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瑞·达利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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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财富、权力斗争以良性竞争的形式出现,激发人们将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时,就会带来有效的内部秩序和繁荣时期;当这些精力被用于具有破坏性的内部斗争时,这就会造成内部混乱和困苦时期。

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或者说“秩序”规定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些制度和人们在这些制度下的实际行为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这些因果关系决定了内部秩序,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导致秩序时期和混乱时期交替出现。
01
改变人类命运的3大周期
  以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瑞·达利欧将改变人类命运的3大周期分为债务/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参照历史发展过程中3大周期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世界秩序会按照一定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世界强权国家的兴衰更替,也就是财富和权力的转移。

1.债务/资本市场周期
债务周期是经济和市场发生巨变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如果觉得债务周期一词比较抽象难以理解,不妨设想央行有一瓶兴奋剂,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注入经济。当市场和经济增长下滑时,央行注入货币和信贷兴奋剂,从而提振市场和经济;当市场和经济过热时,央行减少或停止注入兴奋剂。

      这些举措使货币、信贷、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的数量与价格出现周期性涨跌。这些走势通常表现为短期债务周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起起落落,通常持续8年左右;长期债务周期则通常持续50至75年(包括6~10个短期债务周期)。

      长期债务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大多数人对其会毫无预料。因此其到来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让很多人遭受损失。

债务/资本市场周期涉及3种货币体系(硬通货、债权、法币),并分为相互推动的6个阶段。

      在债务/资本市场周期的第一阶段,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人们使用“硬通货”。

      在债务/资本市场周期的第二阶段,出现了硬通货债权票据(又称票据或纸币)。

在债务/资本市场周期的第三阶段,债务增加;在债务/资本市场周期的第四阶段,发生债务危机、违约和货币贬值,导致印钞与硬通货脱钩。

      第五阶段,与法定货币脱钩,最终导致货币贬值,第六阶段,回归硬通货。

而政府部门有4种工具应对债务/资本市场周期:财政紧缩(减少支出)、债务违约和重组、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如增税)、印钞并使货币贬值。

2.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我在这里姑且将国家内部的体制称为“内部秩序”,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

     当财富、权力斗争以良性竞争的形式出现,激发人们将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时,就会带来有效的内部秩序和繁荣时期;当这些精力被用于具有破坏性的内部斗争时,这就会造成内部混乱和困苦时期。

      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或者说“秩序”规定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些制度和人们在这些制度下的实际行为会产生相应的结果,这些因果关系决定了内部秩序,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导致秩序时期和混乱时期交替出现。

内部周期同样具有六个阶段:

(1)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2)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3)出现和平与繁荣

(4)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

(5)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6)出现内战或者革命

      对照以上六个阶段,美国已经进入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且冲突激烈,但未来10年内进入第六阶段的可能性仅为30%,中国目前处于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第三阶段,即和平与繁荣时期。

3.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与上文所提到的“内部秩序”相对应,我们在这里将国家之间的体制称为“外部秩序”。

      事实上,并非那么遥远之前,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还没有区别,因为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界定和相互认可的边界。因此,内部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六个阶段也适用于国家之间。

      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国际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原始实力的动态机制。

这是因为所有管理体制都需要有效且议定的:

(1)法律和立法能力;

(2)执法能力(如警察);

(3)裁决机制(如法官);

(4)明确和具体的结果,从而确定罪行并依法执行(例如罚款和监禁)。

      在外部秩序中,这些规则要么不存在,要么对国际关系的指导不如对国内关系那么有效。

      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超过国家共同体的权力,那么权力更大的国家将会制定国际秩序。

      例如,如果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权力超过联合国,那么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而不是联合国。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当大国之间出现争端时,它们不会让律师向法官申诉。相反,它们互相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始交战。

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丛林法则。

     在繁荣时期,人们和国家更可能建立合作关系,在萧条时期则更可能发生争斗。

当现有大国相对于新兴大国走向衰落时,自然想要维持现状或现有规则,而新兴大国则想改变规则,使其符合不断变化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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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影响周期的2个关键因素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三大周期,另外两个决定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即创新和技术发展、自然灾害。

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往往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推动进化过程;自然灾害(即天灾,包括干旱、洪水和疾病)对人类历史往往产生巨大影响,其对国家福祉及演变过程的影响甚至超过战争和经济萧条。

1.创新和技术发展
      创新和技术发展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

      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人们往往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以此推动进化过程。

      例如,荷兰人很有创造力,在鼎盛时期 荷兰的发明占世界主要发明的四分之一,造船术就在其中,而造出的船能够开到世界各地搜集大量财富。

      荷兰曾于17世纪在创新、贸易和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领导者,但随后却未跟上发展的步伐。最终,维持一个衰落和过度扩张的帝国变得不可持续。

      到19世纪中期,荷兰帝国已不再是世界领先的帝国。随着第二波创新大浪潮出现,英国和美国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实现了超越。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明和创新的具体方式不断演变,但人类不断改进做事方式的决心始终不渝,用机器和自动化取代手工劳动,让各国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

      新的发明和改进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带来的最重要的、无可否认的趋势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趋势可能会以难以预想的方式加速推进。

      除此之外,计算机化正在影响决策的性质,加快决策速度,减少情绪化。它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也构成某些危险。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

      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2.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又称天灾,存在多种形式,例如流行病、洪水和干旱。史上的天灾(如干旱、洪水、疾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纵观历史,天灾对国家的福祉及其演变过程的影响甚至超过战争和经济萧条。

      自古以来,旱灾、洪灾、流行病及其他严重的自然和生物灾害给人类造成巨大伤亡,比人类给自身造成的伤亡更严重,导致无数人死亡、经济崩溃,并加速了许多帝国和王朝的衰落。

      在1350年左右,黑死病夺去了0.75亿~2亿人的生命。在20世纪,天花夺去了3亿多人的生命,这是战争身亡人数的两倍多。干旱和洪水往往也会造成大范围的饥荒和死亡。这些灾难往往突如其来,难以预料。

      就在我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这是我们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但历史上却曾多次发生的大事件。

      因此,我认为在研究世界进化的过程中自然界中的异常现象(如疾病、饥荒和洪水)也是值得考虑的可能因素。

      无论如何衡量,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相比,这些罕见的异常天灾的影响力甚至更大。天灾(如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不过随着人类适应力的增强,这种天灾带来的痛苦通常会减轻。

03
未来5年,世界将发生巨变
    上文提到我通过对债务/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三个大周期进行预测,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猜想:下一个大风险点将在我写完《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5年之后出现,误差为2-3年。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周期的发生时间无法精准判断。

     因为这些周期往往像台风或者飓风一样,我们大致知道会什么时候发生,并为此做准备,等风暴来临时会观察风暴、密切跟踪事态发展,以此尽量避免损失和伤害。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精准判断风暴发生的时间和强度,但我们知道风暴可能会变得更猛烈,便应该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正如我在这本新书的尾声中所说:“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主要不是由于我知道什么,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何应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赌未来就是赌概率,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连概率都不是确定的。”

     但是如何基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来做出生活决策和市场决策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课题,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几项原则,希望可以为你提供些参考。

  • 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
         首先要确定和消除无法忍受的最坏情况,这是因为,在生活或市场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

          我是从1982年犯的一个大错中学到这一点的,那个错误差点儿将我击垮。在那次痛苦的损失之后,我计算了自身基本需求所需的花费,并努力攒够钱,这样最坏的情况就可以忍受了。

    我记得,在我从零开始重新努力的过程中,我经常计算,假如没有任何进项,我和我的家庭可以撑几周、几个月或者几年。

         现在我有一个“世界末日”投资组合,我知道凭着它,我们就可以度过最糟糕的情况,这是我的基础。

    通过阅读本书,你也许可以发现,我设想了很多最坏的情况,包括萧条、货币贬值、革命、战争、流行病、我犯的大错误、健康问题以及不同原因导致的死亡。

          努力保护自身不受这些及其他因素的冲击,是我的起点。

          你可能觉得,我这么关注消除最坏的情况,令人感到消沉,也会使我丢失机会,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么操作具有解放和令入兴奋的作用,因为已经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在清楚这一点后)这就让我拥有了安全感、自由度和能力去追求伟大的成果。
  • 分散风险
          除了确保我考虑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坏情况,我还试图通过有效分散风险,为我想不到的地方做准备。

          基本上,如果我有一些颇具吸引力又互不关联的下注机会,我就可以在完全不影响收益的情况下把风险降低80%。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投资策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古老而完善的良好生活策略,我也将它应用于投资。

         中国有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意思是万一一个地方变得危险,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这一原则在艰难时日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 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这样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
          我紧跟我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这样我就能测试我的想法,并向他们学习。

          正是这些原则使我获益良多,遭受的不利影响相对轻微,并拥有稳步改善的未来,尽管一路上始终有颠簸。

          所以我向你推荐这些原则,尽管你始终都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它们。

          对政策制定者、他们的上司和其他感兴趣的人,我还想说:使用我给你们的测量方法,或者根据统计数字构建自己的测量方法,来进行以下措施:

    (1) 衡量你的国家和你感兴趣的其他国家的健康程度;

    (2) 看其健康程度是在改善还是在变差,以及以何种方式改善或变差;

    (3)改变未来的决定因素,以赢得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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