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书堂》·第440篇
内容来源 |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社出版书籍
《人性的博弈》，阿明·福尔克著
责编 | 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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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让我们面临道德上的艰难抉择，它要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对与错、善与恶、利他与利己之间做出抉择。
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人，是否愿意为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是否愿意关心全球气候，是否愿意真诚地与他人合作？自私与善良总是在我们内心相互较量。
尽管我们实际上坚信 （或至少愿意相信），我们都是正直的人，但我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决定。
为什么我们总是做出自私的决定？如何引导大家做正确的事？《人性的博弈》这本书试图揭示这两点，书中阐述了道德选择的复杂性，同时为如何在世俗压力和道德愿望之间找到平衡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么，究竟有哪些机制和原因在影响我们，让我们总是做出自私的选择？
一、成本与收益
一个问题：是获得100欧元，还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抉择恰恰体现了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的一贯特点，即：平衡“一件好事”的收益和相应的成本。这个平衡适用于所有与道德有关的行为。
道德行为依循成本和收益的平衡，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根本上难以做一个好人。
如果道德行为无需成本，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超级道德楷模。
如果不耗费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和注意力就可以做好事，那么我们肯定十分乐意做好事，三天两头地做好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一般来说，做好事并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人们必须决定是担负起成本还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以“拯救者研究”为例，道德行为的成本表现为被试放弃的金钱数目，拯救生命要花费 100 欧元。成本，就是一个人为了做一件好事而自愿做出的任何牺牲。
为一个善意的目的捐款时，成本就是从账户上转给某个组织的金额。
而有一些行为的成本，则是行动者本人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像参与志愿者工作（如担任消防志愿者），探访老人和病人，参加义务社会年，辅导家庭作业或者致力于幼儿教育，反对气候变化，参加街头庆祝活动或足球俱乐部，等等。
因为投入这些活动之后，行动者就没有时间、精力和注意力去做其他也许主观上更让人愉快的事情了。
“成本”不仅包含出钱造成的直接成本，而且还包括放弃一些可以带来更大快乐的活动。
人们在何种情况下更愿意实施道德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更愿意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如何权衡利弊以采取行动？
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善恶的认知，还取决于这个行动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
道德和自身利益之间根本性的目标冲突对于理解道德行为至关重要。我们的行为总是在同时追求不同的目标，这一事实导致了道德和私利的冲突。
我们不仅追求自身在物质上的好处和其他私利，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
这两种动机深深刻在人性之中，都是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强化的本能。
一方面，利己主义帮助人类个体克服阻力、坚持立场；另一方面，利他主义也在人类发展那些学会了合作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具优势。
可以说，进化把自身利益和亲社会的合作行为联结在了一起。
二、对自己形象的关注
对正面形象的渴望可以从两方面解释这个问题。一方面，为了树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和他者印象，我们愿意做好事。
我们寻求认可和赞美，因此行为举止会依循通行的道德准则。
然而，依然是同一个动机，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愿了解具体情况，为什么乐于装傻，为什么转头看向别处，为什么闭上眼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主动回避那些在道德上受到挑战的情境。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形象，尽管那一刻我们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但我们可以躲在无知的背后，或者躲在我们根本没有违背道德的说辞背后。
我们保护自己，并对自己说，我们其实是高尚的。
我们身上的善良与邪恶总是在持续斗争。一方面，我们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得像个好人。但是邪恶却用各种各样的诱惑。
比如金钱或物质利益、工作中的特权、社会声望及其他利益 来引诱我们。而放弃这些好处是体面和道德需要付出的代价。
涉及真相时，每个人都明白：与“不说实话”相比，“撒谎” 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不一样的觉知。
不说实话时，您还可以辩白，说：“好吧，但我没有撒谎。”例如：您把车开出停车位时刮 伤了另一辆车，您选择驾车离开，没有给受损方留下任何信息， 如果受损方问“您刮伤了我的车吗？”，而您予以否认，这两种情况下您的感觉是不同的。
比起主动撒谎，人们会觉得沉默、干脆什么都不说问题不大，但实际上两者没什么区别。
同时，在争取别人认可的过程中表现出不道德的行为，是无处不在的现象。
在体育界、学术界、新闻界如此，在商业领域、管理领 域和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工程师希望证明某些事的可行性，致力于改进地雷或化学武器，甚至开发欺诈性柴油关闭装置。
同样的道理，在公司里，管理层想要展示他们能够控制成本，可以开发市场，并培养优秀的人才。官僚和行政人员也受到雄心和道德之间的对立的影响。
人们的行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在道德上值得商榷的后果。只要你有意愿，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可能产生的后果。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由你自己决定。
三、情绪与感情
情绪对我们是否会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相信，我们的行为是有根据的，是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行为。但理性并不总能指导行为。
过去 25 年的大量研究表明，指导我们行为的往往是情绪、兴奋程度和情感。
在亲社会行为的背景下，情绪往往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本不想做的事情。理性往往在时间上滞后于行为，然后会努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使其合理化。
同时，情绪状态会影响道德价值判断。在怀有厌恶情绪时，有可能做出更具批判性的判断。
负面情绪和过度兴奋也会促使人们实施最丑陋、最不道德的行为之一——性暴力。
很不幸，家庭暴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屡见不鲜。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的数据，大约每 4 名妇女中就有 1 人至少遭受过一次伴侣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
同时，嫉妒会使我们变得不道德。所有人都嫉妒“上等人”，就是那些长相俊美、事业有成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应该）是文雅的、自信的。
人们嫉妒那些深谙成功之道并能运用以及最终获取成功的人，他们似乎能毫不费力地将财富、健康、权力和幸福聚集到自己身上。
这让所谓的 “落后者”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得不到尊重。这种生活在阴影中的挫败感会激发了嫉妒，然后是愤怒，甚至是仇恨。
当涉及道德困境时，情绪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最著名的实验-“电车难题”。电车难题出自哲学家菲利帕·福特的思想实验：
假设一辆电车失去了控制，有可能碾过电车轨道上的五个人。人们有机会将电车转向旁边的轨道，在旁边那条轨道上只有一个人，转向后，就不是主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是一个人被电车碾轧，并且死亡。
为了救五个人而让电车转向，从而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从道德上讲正当吗？不管如何抉择，最后都会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电车困境中的决定被用来区分两个核心道德范畴：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关注的是后果，康德开创的伦理学关注的是对与错的问题，不考虑后果。
因此，功利主义者会改变电车（或捐款）的去向，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人死亡，如果不干预，则会有好几个人死亡。
另一方面，康德主义者通常认为不应干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杀死一个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无论这一决定是否使更多人免于死亡。
生命无价，不能“换算”成任何东西，也不能与另一条生命进行“换算”。
在研究中，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功利主义者。
道德行为会让我们快乐吗？在做出亲社会决定的那一刻，我可能感觉良好，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这种感觉能持续多久呢？也许衡量的只是短期的情绪变化，而不是幸福感的稳定变化。
人们一贯做好事，只是因为做好事能让我们快乐，这种说法太美好了，美好得不现实。
亲社会行为带来的道德结果会对许多人的幸福感至少产生微小的积极影响。这是一种短期 的情绪效应。
一段时间后，得到一笔钱的喜悦，也就是私心得到满足的喜悦，似乎压倒了做好事的快乐。
情感是我们行为的核心，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它不能取代我们对是非对错的权衡和思考，但会促进或阻碍我们做好事。
因此，在您做出具有深远道德意义的决定之前，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
四、互惠与合作
积极互惠所指的行为方式是，别人对我公平、友好，而我也对他们和善、友好、积极配合。
消极互惠是指，当别人对我做出不友好或不公平的行为时，我就对他们进行制裁和惩罚。
因此，这两种形式的互惠都是有条件的行为，这意味着，我的行为，是对我在他人处的体验和经历所做出的回应。
因此，在什么条件下人们会表现得易于合作、公平或道德？对于我们提出的这一问题，可以再增加一个核心条件：
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他们周围人的行为。无条件的利他主义不问“别人 做什么”，而互惠行为则不同，它向来是对所经历的或至少是所预期的事情做出反应。
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能摧毁人们的公平、友善或合作意愿的，就是遭遇别人不公平、不友善或不合作的对待。
与此同时，我们也承受道德上的压力，当别人对我们做出友好的举动，我们也应以同样友好的姿态来回应。例如，别人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们也要回请他。
总之，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待我们是好是坏。我态度和善的前提是，别人也态度和善。
互惠行为在劳资关系中的应用尤为有趣，相关性也特别大。
一方是老板，他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希望员工尽可能多地工作，但工资却尽可能低，因为支付工资会减少他的利润。
另一方则是员工，他们希望少干活多挣钱。互惠的行为动机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商定的工资越高，选择的工作成效就越高，优质的工作成效换来公平的报酬。工资与工作成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工资高时比工资低时，他们的利润更高。
不公平的行为不仅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还会对幸福和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破坏潜力巨大的积极性和幸福感。
这对公司和组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公平对待他人、尊重他人不仅是体面的，也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公平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想要员工高效工作，就需要公平对待双方。
当别人对我们好时，我们更容易成为一个“好人”，而当别人对我们不公平或不合作时，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好人”。
当别人善待我们时，我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捐款更多，给更多的小费。同时， 我们也会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工作岗位上。
五、组织与市场
为什么人们在群体中较少表现出道德行为？这有几个原因。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动机尤为重要，那就是行为人是否是“关键人物”，他或她的行动是否对事情的进展起决定性作用。
假设我们认为已经有人在组织提供帮助，那么我们的帮助就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或起决定性作用的了，我们是否也提供帮助根本没有区别，我们不是关键人物，我们的帮助没有意义。
如果一个组织想要确保取得对社会负责的效果，就应该：将责任赋予每个个体。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他不能隐藏在别人的决定之后，而是要意识到自己举足轻重，相信自己是决定事件的关键人物。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以分工为基础的工作流程中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市场让我们在道德上无动于衷？在市场中，个人从来都不是关键人物，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决定来改变结果。总会有人取而代之、填补空白。
如果我不生产或销售，就会有别的人来做。如果有消费者在肉类柜台前购买了廉价但以不符合动物福利标准的方式生产的猪颈肉，他可能会良心不安。
但他可以对自己说：如果我不买，也会有别的人来买。同样的事情也会在翻找特价 T 恤的促销台前、在摆放着不公平咖啡的货架前，或者在不在乎过度捕捞海洋资源的鱼类柜台前重复上演。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一个强大且令人信服的论点：如果不是我，那就是别人。这就是市场的硬逻辑。
六、情境与个性
人类的行为基本上总是可以追溯到两个决定性因素。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这个人的个性。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有多好或有多坏，总是取决于个性与情境的相互作用。
我们祖先的迁徙史会对我们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生活状况会 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这段共同的历史越长，即我们与另一个 群体分离的时间越短，我们就应该越相似。
其次，我们的行为也有遗传因素，早期分离的群体的基因库与后来分离的群体的基因库是不同的（由于遗传漂移或选择压力的作用）。
除遗传距离外，还包括语言距离，语言距离的形成同语言进化的历史有关。
我们生活的环境，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也是影响我们亲社会性的发展。
我们在整个人生中，尤其是在人生的起步阶段，都是通过观察、模仿事物以及模仿身边人的行为来学习的。
为儿童提供一个亲社会的榜样，对亲社会态度的形成产生有利的影响。
性格的差异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做出亲社会行为。因此，一个人的行为有多好或有多坏，总是取决于个性与情境的相互作用。
即使有很大的好处诱惑人自私，利他主义感较强的人也会抵制诱惑，努力做出高尚的行为。
利他主义者关心他人的福祉。如果利他主义者能通过自己的行动给世界带来 好处，那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相反，利己主义者则主要考虑自己利益，即使他可以轻松完成一件英雄事迹，他也不会去做。对于其他人的情况，他并不关心。
自私与善良，成本与收益，良好的社会形象，情绪和情感等，都是影响我们做决策的重要因素。
《人性的博弈》这本书中，作者基于大量实验，结合实验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对人们的决策需求及背后成因做出细致剖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弱点、局限，并提供改变策略，引导人们更好地做出正确的决策。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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