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布兰切特：风华背后的未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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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幸见过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本人两次。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她在悉尼戏剧公司（STC）的舞台剧《女仆》（The Maids）中扮演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仆，这部剧的导演是Jean Genet，与她演对手戏的是法国老戏骨Isabelle Huppert。第二次见面则是在去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她在Sparks乐队的现场表演中亮相，一袭亮黄色套装，头戴猩红色耳机，贡献了一支极富表现力的舞蹈。两次邂逅让我有幸一睹这位两届奥斯卡奖得主丰富多元的职业触角：她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之一，还是制片人、时尚偶像、气候保护活动家、联合国难民署全球亲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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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目前定居在英国的乡村，与身为编剧兼导演的丈夫Andrew Upton以及四个孩子生活在这片郁郁葱葱的小天地。我问她，如果可以线下见面而非通过Zoom，她会与我一起做哪些“凯特专属”活动？她开玩笑说：“可能是散步吧，我甚至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写：穿上靴子去散步。这个想法每次都招来一家人的取笑，孩子们总是说：‘哪是散步啊，每次都会变成徒步远足！’”

凯特告诉我，她儿时在墨尔本一个安静的郊区长大，父亲在她10岁时去世，留下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凯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所以，“你必须自娱自乐。我们会玩‘猜硬币散步’的游戏，就是抛硬币，正面代表往左走，反面代表往右走，就这样转来转去，在附近不同的自然区域探索。有时候走着走着离家太远了，就必须找个电话亭喊妈妈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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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很爱笑，她自嘲式的表达和偶尔冒出的荤笑话总让我感到惊讶。比如，我问她是否还在寻求每个人的认可，她答道，如果否认这一事实，“就好像说，我从不在淋浴时撒尿”。但当我问她对往昔岁月是否有所怀念时，作为从影多年、作品无数的演员，她郑重其事地回答了这个关于怀旧的问题。

“众所周知，‘过去的美好时光’根本就不存在，”她指出，“这其实就是一个借口，为了让那些傲慢无礼、喜欢动辄诉诸暴力的白人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而采取了很多非常恶劣的行动。”在性别平等方面，电影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来说，在2007年至2022年上映的1600部最受欢迎的电影中，只有6%是女性导演的作品。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凯特最近做出大胆尝试，她联合来自南加大智库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的Stacy L.Smith博士，以及她和丈夫Upton名下制作公司Dirty Films的合伙人Coco Francini，共同推出了一个名为“Proof of Concept Accelerator”的计划，致力于改善全社会对女性及边缘群体的看法。该计划为最多八位电影制片人提供5万美元资助，制作一部“概念验证”的故事片或电视节目，同时还将提供帮助这些制片人入行的辅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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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对此解释道：“基本上，任何因循守旧、千篇一律的产业都会失去创造力，变得死气沉沉。”但她也预料到自己的努力会遇到阻挠，“很快就会有人将这一切政治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入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容竟然变成了入侵，但有些人并不知道如何在其中寻觅良机，反而本能地对这一切心怀戒备。”

凯特是个直率的人，她不会回避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她很喜欢这样的沟通方式。2022年，她在电影《塔尔》（Tàr）中饰演一位才华横溢但狂妄自大的指挥家，观众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喜欢这个角色令人生畏、超凡脱俗的气质；但从另一方面看，影片对“取消文化”和“觉醒”政治等议题的处理方式，也让很多人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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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与凯特的合作经历，《塔尔》的编剧兼导演Todd Field这样评价：“她是一位勇敢无畏的艺术家，她希望你能让她感受到敬畏。她义无反顾、气势逼人且无所畏惧，这些都令人震撼不已。”尽管她与电影里强硬的Lydia Tàr并无相似之处，但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始终在以近乎贪婪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工作。凯特喜欢对工作说“是”，且来者不拒，凑巧的是，她还是Giorgio Armani Sì（意大利语“是”）系列香水代言人。那么，面对类型如此多样的工作和项目，她会如何选择？沉思片刻后，她答道：“那份工作一定要有让我心生敬畏的，或未知的、超出我认知范围的东西，才能让我产生兴趣。这是我非常希望的。”当然，过程中还要有良好的沟通，她经常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喜欢合作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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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丈夫都很善于与人沟通。她回忆起2008年至2014年两人共同担任悉尼戏剧公司艺术总监和首席执行官的岁月：“我们在悉尼戏剧公司开始工作后，Andrew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办公室里的桌子拿走，他说：‘办公室应该是一个对话交流的地方，如果公司老板坐在摆着电脑的桌子后面，而艺术家坐在桌子另一边，这种方式本身就有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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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那段时期描述为“迄今为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充实的创作时期之一”。这对夫妇还负责将该公司的建筑改造成环保设计典范，包括在屋顶上加装1906块太阳能电池板和在屋顶下加上一个10万升的雨水收集系统。

凯特对服装的选择也体现了她践行可持续性的承诺，她喜欢穿着同一件礼服亮相不同的红毯，大力支持升级可回收再利用的设计作品。比如，在巴黎参加Louis Vuitton 2024秋冬秀时，她身穿的礼服就是由2023年奥斯卡晚礼服改制的；今年出席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所穿的Nicolas Ghesquière礼服则是采用二手面料定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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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特看来，可持续生活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挑战自己的良好的尝试。她说：“这种方式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提供了跳出思维框架的机会，就像我们对悉尼戏剧公司进行的环保改造。”对她来说，重复穿衣和反复使用的时尚理念也是一种探索和学习过往的渠道。正如她所说：“如果我们拒绝回顾过去，最终就会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重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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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指的是服装，但这种理念也体现在她最近参演的作品中，比如由Dirty Films出品、Warwick Thornton执导的电影《新男孩》(The New Boy)，她在其中饰演一个叛逆的修女。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试图将土著儿童隔绝起来，通过强迫他们离开父母和文化手段对其进行同化。去年，澳大利亚举行的Voice全民公投反对任命原住民代表加入议会，进一步加深了澳大利亚人之间的隔阂。《新男孩》以一种沉痛心酸的方式提醒社会，澳大利亚的历史遗留问题仍在困扰着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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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在澳大利亚南部拍电影的机会，凯特回到了阿德莱德（Adelaide）——这里是悉尼戏剧公司（Sydney Theater Company）经常巡演的地方。她毫不掩饰自己重返剧院舞台的渴望，她告诉我：“我觉得我需要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很久没有这样做了。我演电影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舞台经验。在舞台上，你可以发自内心地与观众即时交流。”

我问她如何保持对大千世界的了解，她笑着说：“坐地铁四处转悠！在地铁里，没有人关注其他人，因而是对各色人等进行观察的绝佳场所。”说到爱好，她提到最近爱上了冷水游泳，出行的时候总是随身带上很多书。她现在带着的是John Gray的《新利维坦》（The New Leviathans）、Angela Saini的《父权统治者》（The Patriarchs）（“这是一本很棒的纪实性作品”），以及Naomi Oreskes和Erik M.Conway的《西方文明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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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不停地寻找更多创意交流的机会。“你只需随意地走一走，自由思考各种事物和想法，头脑中就会不时冒出各种念头，‘哦，这一点可能值得交流一下’，然后把它分享给其他人。”很难想象，凯特这种极富影响力的人会喜欢到处闲逛，不过，她也确实不喜欢浮华奢靡的好莱坞。她承认：“我对网络不感兴趣。我给别人打电话时总会说‘我必须用面对面的方式与你合作’，这方面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