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4期
内容提要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远比今日学界所知要早。本文着重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期对20世纪韦伯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
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1925年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演，首次向中国正式引介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此外，韦伯社会学学说还通过中国学人译介高田保马、关荣吉等日本社会学者的作品而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作用。
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科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韦伯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 
 关键词：韦伯 理解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 社会科学史
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

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图片来源：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现代化的浪潮，韦伯的社会科学学说作为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被重新引入中国大陆学界，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概念范畴乃至精神气质。[1]从“现代化的先知”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引出，从“帕森斯化的韦伯”到“韦伯研究的再出发”，展示了当代中国学人反思性地接受、消化韦伯学说思想的心路历程。[2]众所周知，塔尔科特·帕森斯是韦伯学说在西方特别是英美世界广为弘传的关键人物。他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成英文并于1930年出版，又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中系统阐述了韦伯对社会学的理论贡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韦伯研究在西方以至全球的展开，甚至促成韦伯思想在联邦德国的复兴。相应地，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韦伯研究也基本沿循“帕森斯的韦伯”至“后帕森斯的韦伯”的脉络推进。[3]近年新发掘出的费孝通一篇题为《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被社会学界视为“中国人认识韦伯思想最早的文本”，大致也隶属这一发端英美的学术史脉络。[4]
实际上，韦伯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比今日学界认识的要早。早在20世纪20年代，韦伯及其社会科学思想已初为中国学人所知。[5]笔者此前已梳理过一条隐微的学术史线索，即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关于中国文明的社会学研究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由共产国际的渠道传入中国，并不期然地对此后开展的中国社会性质论  战产生影响。今拟在新发现的史料基础上对上世纪20年代韦伯社会科学学说传入中国的线路与状况做进一步梳理，期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史图景有所补充。虽然当时的文献关于韦伯只有些零散片断，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但仍可作为线索引导我们去触及至今仍模糊不清的历史。与之前梳理的韦伯关于儒教中国的社会学学说经由苏*与共产国际传入的路径不同，本文将着重揭示韦伯的一般社会学从德国（以及经由日本中转）传入中国的过程。这可谓是中国人了解韦伯科学学说的一段前帕森斯的学术史。
一、德国路径：顾孟余与俞颂华
二、理解社会学：蓝德莱与冯维史
三、文化社会学：日本路径
四、结语
本文尝试勾勒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呈现当时中国学人对韦伯学说的初步认识，期对20世纪韦伯及其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韦伯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已经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开始传播。曾经在德国留学、驻访的中国学人如顾孟余、俞颂华、张君劢、梅贻宝等，为韦伯学说在20年代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例如，俞颂华最早向公众介绍了德奥社会学以及韦伯的早期学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张君劢则促成德国社会学家蓝德莱来华宣讲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经济与社会》）。除了德国路径外，韦伯学说还通过刘叔琴、张资平等一些有留日背景的学人译介日本社会学者（如高田保马、关荣吉）的作品而开始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角色，对韦伯社会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输入与传播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专业社会学刊物不能比拟的。
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输入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学学说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的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韦伯及其所代表的与“西方社会学”非常不同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同时，人们也了解到韦伯与德国历史社会学派乃至系统社会学派的关联。我们从中不难感受中国学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热情。20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关注到同时期德国和日本最新的学术动态并积极地引介、吸收，如果要试图寻找他们行动背后的“意义”，或许便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生活与文明再造的深刻关切，并有意识地想找寻一种方法去理解中国的伦理与文化形态的特性所在吧。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学对韦伯关注较少，尚未开展充分的研究，直到梅贻宝将冯维史的文章翻译过来九十多年后，我们才更能感受到冯维史评论韦伯的那句“其功绩多为其全人格的结晶，若只有以一科学方法的研究者相视，则只减其价值矣”实为至言。对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史中隐埋或被遗忘的材料的发掘、整理和再发现是对学术史再认识的应有之义，尤其是早期社会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勘校无疑是一项需要继续深入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还应该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冯维史、奥本海默等德国社会学家积极地面向英语世界介绍、推广德国社会学。[59]这助力韦伯学说在英美学界逐渐为人所知。[60]进而，德国社会学也经由此途径影响到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学人以及国内社会学界。中国社会学界的早期代表人物多为美国留学归国人士，如孙本文（纽约大学博士）、黄文山（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吴文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吴景超（芝加哥大学博士）等。30年代初，在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黄文山（即黄凌霜）翻译了美国学者阿柏尔（Theodore Abel）所著《德国系统的社会学》一书。其中，专章介绍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61]1935年年初，时任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吴景超在为德国学者哈特曼（K. J. Hartmann）所著《社会学》撰写的长篇书评中对德国社会学史做了扼要述评，显示了他对韦伯著述有相当程度的了解。[62]同年10月，吴景超在清华大学出版的《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阶级论》一文。文中论及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差异时，直接征引了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富莱尔（Hans Freyer）的《作为实在科学的社会学》等德文原著。[63]到此时，虽然尚没有韦伯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但中国社会学界一些杰出的专业人士已知晓韦伯的学说并开始运用了。
参考文献、注释
[1]参见王焱：《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谈会侧记）》，载《读书》1985年第12期；丁学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学人》第6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载马克斯·韦伯（著）、甘阳（选编）：《韦伯文选》第1卷（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苏国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参见罗岗：《“韦伯翻译”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对1990年代以来“西学想象”的一种描述》，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4]费孝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王铭铭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载《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5]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第2期；李放春：《韦伯、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发端：〈儒教与道教〉的革命旅程（1925—1929）》，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6]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清高：中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6页。
[7]陶希圣：《记顾孟余先生》，载《传记文学》（台北）第21卷第2期（1972年），第29页。
[8]黄克武首先注意到这个重要信息，参见黄克武：《顾孟余的政治生涯》，载《国史馆馆刊》（台北）第46期（2015年），第112页。
[9]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8页。
[10]无独有偶，最早（1905年）向日本学界介绍韦伯的福田德三（Fukuda Tokuzō，1874—1930）也是一位曾留学德国的经济学者。
[11]参见俞湘文、葛思恩：《俞颂华传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12]黄炎培：《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先生》，载《大公报》1947年12月7日，第1张第4版。
[13]何蓉认为俞颂华虽然最早对韦伯的社会学学说做了介绍，但他“不具有专业社会学者的身份”，故而“其影响并未能深入到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之中”。何蓉：《韦伯来到中国（1920—2020）：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2期，第20页。
[14]莽萍：《俞颂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5]《通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1期（1917年）。
[16]俞颂华：《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
[17]同上，第137—138页。
[18]同上，第140页。
[19]同上，第139页。
[20]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
[21]吴文藻曾指出：“德国社会学文献中论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之异同最为简明而扼要者，当推桑白德（即桑巴特——引者注）论《社会学的起源》一文。原文为Die Anfange der Soziologie，载在《纪念马克斯韦伯论文集》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第一册，一九二三年出版，颇有一读之价值。汉文中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见《东方杂志》第21卷纪念号），对于桑氏此种见解之介绍要算最早了。”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载《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第296页。
[22]俞颂华：《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24—26页。
[23]同上，第23页。
[24]参见Alvin Johnson, “Emil Lederer: In Memory,” Social Research, Vol. 6, No. 3 (1939), p. 313。关于蓝德莱的学术思想的介绍，见Harald Hagemann,“Emil Lederer (1882-1939): Econom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t and Critic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Peter Koslowski (e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in the German Economic Tradition: Historism, Ordo-Liberalism, Critical Theory, Solidarism,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0, pp. 26-54.
[25]笔者未找到当期杂志。该文的德语原文见Emil Lederer, “Zum Methodenstreit in der Soziologie: Ein Beitrag zum Grundproblem ein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 Schrift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und Kultursoziologie: Texte von Emil Lederer,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Peter Gostmann und Alexandra Ivanova,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4, pp. 259-282。
[26]蓝德莱：《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之争辩》，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10号（1925年），第73页。
[27]同上。
[28]同上，第76页。
[29]同上，第75页。
[30]同上，第78页。
[31]
[32]L. Von 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燕大月刊》第4卷第1期（1929年），第23—29页；亦见《东方杂志》第26卷第6号（1929年），第59—63页。
[33]L.Von Wiese：《德国的现代社会学》，载《东方杂志》26卷第6号（1929年），第60页。
[34]同上，第61页。
[35]维是：《德国社会学简论》，载《社会学界》第3期（1929年）。
[36]同上，第209页。
[37]同上。
[38]同上。
[39]参见吴文藻：《介绍德国冯维色的系统社会学》，载《大公报》（天津）1932年2月6日—20日；孙本文：《三十年来欧陆社会学者之种种重要贡献》，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4年）。
[40]Guenther Roth, “Max Weber at Home and in Japan: On the Troubled Genesis and Successful Reception of His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2, No. 3, 1999, p. 519; Yasutaka Ichinokawa（市野川容孝），“Max Weber in Japan,”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Iss. 28 (2015), p. 30。
[41]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17页。
[42]同上。
[43]高田保馬 岩波書店、1926年、81頁。
[44]天行（周予同）：《悼刘叔琴先生》，载《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9年第14期，第11页。
[45]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第G19页。
[46]刘叔琴：《从自然的社会学进向文化的社会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号（1926年），第58页。
[47]同上，第68页。
[48]同上。
[49]参见松本润一郎「序文」、关荣吉 青年通信社、1943年。
[50]［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张资平、杨逸棠译，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版，第4—5页。
[51]张资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但本人擅长小说创作，曾参与筹建创造社。1928年受聘为上海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并创办乐群书店。
[52]张资平、杨逸棠：《译序》，载［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
[53]同上。此前以乌格朋（W. F. Ogburn）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社会学已被孙本文引介到中国，见孙本文：《美国社会学及其趋势》，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期（1926年）；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北京：朴社1927年版。当然，德国的文化社会学与美国文化社会学的旨趣不同。
[54]杨续元：《现代德国社会学鸟瞰》，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0期（1930年）。这篇文章后与《英国社会学的派别及其现势》《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现代俄国社会学鸟瞰》等文一起编入《现代社会学派》。孙本文等（译著）：《现代社会学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5]［日］关荣吉：《文化社会学》，第6页。
[56]同上，第38页。
[57]同上。
[58]例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论及文化之个性，就曾引关荣吉《文化社会学》一书为共鸣，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年版，第38页。
[59]Andreas Walther,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Sociology in German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ol. 10 (Sept. 1925-Aug. 1926), pp. 229-238; Leopold von Wiese, “Current Sociology: Germany,” Sociological Review, Vol.19 (1927), pp. 21-25; Franz Oppenheimer, “Tendencies in Recent Germa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1932, pp.1-13, 125-137, 249-260; Karl Mannheim, “German Sociology (1918-1933),” Politica, No. 1(1934), pp. 12-33.
[60]有关研究参见Theodore Abel, Systematic Sociology in German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ome Attempts to Establish Sociology as an Independent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9。同一时期，韦伯的《经济通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也陆续被译成英文出版。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k H. Knigh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7;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London & Boston: Unwin Hyman, 1930。
[61]［美］阿柏尔：《德国系统的社会学》，黄凌霜译，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版。这一时期，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吴文藻也不遗余力地介绍冯维史所代表的德国“系统社会学”，但对韦伯的学说关注不够，见吴文藻：《德国的系统社会学》，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4年）。或许，正是吴文藻的学术偏好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与韦伯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学说长期失之交臂。
[62]吴景超：《书评：Hartmann, K. J, Soziologie》，载《清华大学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
[63]吴景超：《阶级论》，载《社会科学》第1卷第1期（1935年）。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晁   群：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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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教的禁欲主义之中，挖掘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出身，继而阐发了“理性主义”的渊源和“现代文明”的特点，是最常被引用的社会科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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