得你不说英语，你就没有什么思考能力。但如果你是个中国人，是个墨西哥人，或者是个非洲人，有些人一看到你就会产生歧视性想法，认为你在智力上不如他们。你需要做很多工作来证明自己，来说服他们，证明你值得他们的尊重。在这种环境下，别人已经不是把你视作语言的他者，而是语言的低能者。某些人会把“语言的他者”视作“智力上的低下者”。面对这种压力，你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证明自己，这是非常累人的。
回到康德哲学，我觉得语言跟权力之间有着极大的关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决定了哪种语言能够占据世界的主要地位。英国的帝国主义让英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又维持了英语的地位。
一旦某种语言拥有霸权地位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就要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回过头去论证自己的语言比别人的语言更好，这也是康德所做的事情。在西方强大后，他反过来说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的语言更先进。东方之所以衰落和停滞，是因为东方的语言有障碍。这种语言的“优越性”是康德回过头去建构的，背后是为了满足一种自我崇尚的欲望。
澎湃新闻：哲学被许多人视作晦涩难懂、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您对于哲学专业的未来有何展望？我们应该如何结合现实，培养人们对哲学的兴趣？
卢华萍：我觉得哲学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倾向，这很不健康。在哲学教育方面，康德是一位优秀教育者，他的讲座非常生动，并且他很善于将教学内容与学生们关注的事物相结合。康德本人非常注重哲学的美化，哲学的生动性，康德认为如果教育者只会讲干燥的东西，那么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教育者自然能够去普及自己的思想。
我个人比较赞同这个说法：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哲学家，并且我认为哲学跟天分没什么关系。我记得当时在北大的时候，我犹豫过要不要继续学习哲学。我的一个老师就说哲学要有天分的，人要聪明，我当时就想，要是我不够聪明怎么办？另外一个老师却说，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做哲学的潜力，你只要专注，只要有好奇心，只要坚持，就能在哲学上有所进步。
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师，也很关注教育者的定位。这个问题跟哲学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老师最大的挑战，是怎么去唤醒和栽培每个人内在的哲学潜质。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每个人尽管处境不同，但都有纠结和困惑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关心的社会和个人问题。哲学的教育者应该尝试将教育内容和这些问题接轨。
例如我现在教书，我会从学生的主体出发，我会把学生当作知识共创的一个主体，我经常会问学生他们最关注什么问题，然后以哲学作为起点，给学生提供看法。哲学可以开阔你的视野，可以帮助你去正视生活和社会当中的种种纠结。哲学家的工作是“概念工程师”，我觉得概念是很有力量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问题，想不通问题，需要的恰恰是一个新的概念，而哲学非常善于去做这种概念工程。
基于我个人的教书经验，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学生讲哲学，他们会很感兴趣。每年我都会遇到很多学生（尤其是我哲学导论课上的学生）突然发现自己对哲学的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放弃其他专业，选择专修哲学，但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发现的过程。
澎湃新闻：哲学界内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以及种族不平等。在您看来，学者们应该如何通过研究与发声，改变这种长期的不平等？
卢华萍：我认为研究和发声固然重要，但过去的几代人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现状却依旧还是如此。有时候光发声还不够，因为别人不一定能听到；你发再多的文章，别人不关注也没有用；你研究做得再好，别人不关注也没有用。
结合我的个人经历，我认为权力和地位也很重要。我有个朋友曾经说过我是比较幸运的，我做的学问有人能看，我能在比较好的出版社出书，这些跟我所处的地位息息相关。因为我是美国一所比较有名的高校里的教授，我的导师Henry Allison（亨利·阿利森）非常有名，他是战后最重要的康德研究者。我的第一本书是纯学术的康德研究，在康德研究的圈子里，做纯学术的研究比较能让你获得学术能力上的认可。所以我的第二本书才能有受众，也获得推广。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人不只是看他做的东西，也会留意到他的权力、地位。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现在有一种比较强的使命感，因为我目前所处的位置能让我发表的东西获得一定的关注，我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奢侈。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要改变现状，我们也应该利用好自己的权力去改变世界。
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光靠一个人是没法改变世界的，我们需要团结其他人。所以我这两年比较注重找寻有相同志向的人，和他们建立联结。我也比较注重提拔和引导下一代的年轻学者。如此一来，大家可以团结起来，有同一个志向，一起去改变一些不平等的状态。
最后，作为老师，我非常注重在教育中提高学生对于不平等的意识，我经常跟学生讲到哲学中的一些不平等。比如我教哲学导论的时候，我学生读的东西，一半以上的都是被边缘化的哲学家的作品。而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白人男性的作品。我现在很注重跟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让学生也意识到学术界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我始终认为学生是未来，但我也意识到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
我觉得最不应该有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什么都干不了，不可能改变世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能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需要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跟别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改变世界。我是一个比较有希望的人，我很愿意去行动起来。我不希望自己只是抱怨世界，我也想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些什么，去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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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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