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发凸显，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收入不平等加剧了社会分化，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也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威胁，人们的幸福感也会降低。同时，收入不平等还可能导致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成长与前途，也制约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困扰着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在《美国的经济问题》一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以深邃的经济学视角和自身丰富的阅历，剖析了美国社会在医保、养老金、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不仅揭示了美国富人如何掠夺穷人财富的社会现实，更展示了经济学界在这些关键议题上的激烈交锋。 根据2022年《福布斯》排行榜，埃隆·马斯克拥有2 190亿美元，杰夫·贝佐斯拥有1 770亿美元。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为12.17万美元，约为《福布斯》排行榜上位居第四位的比尔·盖茨财富净值的千分之一。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拿走了总收入的将近一半，而收入排名在后50%的人口仅拿走了总收入的14%。这些数据说明了美国巨大的收入（或物质）不平等，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收入鸿沟。许多人讨厌这种不平等现象，并将其视为国家出现问题的表现，甚至认为这是出现问题的根源。他们宣称，今天在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是一种不公正，没有人需要或应该像最富裕的那群人那么富有，民主与这种不平等完全不相容。本章讨论的是收入或物质福祉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经济学家、政治人物和公众如何看待与思考这些不平等。
多年来，美国的学者、政治家、媒体和广大公众很少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大有好处。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不平等现象几乎没有变化；用亨利·阿龙（Henry J. Aaron）的名言来说，研究收入不平等就像观察草的生长那样乏味。当时在政治上，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美国人对充斥英国小报的“肥猫”的故事既不感兴趣，也没觉得不安。相反，他们对此相当认同，并衷心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变得“肥胖”。民主党政客试图谈论不平等或再分配问题，但这些被富人的代言人斥为“阶级斗争”。我们被告知，美国人相信美国梦，即只要足够努力，每个人都能够致富；重要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而美国据说正是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数据显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加剧，政治也开始随之改变。1975年以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甚至在华盛顿各机构提供的常规家庭调查数据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但直到2003年，皮凯蒂（Piketty）和赛斯（Saez）才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记录下了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巨大增长。他们的研究没有使用随机选择的家庭的调查数据，而是研究了所得税记录。虽然美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不菲，但这些幸运儿数量很少，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样本数只有几万人的普查中。相比之下，税务局则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至少是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人中的任何一个。皮凯蒂和赛斯发现，自1913年开始征收所得税以来，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一个世纪中呈现出长U字形趋势。最初，经历了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这一数字达到较高水平，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向下滑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最低水平。到了20世纪70年代（即研究收入不平等就像观察草生长那样乏味的时代），这一比例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随后，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开始不可阻挡地激增，最终回到了其最初的高度，进入了今天的“新镀金时代”。他们对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记录引发了对不平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以及全球化和自动化对收入分配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的影响。不知不觉中，草地已经变成了一片丛林。2013年，奥巴马总统曾谈到“危险且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缺乏向上流动性”所引发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201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发表了一次广为人知的演讲［内容基于经济学家迈尔斯·科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工作］。他在演讲中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同样也是机会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这揭穿了我们一直当作事实的一个谎言，即在一片机会丰富的土地上，收入不平等并不重要。恰恰相反，收入不平等似乎阻碍了机会。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因为富人们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攫取最好的机会。当然，针对这些数据也有其他的解释，包括低流动性本身就是导致高度不平等的原因等。不管怎么说，此前这些问题无人讨论，现在演变成激烈的争论。新闻界开始经常就不平等现象发表评论。《纽约时报》推出了主题为“大鸿沟”（The Great Divide）的系列文章，由斯蒂格利茨定期撰稿，探讨不平等的有害影响。《华尔街日报》率先发起了反击。经济学家阵营的意见并不统一。1998年，当收入不平等的小树已经茂盛成林，马丁·费尔德斯坦因（Martin Feldstein）仍评论道：“收入不平等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对数据提出疑问，例如，有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支出而不是收入，而支出不平等的加剧程度并不像收入不平等那样明显。但我们没有最富有人群支出的数据，除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诸如为了贝佐斯的巨型游艇顺利下水，鹿特丹的一座著名桥梁被迫拆毁，或是富豪们为了能在贝佐斯、马斯克和布兰森拥有的宇宙飞船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展开激烈竞争。但不管怎么说，高收入还能带来其他诸多好处，而不仅仅是有钱可花。有人可能会问，由于排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或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不平等是否遭到了夸大（答案为：是），或者，这些因素是否扭曲了不平等发展的走势（答案为：否）。不过，如果用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来证明最不富裕的人群其实过得没那么糟糕，那无疑太具讽刺意味了。美国医疗保险费用因医疗行业的反竞争行为和游说而严重膨胀，并且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目前的医疗保障只需现有医保费用的一小部分便可覆盖。因此，对于领取医保福利的工薪阶层来说，这项福利的价值远低于他们的成本。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美国低得多，如果将国民医疗服务的费用分摊并计入个人收入，收入不平等程度还会更低。单一支付方（single-payer）国民医疗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均衡器，有助于降低不平等，因为所有人分担健康不佳的风险，并且不允许不平等的疾病负担转化为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多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基础经济学课程，他也一直直言不讳地捍卫不平等，宣称在华尔街上“赚到”的钱或是付给CEO们的高薪（有时是CEO自己付给自己的）具有社会价值。他勇气可嘉地为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做法辩护，如给予私募股权公司税收优惠，允许它们将合伙人的收入视为资本收益从而享受较低的税率。有一次，我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演讲时问台下的听众：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离世时，大众普遍深感悲痛，如果换成某位著名银行家辞世，是否仍会这样？一位听众告诉我，大众并不了解银行家所做的事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在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大众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银行家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如何大赚黑心钱却逃脱了惩罚。今天的“镀金时代”与原来的“镀金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一个世纪前的“镀金时代”，极端不平等影响了政治，有些政治举措是为了消除不平等，有些则是为了强化不平等。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在其为塔夫脱总统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撰写的联合传记中记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捣毁托拉斯”的行动，该行动旨在约束银行业、石油业和铁路业大型托拉斯的非法市场力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托拉斯以破坏竞争并使相当一部分人口陷入困境的方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对我而言）更心有戚戚的是伍德罗·威尔逊对不平等的反应，这在斯科特·伯格（Scott Berg）所写的传记中有记载。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威尔逊对学院实际上由富人拥有这一事实感到愤怒，而威尔逊的前任巴顿喜欢声称自己经营着美国最好的“乡村俱乐部”，并表示“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有钱人的大学，而有钱人上大学通常不是来学习的”。威尔逊试图使大学民主化，并使学生们专注学业，但他被校友和校董事会击败，因为“富人”在董事会中占有很大比例。从普林斯顿辞职两年后，他当选为美国总统，成功地将一系列反不平等措施纳入法律，包括降低关税、创建美联储（以在金融危机期间保护国家，使其免受银行家的侵害），以及永久性地征收所得税。正是得益于最后一项法令，先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然后是皮凯蒂和赛斯才得以记录最高收入群体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然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政策是否本来能够减少不平等，因为突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这个名字正是威尔逊所造）横扫了一切。威尔逊向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宣战，但并未触及种族不平等。他在美国南部长大，入主华盛顿后，他非但没有消除种族歧视，反而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歧视。一个世纪后，威尔逊第二次遭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除名，他的名字从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中被除去。他第一次被除名是因为挑战了物质不平等，而现在遭到除名则是因为接受和制造了种族不平等。
说起美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甚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占领国会的行动，最常被提到的罪恶之源便是不平等。但是，不平等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它如何破坏或是促进了增长？它在危害民主方面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平等是否会导致死亡，例如迫使人们自杀或是陷入“绝望的死亡”？不平等是否像全球变暖或空气污染一样，损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如果确是这样，消减不平等的最佳方法是什么？我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但说实话，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有益或可以回答的问题，甚至不能称为适定问题。如果说不平等是导致某个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原因之一，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后果。这些社会进程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其中有些确实非常糟糕。只有先区分好的与坏的（以及非常糟糕的）进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不平等以及应对不平等。我们如果想要寻求改善，那么必须识别有害的进程并对其加以控制，而不是单纯通过调整累进税收制度来减少收入不平等，即使这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不平等并不总是等同于不公平，目前令许多美国人不满的，实质上是不公平而非不平等。如果人们认为经济和政治制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民粹主义甚至暴力似乎成为合理选择。美国的创立者正是那些痛恨不公的先辈，他们反对在没有利益代言人的情况下被迫纳税。今天，许多美国人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己无力控制的政府统治之下，并认为这个政府正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如果2020年的选举不能带来迟来已久的救济，那就让政府见鬼去吧！大多数人并不反对创新者通过推出惠及所有人的产品或服务致富，虽然大多数人同样认为他们应该纳税。当今世界上有些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可以追溯到175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和卫生革命。最初，改进措施只惠及了欧洲西北部的少数几个国家。随后，改进措施逐渐传播开来，改善了世界各地数十亿人的生活。在这个进步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在英国，随着实业家们日渐富有，手工纺织工变得一贫如洗，许多人在城市里过着难以忍受的日子。除此之外，一些关于工业革命的报道认为，先进国家的进步不可能长期持续，除非它们以损害贫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为代价。这些进步所带来的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伴随着进步本身而来。事实上，进步哪怕不伤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也很少能平等地惠及每一个人。今天，美国一些最富有者的财富之源是大型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特斯拉和苹果。其他一些人，如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或迈克尔·布隆伯格，开创了新的和更好的做事方法，如沃尔玛的库存管理模式、彭博的财经资讯和软件。在一个世纪前的“镀金时代”，石油、钢铁和铁路都是当时的创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财富似乎只是对其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回报，至少在最初是这样。但后来，当创新者停止创新，从施善者变成了“强盗大亨”，从“创造者”变成了“接受者”，问题随之出现。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来阻止下一代创新者，包括说服（或资助）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这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之一。在有望获得巨大财富的鼓舞下，新企业家们致力于开发一些通用技术的新应用，如计算机和互联网，并建立利润丰厚的创新型公司。创造性破坏的浪潮冲走了许多仍沉浮于上一波浪潮的既有公司。新公司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再有创新的动力；相反，它们乐于求稳，并凭借自己的财富，在年轻的竞争对手成为威胁之前收购这些竞争对手，或是积极申请专利或通过游说来挫败竞争者对其地位的威胁。仅2021年一年，Meta（脸书的母公司）在游说上就花费了2 000多万美元，在总游说费用榜单上排名第七，比任何其他单一公司（而不是公司协会）都高。亚马逊公司落后它两位，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则跟随在其后不远处。而在谷歌公司成立初期，华盛顿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平等来自对社会有益的创新，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创新者确实需要激励，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不能杀鸡取卵。对于这种观点，存在很多争议。如果事先已经明确知道他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将归政府所有，那么埃隆·马斯克还会创办特斯拉，杰夫·贝佐斯还会创办亚马逊吗？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没有人会不认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巧取豪夺导致的不平等是坏的，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当公司，或是像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及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等公司协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给予特别优惠时，它们那些相对富有的高管和股东实际上是在从其他人手中窃取利益。在一些国家，政府并不关注保护其公民或促进平等，而是更关注与商业和利益集团合谋，以便从它们那里榨取资源。这堪称官商勾结。富有的少数人经常阻碍公共福利的提供，如养老金或医疗保险福利，因为他们不想为这些福利缴税，他们自己或家人也不需要这些福利。制药公司游说政府扩大专利保护，以保持高药价。私募股权公司富有的合伙人游说政府，通过将收入记为资本收益来获得收入的税收减免。银行业游说政府制定规则，允许它们保留利润但将与公众分担损失。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限制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并阻止外国医生在美国工作，这两者都使医生的工资高于竞争市场中的工资。最高法院同样允许信用卡公司阻止零售商向支付现金的人提供折扣，迫使那些不使用信用卡、相对不富裕的人支付高价，为信用卡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免费机票和其他福利买单。美国各州规定，除经销商以外的任何人销售汽车都是违法行为，因此汽车制造商不能直接销售产品。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能够限制此类游说和特殊优惠行为（同时实行竞选资金改革），那么即使不改变税收政策，不平等也会减少。在过去50年中，美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有余，相当于在1971年至202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8%。但如果看看分配处于中间的人口的实际工资，会发现自1970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如果再看看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实际工资，会发现今天的实际工资甚至比50年前更低。那么，为什么广大劳工阶层没有分享到日益增长的普遍繁荣？有一种说法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势不可当的客观进程，例如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等等，这些进程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并有利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还有另一种更令人细思极恐的说法，那就是大多数人经济收入增长的停滞是最富有阶层收入和财富增加的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正在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变得更加富有。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占了经济总量的大约五分之一，而在二战后，这一比例仅有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资本配置的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更直接的是，如果随着产业更加集中，垄断和买方垄断变得更加普遍，那么价格就会高于其应有的水平，而工资则会低于应有水平。这样，钱就会从工人和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口袋里。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颠覆了传统的工作安排，但经济学家喜欢强调，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可能带来潜在的收益，前提是政策得当。也就是说，政策会补偿遭受损失者。然而，我们并没有制定得当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政治更多地受制于那些因此受益、本来应该支付补偿的人。对此，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辩称：此类补偿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做的事，甚至现在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停止这样做了。即使没有补偿，被摧毁的工作岗位也会被其他工作岗位取代，后者往往更好，只是位于其他地方。由于我们不完全理解的原因，也许是美国人不像从前那么愿意搬家了，流动性确实已经显著降低，这使得破坏和更替的过程变得更加缓慢，也更加痛苦。工资正在因为其他不当社会安排而被压低。其中之一是医疗保险的缴纳方式对工资和就业的灾难性影响。大多数在职美国人的医疗保险是由雇主提供的，而如果不用来缴纳医保，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支付工资。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中，这些本可以用作工人工资的钱实际上被用来支付医疗行业的利润和高薪，并供养了超出我们需要的庞大医疗体系。美国每年在医疗保障上浪费的超额费用高达1万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家庭大约是8 000美元，美国的超额医疗保障费用远超其他富裕国家，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却几乎比所有富裕国家都糟糕。选择任何一种欧洲国家的医保安排，都可以避免这些资金浪费，但无论采用其中哪一种，都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单一付款人制度，像竞选资金改革方案一样，就其本身而言相当有效，同时还可以降低税前不平等。类似的论点还适用于许多经济部门愈演愈烈的市场整合。例如，由于医院合并，医疗价格迅速上涨，但医护人员的工资却没有上涨，尽管护士短缺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过去，美国的电话费低于欧洲，现在却比欧洲更贵。市场集中度提高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寻租和垄断获取利润比通过创新和投资更容易。更好的反垄断执法，如采用单一付款人制度的医疗体系和竞选资金改革，将有助于经济更好地运转，并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类似的改进措施还可以列出许多，包括提高最低工资、禁止低技能职业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或强制仲裁、废除反工会法、削弱司法系统日益增长的亲商偏见，也许还可以包括减少移民（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一条）。2021年，美国人口中有13.6%的人出生在国外，在1970年，这一比例仅为4.7%。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上一次达到今天的高水平，恰好是一个世纪前的“镀金时代”。许多美国工薪阶层认为，如果移民减少，他们的工资会更高，而今天外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居高不下加剧了不平等，就像上一个“镀金时代”一样。辅以适当的政策，资本主义民主有可能更好地服务于所有人，而不仅仅服务于富人。我们不需要废除资本主义或是有选择地将生产资料国有化，但确实需要让竞争的力量重新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服务。如果继续维持一个让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经济制度，我们将面临令人恐惧的风险。对富人征税是有益之举，而且肯定是一个应为之举。但最关键的，是要阻止掠夺行为。本文整理摘编自《美国的经济问题》 安格斯·迪顿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4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将自身经历与经济学视角相结合，审视了美国的医保体系、养老金、收入分配等重要议题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讨论了压在美国百姓身上濒临失衡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美国政府对气候问题和大国责任的漠视与松懈，直言美国正在帮助富人掠夺穷人的财富。同时，本书也展现了经济学界在这些社会议题上的内部交锋，并对经济学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折射出经济学家与美国政客之间紧张而脆弱的关系，揭示了美国政府的施政成就与失败。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