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oHee Kim，博士，韩国国会研究服务局（NARS）法制研究室
编译：钟飞腾，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出处：DoHee Kim, “U.S.-China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Power Transitions: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Allies,” Korea Observer, Vol. 55, No.1, 2024, pp.29-51.
编者按：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推动下，尹锡悦政府时期韩日关系发生了堪比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质变，在2023年美日韩三国首脑举行戴维营三边会晤之后，东北亚出现了美日韩三边同盟体系生成的态势。尽管学术界对这一改变进程能持续多久仍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对自身的定位都在发生显著的转变，即从地区性国家转向“全球枢纽国家”或者“全球性日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定位是否意味着日韩“脱亚入美”？在这一背景下，理解韩国学者如何看待韩国在中美关系转变中的作用和地位，仍是我们掌握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本次编译的文章出自韩国国会研究服务局（NARS）法制研究室的DoHee Kim博士2024年春季发表在韩国刊物上的《美中霸权竞争与权力转移：聚焦于盟友的角色》一文。Kim博士的专长是美韩关系、美朝关系以及国防产业研究。2024年Kim博士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亚洲调查》中发表《2023年的朝鲜：将一切努力用于加强政权稳定和核能力》一文。Kim博士2012年毕业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美韩同盟的演进》。
拜登政府已正式承认并阐明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性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的演讲中明确无误地将中国描述为挑战当前全球秩序的竞争者。他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这样做的国家”。此外，布林肯国务卿还表示担心“北京的愿景会使我们偏离过去75年来支撑世界大部分进步的普世价值观”。
与此同时，专门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一直在讨论崛起的中国和衰落的美国之间的权力交接。一些人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在这场辩论中，人们可以对两国的国力及其增长速度进行实证分析。此外，评估中国是否满足于现状或不满并寻求更大的影响力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只要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的实际能力和意图就可能不那么重要了。归根结底，华盛顿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最初意图似乎没有达到目标。
对国家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的研究是一项多方面的工作。然而，随着中美竞争的升级，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秩序可以被概念化为金字塔形结构，其等级由国家权力的分配决定。根据这一理论，国际秩序的金字塔结构包括几个层次，包括主导国家、大国、中等大国、小国和殖民地。根据这一理论，中国随着实力的迅速崛起，渴望获得霸权地位，而长期霸主美国则努力保持其地位。
有人指出，权力转移理论忽视了联盟在计算国家力量中的作用，因此没有考虑盟国支持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方面的重要性。与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相反，联盟转移理论认为，只有在当前霸权、其挑战者及其各自盟友的国家力量达到平衡状态时，新旧秩序的转换最有可能出现。根据这一理论，当执政联盟和具有挑战性的联盟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得几乎相等时，就会加剧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按照这一理论的叙事，中等国家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
1. 中美霸权竞争不同于美苏竞争
关于当前的美中霸权竞争是否类似于重返冷战3.0时代或标志着新冷战的到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在冷战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基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差异的对抗性斗争。这种竞争一直持续到每个集团内的一个主导国家失去权力并解散。
在冷战期间，苏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联盟，并在几乎平等的条件下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在经济上，世界主要分为两个集团：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另一个以苏联为中心，以计划共产主义经济为特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体系的推动下，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集团通过自由贸易、金融合作和投资等举措蓬勃发展。在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了国际格局，因为其盟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和进入美国领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现有的自由贸易市场体系框架内实现的，在这种体系中，竞争与深度相互依存并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历史先例截然不同，与过去的竞争模式有着明显背离。
与历史上主要围绕政治和军事实力展开的竞争相比，当代中美霸权竞争已经扩展到许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价值观、标准、科学和技术。然而，它也保留了一种明显的模式，即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经济考虑之上。这在关键部门有选择地脱钩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前面讨论的理论，当挑战者和不满国家的联盟有能力超越占主导地位和满意的国家联盟时，权力过渡就变得可能。为了避免潜在的霸权战争，当前的霸权国家必须保持对新兴挑战者的相对优势，或者缓解快速增长的潜在挑战者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与满意的伙伴的联盟并结成新的联盟，以制衡衰落的霸权国家能力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凸显了拜登政府提出的加强联盟政策的重要性，这是其应对中国挑战战略的核心要素。
2. 美国的盟友面临着两难选择
美国强调维护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的友好国家的参与，但是，对许多与美国和中国同时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如韩国和澳大利亚——来说，却面临着选择的两难境地。特别是由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各国与一方完全结盟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此，根据具体问题逐案安排的小多边合作越来越突出。与多边合作相比，少数在应对特定挑战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更具适应性，并且更有可能为解决特定问题带来切实成果。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性，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由各种小型合作结构来加强联盟合作和联盟之间的网络建设。尽管这些小型合作机构的成员之间利益各不相同，但通过就每个机构关注的关键问题进行合作，建立了一个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总是取得成功，特别是当美国奉行以自我保护主义为重点的政策以增强其能力并维持其霸权地位时。例如，2022 年 8 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在韩国就引发了极大的担忧。此外，“去风险化”一词在澄清美国对华政策以解决反对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国家的担忧方面获得了突出地位，这是另一个例子。
纵观历史，衰落的大国经常采用预防性战争、防御性联盟和战略紧缩等战略来应对其影响力下降的问题。就美国而言，它可以利用其对中国的实力优势，通过军事冲突维持其霸权，团结其盟友对中国及其盟国施加压力，或者接受其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一定程度的下降。到目前为止，美国似乎正在采取一种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战略，通过其联盟维护由美国领导的次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美中霸权竞争在拜登政府时期才真正开始，断言每个联盟都已充分发展可能为时过早。
3. 韩国作为“枢纽国家”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公开承认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两国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国力来决定性地支配对方。因此，盟友在两国维持或挑战霸权的努力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塑造了美中竞争的动态。
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倾向于利用联合国等传统多边合作平台来促进团结和团结，以保护对当前国际秩序不满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权利和权威。此外，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金砖+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这些努力是中国在面对美国领导的日益加强的联盟合作时，建立和巩固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战略的一部分。
在中美持续竞争的背景下，重要的是要考虑中等国家的作用。尽管对“枢纽国家”的确切定义仍存在一些模糊性，但韩国学者将权力转移理论的国际权力等级中的中等国家归类为关键、满意和不满意的中等大国。值得注意的是，枢纽国家被定义为“位于地缘政治战略位置的中等强国，在该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影响力，并有兴趣维护现有霸权领导的现状和地区秩序”。
“枢纽国家”被认为在增强权力稳定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通过与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合作来维持权力优势，从而降低潜在挑战者的意愿。“枢纽国家”也可以充当现有霸权和潜在挑战者之间的桥梁，有助于降低挑战者的怀疑和警惕程度。这种桥梁作用对于促进合作和减少国际体系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一些人认为，中等国家在这场竞争中的作用和选择有限，因为它们经常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而且它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调解的能力正在减弱。这一论点表明，中等国家越来越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尤其是在技术霸权竞争中，他们不想失去进入两个主要市场的机会。
与过去的联盟不同，过去的联盟以基于共同威胁感知和利益的密切关系为特征，今天的联盟不一定在利益方面完全一致。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中等国家可以作为美国领导的新合作努力的成员参与制定国际体系和规范。它们对维护美国霸权和促进自身利益的贡献可能非常重要，从而巩固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立场强调“全球枢纽国家”的作用，这一定位在正在进行的美中霸权竞争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韩国政府对“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强调，可以被看作是维护和加强符合韩国国家利益的现有国际秩序。韩国是世界第六大军事强国和第十大经济体，它已表示愿意在和平、安全、民主、人权、规则、防扩散、气候变化、发展等各种国际议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韩国在《印太地区自由、和平与繁荣战略》文件中也强调中国是“实现印太地区繁荣与和平的关键伙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在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互惠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此外，韩国还与中国举行了高级别会议和倡议，表明韩国愿意促进双边关系，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在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并有可能成为美中合作的桥梁。
因此，韩国政府的“全球枢纽国家”定位，旨在充当美中之间的桥梁，促进两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这一角色反映了韩国在美中霸权竞争持续不断的世界中维护国际稳定和追求国家利益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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