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子旸
来源： 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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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去世，辛亥革命后短暂的国家统一也就此结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四分五裂，国家陷入军阀混战。今天张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大帅打王大帅……各路军阀打来打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段军阀混战的历史，一向都被人们严厉抨击，认为一无是处，祸国殃民。往最好里说，也就是个过渡期，从袁世凯时期过渡到蒋介石时期。
但是，如果把中国从古代向近现代国家的转型看作一个整体，会发现，这一段“军阀混战”实际上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主观上不是故意的，但在这个环节中，各个军阀客观上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步骤。
更有趣的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甚至会发现这些军阀“可爱”的一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来说说。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清廷向中华民国移交了政权。虽然这个过程是和平的，没有像其他王朝更替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其中却有巨大的潜在危机。
这个巨大的潜在危机就是，晚清以来各省地方势力持续扩张，国家有很大的分裂危险。
清朝本来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但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廷不得不放权给曾国藩等督抚大员。于是，先是曾国藩的湘军，随后是李鸿章的淮军，相继坐大。从那以后，清朝的“高度中央集权”就一去不复返了。各省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以至于当时人普遍认为，内地十八省实际上已成为“十八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就纷纷宣布独立。其速度之快，简直和多米诺骨牌差不多。
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超强实力，暂时遏制了国家分裂。可是袁政府只持续了几年，袁世凯就因为称帝失败而死去。政治强人一去，国家立刻四分五裂。奉系皖系直系桂系晋系陕西新疆云贵川一大堆军阀冒了出来，拥兵自立。北洋政府成了空头架子。
从财政收入上就能明显看出这种“强枝弱干”的情况。
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逐年下降。1917年财政收入有1.37亿元，到1922年，减少到1.26亿元，到1926年只有大约2900万元了。各省基本不向中央交钱了。说中央成了叫花子，也差不多。
各省不向中央交钱，钱都留在军阀自己手里。1920年代最大的两个军阀——皖系和直系，财政年收入都超过5000万元，比中央政府阔气得多。东北的奉系较少一些，也有2600万元，和中央政府不相上下。
北洋政府那点儿财政收入，给公务员发工资都不够，动辄要向外国人借钱。对各路军阀，更是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军阀混战”。

但是，这个事有一般人看不到的另一面。
传统的中国王朝，推崇轻徭薄赋，国家的财政系统简陋又粗放，主要是收田赋。因此，从民间汲取财富的能力很差。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数倍于日本。如果国家有能力从民间汲取财富，投入战争，日本完全不够打的。
可是，当时清廷没有这种“现代化”的财政能力，无法从民间汲取财富，只能从本来就紧巴巴的田赋收入中挤出钱来和日本人打仗，结果就败下阵来。
清廷认识到这方面的落后，急起直追，在晚清最后的几十年中，大力强化国家财政的现代化转型，税收一路增长。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一般王朝在覆灭前夕，都是财政最弱甚至濒临崩溃，而清朝在终结之前的几年，财政收入反而创出新高。
要知道，即使是康雍乾三朝盛世所谓的国库充盈，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每年几千万两白银。可是到了内忧外患的清末，财政收入反而轻轻松松过了亿。实际上，清末仅盐税一项，每年就超过四千万两，相当于康雍乾盛世的年财政总收入。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清末财政的现代化转型。以往那些国家财政根本收不到的钱，比如工商税、海关税等等迅速增长，整体财政收入因此大幅增长——田赋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国家财力的增加，就等于国家能力的增强。这是晚清同光中兴、各种工业建设得以发展的原因所在。虽然无法和后来的伟大复兴相比，但古老的中国已经开始迅猛转向——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清末的这个转型，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中断了。
不过，这个中断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并没有中断，而是继续进行中。
国家四分五裂，各地军阀混战，当然很不好，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各地军阀深深意识到，要想在残酷的内战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自己的地盘里努力发展，扩充实力。发展得好，才有钱，有钱才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其他军阀，进而统一全国。即使不能统一全国，也能稳固自己的地盘。
这样一来，各地军阀的混战，就形成了类似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局面。在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也是战争不断。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各国争相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为此，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大力提升国家从民间汲取财富的能力。实际上，英国的税负多年都很高——比同时期的中国高得多，否则哪里来的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可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正是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之下，加上工业革命的科技推动，欧洲各国一下子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国家能力远超广大亚非拉地区。于是，当他们冲出欧洲，来到亚非拉地区时，就有了降维打击的能力。
中国近代的军阀混战，在小规模上再现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各地军阀，在他们的地盘内，争相提高“执政能力”，完成以财政为核心的现代化政治转型，大力发展军队。大家看得见的是军阀混战，看不见的或者说不明显的，是各个军阀地盘内部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方面，典型的是东北张作霖的奉系和山西阎锡山的晋系。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都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建设，强化军力。东北山西这两个地方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时全国有三大兵工厂。一个在湖北汉阳，那是张之洞在清末就开始建设的，此外，沈阳、太原各有一个。足见奉系、晋系发展势头之猛。
而当时实力最强的皖系、直系，虽然控制地盘很大，看上去很唬人，但皖系和直系有个重大缺陷——内部整合水平低。
东北和山西这两个地方，地形相对封闭。因此，张作霖和阎锡山的地盘，“独立王国”的性质更强。而皖系和奉系，虽然控制了中原地区，但各省连成一片，反而散漫不成形，难以捏合成一个坚强的整体。
所以，皖系和直系，虽然一度实力强大，但不牢固，很快就在军阀混战中落了下风。能形成稳定地盘的，只有奉系、晋系这种地形比较封闭的“独立王国”。即使当时贫穷落后的桂系，虽然整体实力不强，但就因为位置有利，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独立性。
和皖系直系类似的是冯玉祥。冯玉祥的西北军，一度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但冯玉祥始终没有自己稳固的地盘，东奔西走，所以没有真正形成强大的势力，后来稀里糊涂就被蒋介石给干掉了。
四川的地理和资源都很好，但四川军阀有好几个，彼此打来打去，四川因此一直没能形成一个整体，整合程度很低。
不过，在这些普通军阀之外，还有一个超级强手，那就是广东的孙中山。
从某个角度来看，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无非也是军阀之一，仗着有人有枪，割据一方，和皖系、直系、奉系等等没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有的，而且很重要。
广东本来有自己的军阀。孙中山最初想要依靠这些军阀，但陈炯明叛乱让孙中山意识到，指望别人靠不住，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于是，孙中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走对了关键一步，那就是得到苏联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苏联的援助是孙中山的“第一桶金”。靠着这“第一桶金”，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校，打败了陈炯明，占据了广东省全省地盘。
有人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得知孙中山曾经得到苏联援助，就以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就是靠苏联援助才北伐成功的。这种认识很片面很初级，不正确。
国民党最终胜出其他军阀的，可不是因为苏联的援助。事实上，没过几年，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就不好了，苏联的援助也就谈不上了。国民党的发家，另有高招。
这个高招就是宋子文带来的现代财政能力。
从1925年起，宋子文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精通现代财政。当上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以后，宋子文引入各种现代化的财政手段，在广东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和高效的财政机器，大大提升了国民党政府从民间汲取财富的能力。
现代财政果然非常厉害。宋子文上台两年，到1927年，广东一省的税收就超过9000万元。在国内各路军阀中遥遥领先。
国民党政府把巨额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军事。兵力迅速扩充，从13万人增加到55万人，购买大量武器弹药，对官兵慷慨地大把发钱。国民党政府压倒性的财力，才是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各路军阀纷纷败下阵来的根本原因。
了解了这个过程，才能理解一些事。比如，广东虽然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和发源地，但看后来的历史，广东人反而对革命并不热衷，没有什么革命传统。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政府广东时期，广东人被宋子文的“现代财政”压得很辛苦，“罗掘俱穷”，难免心有怨言，对革命也就敬而远之了。
可见，国民党北伐的胜利，实际上是广东省内部高效整合的胜利。在这方面，国民党政府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国内当时其他的军阀。更高效的内部整合，带来更强大的综合实力——核心就是超强的财政实力。正是凭借着远超其他军阀的财政实力，蒋介石才一个个打败各地军阀，最终在1930年代初，在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实现了国家统一。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以为国家的统一是广东省一省整合的结果，实际上，各地的军阀，都在他们的地盘内进行了水平不同的整合——谁也没闲着。在各个地方，传统的、古代的政治结构都多多少少被现代的、高效的政治结构所取代。只不过，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是做得最好的。所以，他们成为最终的统一者。
各地的军阀及军阀混战，无意中促成了全国各地的“制度竞赛”。这场竞赛不但发现了最终的优胜者，还从整体上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中国从古代转向现代国家的重要环节。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有趣、很重要、很意味深长的事情。
清末，即使到最后一刻，清廷名义上也保持着对各省督抚的任免权。各省督抚名义上也都服从中央。但他们其实早已“各怀鬼胎”，想要独立。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各省就纷纷宣布独立。
民国这些军阀呢，各方面事实上都是独立的。中央对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任免权，什么也管不了他们。可是，这些军阀反倒没有“独立建国”的想法。不但没有这些想法，他们还经常用“试图分裂国家”来指责、抨击其他军阀。
看，在事实上军阀自立的情况下，大家反倒有国家统一的强烈共识。没有任何人公开挑战中国国家的统一。各路军阀，虽然有残暴不仁的，有杀人如麻的，有寡廉鲜耻的，但既没人想要脱离国家，自行建国，也没有人出卖国土，投靠外国。有待争夺的，只不过谁是最终的那个统一者。
军阀也有“可爱”的一面啊。
这种顽强的、不可撼动的国家统一观念，是中国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一场壮观的历史接力赛。先后上场的历史角色，虽然他们之间彼此争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但他们其实是协作者，都为伟大复兴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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