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为啥让余华、黄建新跟他对谈？看完这个就懂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郎园Station准点剧场的灯光渐次亮起，北影节的电影大师班活动就此落下帷幕。“电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存在，我们要通过银幕、通过电影的手段讲述故事，去跟当时的时代产生共鸣或者产生连接。”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这句话，却在人心中持续泛起涟漪，引发无限触动。

4月25日，在这场主题为“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的对谈活动上，库斯图里卡、黄建新和余华深度对话。通过各自视角，共同探讨了电影艺术如何在国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捕捉并展现个体心灵的微妙奇迹，为在场的观众与影迷提供了一次深刻的艺术交流体验。

Part 1：

国族记忆与个体的交响曲

POST WAVE FILM

在黄建新和余华的回忆里，他们都是很早就接触到库导的电影。

黄建新最早看的是《地下》，这部电影曾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特别提到了电影中一个孩子第一次看到阳光的镜头，因为这个镜头他流泪了。它如此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对生命、自由的一切渴望。余华看的库导第一部电影则是《爸爸去出差》，虽然语言不通，但他能通过影像感受到相似的历史时期所共有的情感与经历。

余华特别认同此次大师班的题目，认为如果对库导有一个评价的话，那就是题目本身：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因为库导电影的那种疼痛感不是我们中国人能体会到的。经历过南斯拉夫解体的疼痛，库导的电影也是带有痛感的。

库导认同这点，并回忆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自己职业生涯的起始与发展变迁。1981年他开始拍电影，那时正处于共产主义时期。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爸爸一直希望孩子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一员，正反映了彼时背景。意识形态变迁会根植在人心中，第二部电影《爸爸去出差》则讨论了战争带给家庭和下一代的冲击。

经历过时代的伤痛，库导会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战乱时代“幸存下来”。伤痕累累的过去或许对艺术家来说是养分，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没有那样的幸运。无论如何，库导喜欢在电影中展现大的时代背景，是因为他希望“借由时代背景，更好地把我个人的家国情怀表达出来”。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让大家理解那个时候人们遭受的苦难，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这才有了影像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

谈到题材选择，库导称“一直在寻求一种生存感”。虽然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里，但他身边很多人出生贫困，走向了犯罪。所以寻找街区上的力量，是他的一个创作取向。“我想看看街上的人，这些流浪者或者街头群体他们的发展，而且我也想通过这些人见证社会的变迁。”库导列举了一个细节：当下他的鞋子，鞋带是松散的，这体现了平和放松的姿态。但如果在街头，鞋带则需要时刻紧系，为随时逃跑做好准备。

虽然不曾经历南斯拉夫解体般的疼痛，但对历史时代链接个体命运这个话题，黄建新也有相似的发言权。他提到，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黑炮事件》，正是源自一段历史对个体幽微的俯视。

“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黄建新这样说。他出生、成长在西安，西安的钟楼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五条街道叫五柳巷，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黄建新成长过程中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又重新认识了每个人。怀疑的感觉开始产生，心里头藏了事，身边既有人物原型（黄建新一个曾做杂志主编的表哥），这有了《黑炮事件》被怀疑的知识分子主角。《黑炮事件》奇怪的白色调开场，则是受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等意大利导演影响。

作为创作者，他们都认同，电影艺术是个人情感和历史经验的融合。“看到社会上真实的、象征的变化，然后把现实剥离出来，再最终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创作过程，即使时代在变迁，主题会变化，但情感上的共鸣不会改变。这就是电影带给我们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到电影院，他们观看这样的电影，他们相信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的，是不会停止的”。

和两位导演不同，余华作为三人中唯一的作家，“任性”不聊电影，他聊自己是库导的“粉丝”。他曾去过萨拉热窝，专门去看库导从小长大的街区。总结了自己和库导的相同点，他们都曾是“坏孩子”（库导在自传中说童年玩伴都进监狱了，艺术和电影拯救库导）。更重要是，他理解库导。在余华看来，一个创作者的风格转变，与时间无关，和此时此刻的具体灵感有关。库导风格多变，拥有莎士比亚和契诃夫式的双灵魂，《爸爸去出差》是契诃夫式的灵魂在舞动，那《地下》就是莎士比亚式的开放恣意与天马行空。

电影《地下》剧照

Part 2：

产生心灵奇迹的魔法

POST WAVE FILM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超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触及人心最深处的共鸣。

库导的电影，“人性”探讨常隐藏在“癫狂式”的角色表演和非理性的怪诞情节之下，他擅长用非常规的镜头语言和本土化的音乐设计来传递情感。余华在提到《爸爸去出差》时，说起里面的一场吵架戏，父母吵架，小孩们一个惊慌一个流泪，拍得非常激烈，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家人在床上唱歌了。戛然而止的愤怒、悲伤，充满了忧郁而又强有力的讽刺。即使不依赖台词，也能看到人在历史变迁中的不同面，深刻感受到人物的灵魂。

电影《爸爸去出差》剧照

随着三人对话深入，现场观众也仿佛被带入了这个充满情感共鸣的电影世界。或许，这正是“心灵奇迹”的体现。

在库导看来，我们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找到人性的脆弱性，找到它深层次的内涵。一名导演，第一部电影的成功，一定是反映了生活、人生的。而导演同时也是一个翻译，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翻译成荒诞和怀疑式的电影语言、电影故事，重点是要如何找到创作灵感。

说起灵感的触发，库导提到了曾经想拍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电影（改编自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这个题材的有趣之处在于，阅读原著时，他能感受到随着时光变迁、历史推动，成吉思汗所代表的不再是历史中的个体，而是任何一个能辐射到大家心目中的伟大形象。“通过当下去回看一些历史的选择，能发现很多人性化的元素，了解到人性到底从何而来，或者如何覆灭。他可能非常坚强，是个勇者，但他也有脆弱的一面。他既强大又脆弱，他是一个混合体。”

在不同的历史或语境里面，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又都是共通的。艺术家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找到人性深层的内涵。

余华不仅看了《成吉思汗的白云》的电影剧本，还跟库导在贝尔格莱德有过一次愉快的交流。他分享道，在成吉思汗那么强悍的一个人物身上，库导从人性的某一种脆弱面切入，恍惚回到当年，他们在公园吃完饭后，库导带他去看《地下》的灵感来源。

那是一个下沉的，像遗址一般的小门，周边都是黑的，只有一束灯光照在门上——“我们创作的灵感，可能就是来自于某一扇小门，进到里面会发现有一个如此宽广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们熟知的生活，有我们最触动到的瞬间，我觉得这就是心灵奇迹。”在余华看来，心灵奇迹不在一个重大事件，而是在一个很微小的、来自于生活的，能够感觉到创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力的时刻。

黄建新坦言，在展现心灵奇迹时，文学更具有优势。他说自己大学时喜欢看小说，最初拍的几部电影也都源自小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作家比电影人在观察人性、人物塑造方面要强，他们有一个状态叫冥想状态，电影创作时很难有。”黄建新回忆，1994年，陈凯歌拍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了余华老师的《活着》，他自己拍了《背靠背，脸对脸》，三部都来源于文学。文学无疑给中国电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提及张艺谋，库导插入话题，他在做评审的时候，看过《一个都不能少》。体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疆域，但是人们需要去超脱这种疆域，进行心灵、精神的沟通。

在黄建新看来，能够长久存在、影响观众的电影，一定不是把利益放在首位的，而是写人性。深刻分析人类所长所短，有让你骄傲、快乐的时刻，也能让你有所反思。他提到了影片《三大队》，认为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出现一个好现象，观众又重新回来看人物了，《三大队》正是靠人物取得了观众的认可。

近年来，库导的拍摄风格有所转向，在他看来，自己正处在时间的洪流中，每拍摄一部电影就需要用一个新的维度去看待时空。他的下一部电影要在俄罗斯拍摄，需要随时和自己战斗，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我们现在立足于一个对未来很重要的时刻。在政治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不同的选择。”正因如此，库导更不愿遵循某些固有的相似性。“日出东方，再落下，每一天过去，文化的延伸也徐徐展开，能让我们提前去预知到未来的重要性”。

大师班进入尾声，余华发出炙热的呼喊：“我希望每年都能够在北京见到库斯图里卡！”库导寄语：“祝大家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如他的作品一样，跳脱非常，热情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