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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晓刚和同事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过去20余年，中国高校扩招导致教育文凭的收入回报降低，且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农村背景的大学生所受负面影响最大。
上海纽约大学NYUShanghai | 来源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近期发表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的一项新研究深入探寻了中国高校扩招对高等教育溢价的影响，及其对社会流动性的意涵。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扩招导致教育文凭的收入回报降低，且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农村背景的大学生所受负面影响最大。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7年至2020年间，全国高校年均招生人数从100万猛增至960万，招生规模增长超过9倍。到2020年，已有15.5%的中国成年人持有本科学历。
本项研究的通讯作者、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晓刚表示，过去二十余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张。“高校大扩招始于1999年，目标是增加我国年轻人的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政策的实施导致高等教育的规模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格局的剧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大学扩招一方面积极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弊端。当前，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其作为人力资源价格的薪资也因此下降，在劳动力市场中具体表现为学历贬值、高学历‘低’就业等现象，并最终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我们的研究旨在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社会进程，为诸多社会讨论给出科学的证据与回应。”吴教授说。
本次研究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郭茂灿与吴教授合作开展，郭教授此前在上纽大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高等教育溢价，即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劳动力之间、排除其他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后的纯粹工资差异，一直是劳动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层研究关注的主题之一，此前也不乏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研究。但在本次研究中，两位研究者全面地检视了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历程中，选择机制的改变如何影响了大学教育的经济回报。
该项研究采用了因果推论文献中“双重处理”的研究设计（double-treatment setting）开展全面分析：一方面利用边际处理效应（marginal treatment）模型分析大学教育和薪资间的因果关系，同时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模型分析教育扩张政策与高等教育溢价变化的影响。
研究选取了多轮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展开分析，结果显示，大学扩招后，进入大学的选择性与高等教育溢价的关系呈现逆转趋势，从扩招前的正向效应转为扩招后的负向效应。
扩招政策实施前，那些成绩出众、更有可能上大学的学子，如果通过高考“独木桥”上了大学，他们将从大学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然而在扩招后，政策的变化使得那些原本不大可能上大学的学子，如果实际上了大学，从大学教育中获益更多。
此外，研究者深入观察了扩招进程中的社会群体差异：大学扩招后，相比于城市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在工资溢价上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
本次研究为当下国内热议的大学学历贬值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实证研究。吴教授表示，“我们的研究用详实的历史数据和严谨的因果推论方法，证实了当下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面临的挑战，包括薪资下降、岗位不匹配等。也验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寒门再难出贵子’，如今的大学学历已不再是社会中向上跃升的跳板。”该项研究也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不平等模式的变化是在一个不断累积而且不对称的进程中产生的。
面临不尽如人意的就业形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导致考研出现“高考化”趋势。
“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大学扩招后，纯粹的学历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实际上相当之低，”吴教授说，“真正能够令求职者脱颖而出的还是个人的无形技能和能力。换句话说，一张更高水平的学历证书本身并不再有那么大的意义。在就业市场上，诸如工作能力、个人技能等无法用标准化手段进行衡量的特质更受认可。那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甚至或许是对整个教育体制而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并在教育选拔和工作招聘的过程中有效识别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6562424000258?via%3Dihub
本文2024年4月30日首发于微信号“上海纽约大学NYUShanghai”，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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