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财经《封面》
“区域性的发展变成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安排。”近日，国际独立仲裁员陶景洲接受凤凰网财经《封面》专访，谈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陶景洲感慨“现在感觉到美国因为有权就任性，因为他权力太大了，有时候他比较任性，加上美国政治他的摇摆性很大，一会要全球化，一会可能又要把他的美国利益优先。我们过去建的世界贸易组织现在由于美国的不合作，现在几乎变成半死不活的了。”
谈及全球化是否正在发生倒退的问题，陶景洲表示，美国在技术上对我们的限制，可能会对中长期中国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也有1000个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那就是看看这个关系怎么能做得更好，而且不能是剃头的担挑子一头热。”
对于美国财长耶伦声称的中国“产能过剩”影响欧美及日本印度等新兴市场，陶景洲表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国产新能源汽车在国内获得补贴低价售卖，因此在国外卖的价格更高，然而依然比当地汽车产品便宜，“所以我要征你一个反倾销税也好或者反补贴税来去弥补这样一种差价。”
另一方面，陶景洲表示很多的学者认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措施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你这边程序还没完呢我就搬走了。” 比如很多中国企业都跑去墨西哥投资，来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贸易问题。
(以下为速记实录)
陶景洲：美国有权就任性！WTO由于美国的不合作，现在几乎“半死不活”
凤凰网财经《封面》：1977年您当时进入大学，当时对美国的观感和现在应该有变化了？
陶景洲：不一样，当时我们的观点是说美国是西方国家之一，没有理解到他是世界老大，对整个的世界的金融技术有这么大的控制力，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法律的长臂管辖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感到我去英国学习，和去德国美国学习没什么差别，这些国家就是经济总量上的差别，但没想到他们在军事实力上，金融力量上和技术上有这种真正的所谓的超级大国这样一种地位，现在理解得更深刻一点。
凤凰网财经《封面》：现在发现对于“社会开放”的信念的冲击，反而是来自于超级发达国家。
陶景洲：对。现在感觉到美国因为有权就任性，因为他权力太大了，加上美国政治他的摇摆性很大，一会要全球化，一会可能又要把他的美国利益优先，说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原则现在我感到体会的更深一点。
凤凰网财经《封面》：如果说要解决所谓的“开放社会的敌人”，至少法治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陶景洲：是。比如说我们过去建的世界贸易组织现在由于美国的不合作，现在几乎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了。美国是最早这种制度的创设者，现在由于特朗普开始的这样一种在世贸组织中的设置的这样那样的障碍，变成现在世贸组织不能说名存实亡，至少他的职能有了很大的减弱。区域性的发展变成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安排了。
凤凰网财经《封面》：比较主流了。
陶景洲：对。美加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什么其他的区域性的安排，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应该是全球化的，像你说的一种倒退，像我说的一种重塑。它是一种把全球化又重新的改写了一下，所以我希望还是应该回到过去的全球化的轨道上，而不应该几个哥们在一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其他另外一拨人又在其他的游戏规则，这样对于全球化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陶景洲：我们也有1000个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肯定不能把它搞砸了

凤凰网财经《封面》：现在全球化遭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境，您是什么感觉？
陶景洲：第一，在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受益者，特别是中国入世以来我们中国经济的腾飞，应该说借力了全球化。
凤凰网财经《封面》：是。
陶景洲：现在由于全球化的这样一种倒退也好，重塑也好，特别是美国对我们的技术上的限制，芯片出口等等，可能会对中长期中国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很不利的影响，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怎么能够克服？好像没有一个秘方，那要看磨合。因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既然是最重要的，肯定不能把它搞砸了，肯定要搞好了，我们也有1000个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那就是看看这个关系怎么能做得更好，而且不能是剃头的担挑子一头热，怎么能够双向的努力来把这个关系做好，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产能过剩向全球倾消？

陶景洲：国产汽车在国外卖的贵，但还是比当地车便宜

凤凰网财经《封面》：最近耶鲁访华提到中国有很多“过剩的产能”在向全球倾销，影响了整个美国的一些利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陶景洲：可能他主要是说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产能，同时中国的消费不足，因此你没法消耗所有的工业品，你肯定要去倾销到其他国家，是因为你有政府的补贴，所以他要通过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措施来去限制中国的出口，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趋势。因为我们很多的产品事实上卖给国外的时候价钱是高的，
凤凰网财经《封面》：是。
陶景洲：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国内很低，国外高出来了，就不是“倾销”。他说你不是倾销，但是你是一个补贴。尽管在这个国家他卖的价格高，但是他比当地的生产还是低，为什么低？因为这个价格里边有政府补贴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要征你一个反倾销税也好或者反补贴税来去弥补这样一种差价。除了汽车之外，可能电池等等，还有其他的工业品都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你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去应对这个案件，加上由于这些案件的存在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影响消费者心里，别买了、过几天说不定又贵了之类的，所以对中国不是一个好消息。
凤凰网财经《封面》：如果企业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当地政府搬出了这种理由，从法律角度应该怎么去解决？
陶景洲：中国企业第一，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叫做country specific，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那就是说既然他对中国的产品要反补贴，反倾销，我就把我的基地建到其他国家，建到比如越南，如果说这个产品被视为是越南原产地的，它就不受已有的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或者反补贴措施的影响。比如说欧盟又对越南开始调查，征他们的税，那我就搬到印度尼西亚，我又搬到马来西亚等等，所以很多的学者认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措施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你这边程序还没完呢我就搬走了。
当然也有些国家认为有一定的用处，这样可能会促使这些国家来减少补贴的行为。把这些生产活动搬到越南的话，越南政府可能就不会给你这些补贴了等等吧。
凤凰网财经《封面》：所以对于很多出海的企业来说，可能不是一种主动的市场的选择而是一个被动的应对市场变化。
陶景洲：是的，现在不少中国企业特别希望在墨西哥投资。这个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可能挑起的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因为美加墨的自由贸易的安排使墨西哥的产品很容易进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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