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高分国产片，拍出了中国家庭最隐秘的痛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阿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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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乘船而去》的开篇是苏念真一家回村坊塘看望母亲周瑾。每次他们临走时，母亲都会抱一罐自己腌的灰鸭蛋出来，一番推搪后，念真总是把鸭蛋带走，回到上海的家后再扔掉，她向女儿苏灿解释，外婆的灰鸭蛋没腌透，吃了会生病。这次回上海的路上，女儿苏灿突然问她，为什么我们不告诉外婆鸭蛋没腌透，让她下次腌得久一点？

可能真是没腌透，也可能是两代人饮食理念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于在家庭生活中，用这种“表面接受，背后扔掉”的方式来回避可能的麻烦、潜在的矛盾，当然，也回避了和家人间更深入的交流，而这种靠避而不谈带来的虚假和谐会在死亡来临时失效。

《乘船而去》剧照

《乘船而去》是一部讲述家庭的电影，它触及了老人离世、代际隔阂和故乡消散这些略显沉重的话题，但它并不是一部沉重的电影，相反，它轻盈、平静，没有刻意煽情催泪，也没有放大家庭矛盾，自始至终用一种淡然和克制的语气讲述着每一个中式家庭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即死亡与告别。

故事发生在江浙水乡，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周瑾独自生活在运河边的农村老屋里。她常和另外一些同样年纪不小的老太太一起去给村里办丧事的人家念护诵经、折纸元宝，其实她既不在意给人家帮忙挣的这一百块钱，也不相信念经烧纸真能有什么用，只是想和小姐妹们聚在一起说说话。

老人留在故乡，年轻一代去远方打拼，之后在城市定居，两代人被地理距离和时代的飞速发展分隔开，是现实中不少家庭的写照。节日本身只是假期，儿女能够回老家看望时，对老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过节。但很多时候，儿女晚辈能都聚在老人身边时，是在他们大病或临终时。就像电影中，老太太失去意识昏倒后被送到医院，醒来时看到一直在外漂泊闯荡的小儿子念清出现在病床前，佯装生气说的那句，“我不病，你也不回来”。

老太太的大女儿念真在上海打拼了十五年，在那里嫁了一个美国人，买了大房子，还开了一家教培机构，她信奉的是“比别人努力，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小儿子念清是“人应该遵循自己的心”那一派的，他从小擅长木工，很想接父亲的班当个木匠，但是不被姐姐允许，后来去当了北漂，成为了一个居无定所、带团四处跑的导游。母亲确诊弥漫性脑瘤后，医生告诉他们，能做的不多了。姐弟一个偏向“卷”，一个偏向“躺”的两种活法，演变成了关于母亲最后这段路要怎么走的分歧。

念真希望母亲接受放化疗，国外还有新型靶向疗法，总要试试，不能放弃。念清想尊重母亲自己的意愿，接她出院、回家，不受治疗的苦了，平静开心地过完最后这段日子。姐弟的分歧不是特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很多人在至亲临终时都无法把握好努力医治和放弃治疗的分界线。《最好的告别》一书中写到：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此，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美国文化）拒绝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与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会成为无效治疗和精神照顾缺失的牺牲品。

而在中国社会，除了恋生恶死，还有一个会增加病人或老人临终痛苦的因素是，不得不死给别人看。哪怕知道无济于事，也要在医院花大价钱用机器维持至亲生命，因为子女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绝非不孝，更不是没钱或不愿花钱。在至亲离世后，哪怕内心沉重，欲哭无泪，也要办一个有排场的葬礼，并在葬礼上展现出一种肉眼可见的悲伤，或是找来专业的哭丧人士。电影《别告诉她》曾借角色之口谈及中西方不同的生命观，“在西方，生命是个人的，而在东方，生命是属于集体的”。或许不仅如此，在这里，人就算死了，也无法摆脱集体的审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者的道德绑架。

母亲在接受了一段时间放化疗并不见效后，选择了出院，念真和念清一起承担起了在家照顾她的责任。和电影略有不同，现实中很多末期癌症患者家属往往要面临一个抉择，那就是，把病情告诉他，还是瞒着他？有数据显示，在亲人得病的时候，74%的人选择向亲人隐瞒所有或者部分病情，此时便会出现“善意的谎言”。在同样聚焦于家庭生活的电影《小伟》中，妻子慕伶便是如此，她告诉已到肝癌晚期的丈夫，他只是肝硬化，甚至去拜托护士打印一张假的单据来帮忙圆谎。电影《别告诉她》也建立在这种“善意的谎言”上，奶奶被确诊肺癌第四期，家人选择向她隐瞒实情，假借一场婚礼的名义让散在世界各地的家人回去见老人家最后一面。

《乘船而去》里没有出现念真和念清明确告诉母亲病情的这一幕，他们大概没有直说，而面对并不遥远的死亡，老人并不忌讳，甚至比年轻一辈更坦然和豁达。“我要死了，我晓得的”，有天夜里，老人念叨起念清婚也不结，孩子也不生时随口说出这句话，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不耐烦，那是对不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耐烦。她去银行取钱，几万块，柜员怕老人家被电信诈骗，问她这笔钱做什么用，老人笑着把头一歪，眼睛一闭，模仿人死掉的样子说，“用来办自己的事情（后事）”。远方的娘舅来看望她，老太太躺在床上跟他说，“今天来过了，死了不用来了”。

老人用日常买菜的口吻说起“死”，无异乎对人们进行一场精神脱敏，而这正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死亡不应是房间里的大象，直接谈论它，正视这个每人都必然会走到的终点，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谈论人是否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而人选择如何死，某种程度上，也昭示着他在怎么活。与其说我们缺乏死亡教育，不如说，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也同样匮乏。

在最后，影片用一艘小木船渐渐没入水中的画面指代老人的离世，含蓄又贴切。而“船”这个意象不仅贯穿了老人的一生，也连接起了一家三代人。老人年轻时乘着运河上的船嫁到此地，丈夫是一锛子一刨子造船的木匠，她一生的苦与乐都与船为伴。大女儿念真在上海的家里放了一台划船机，这是她努力追求的都市中产生活的一个缩影。小儿子念清从小就喜欢做木工，老屋中落了土的船模代表着他真心热爱的事情。外孙宋远涛高中辍学，离开故乡去外面的世界追逐电影梦，当念真以近乎亲情绑架的方式叫他回去见外婆最后一面时，他正在千里之外的片场绿幕前的道具船上当临时演员，并以“外婆会理解我的”回绝了母亲。

三代人身上某种命运般的共性，是他们在找寻“自己的家”这条路上的不易。外婆逃离了在领养家庭当童养媳的既定人生后，吃了很多苦才找到了爱人，有了家。念真结束第一段婚姻，离开县城去到上海打拼，找到了家。念清原本就想在老家当个木匠，他在外面的世界兜了很大一大圈，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终于回到了家。外孙小涛看似绝情的缺席外婆的最后一段路，是因为他正在自己的那条路上跋涉。

他们找寻的“家”不仅仅是一个住处或一段关系，它更像是水一般流动的存在，承载得了不同的船只，也包容得下每个家庭成员一生种种的变化，如同它包容老屋桌子上观音像和兵马俑像并排摆在一起的“不搭”，包容老中青每一代人自己的困境和代际之间对这种困境的“不理解”，也包容小涛这个游子的“不在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