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作者：包刚升（口述）；孙玄、微澜（采编）
时隔9个月，77岁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次来到中国了，开启了其任内的第二次访华。
据公开报道，耶伦此行为期6天，于2024年4月4日至9日，行程十分紧凑。
当下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和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耶伦访华可以说是当下最大的热点。我们梳理了耶伦访华期间的重要会议和讲话的核心重点，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进一步走向和未来变化。
4月4日下午，耶伦飞抵广州白云机场，第一顿饭吃的是地道粤菜，即老字号陶陶居，为了感受用餐氛围，“他们订餐的时候坚持要订大堂，开放式用餐”。
4月5日上午，耶伦与经济专家举行了圆桌讨论会，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之后，耶伦在广州出席美国在华商会主办的活动，耶伦明确反对中美“脱钩”，这也是耶伦一再重申与强调的。耶伦还重点提到“中国产能”问题：
（中国）产能过剩可能导致低价商品的大量出口。这可能会削弱美国公司和工人的业务，以及包括印度和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地公司的业务。它还可能导致供应链过于集中，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风险。这将是未来几天与同行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
有媒体统计，在此次活动讲话中，仅“overcapacity”（产能过剩）耶伦就提了五次。不过对此释意学术界存在争议。
尽管如此，耶伦确实关注中国产能问题。在访华行程公开后，耶伦曾在美国媒体上公开强调将与中方重点讨论“中国电动车、光伏和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冲击问题”。
4月5日至6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耶伦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在新华社文章中，我们注意到双方“一致同意”的4大议题，包括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
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曾与耶伦举行过数次会谈。去年7月，耶伦担任财长后首次访华后，中美双方商定成立了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过去几个月，中美之间可谈的事情，开始变得更多且更细致。以经济工作组为例，在第三次对话中，可谈论的问题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债务、产业政策这些特别具体的问题。
4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耶伦。
李强表示，中方希望中美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他指出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晚间，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了耶伦在社交媒体上的推文，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到耶伦认为,在此访期间,美中两国在深化沟通上取得进展。
这一次耶伦访华被视为“中美关系”回暖的信号。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关系互动牵动着百年变局的走向。在国内，大众关注的焦点除了产能问题，还有美债等诸多议题，一时间国内舆论场众说纷纭。
就此，我们请教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教授，他常年研究比较政治与观察国际问题，以下内容为他的采访。
耶伦能否影响对华政策？
问：翻开耶伦的履历，我们发现耶伦曾在2014年至201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有媒体称她为“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作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美国的话语权有多重？她能否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
包刚升：事实上，理解中美关系除了外交层面，内政视角同样关键。这其中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重要官员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打开美国白宫的网站，在总统内阁的排名中，财政部长位列第四，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副总统的角色经历了一定的演变，和以前相比，副总统变得更加积极了。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的决策系统上，财政部长也可以被视为仅次于总统、国务卿的三号人物。
关于财长的角色，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财政部长，实际上这个理解不那么准确。美国财政部的使命有三句话：
第一，通过促进国内外经济增长和稳定来维持强劲的经济，并创造经济和就业机会；
第二，通过对抗威胁和保护金融体系的完整性来加强国家安全；
第三，有效管理美国政府的财政及相关资源。
通常，我们对财政部长的理解局限在最后一条，这是非常狭义的理解。
美国的财政部长首先是狭义的财政部长，然后是经济发展部长、金融稳定部长，甚至是经济安全部长。
所以耶伦的职务在中国，大体相当于主管经济事务的常务副总理的角色。
考虑到拜登总统更倚重内阁团队和专家治国，可以说，耶伦是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高参，也是最重要的内阁经济决策官员。在对华政策上，耶伦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尤其是经济和贸易方面。
耶伦最关心的4件大事
问：在全球经济不明朗，以及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耶伦访华的真实目的备受瞩目，网络上流传着诸多猜测，比如美国剑指中国产能过剩、美国是否会降息等等。那么耶伦访华，目的究竟是什么？
包刚升：外交活动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公开场合外交，一种是闭门会议外交。
闭门会议的详细信息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解密后才能被公众所了解。然而，公开外交的信息相对透明，重要会谈后美国政府有发布简报的惯例。这些简报通常包含会谈内容、双方关注点、达成的成果以及未达成的事项等。而到目前为止，耶伦访华的有些内容还不是很清楚。
按照美国财政部的使命来看，耶伦访华肯定是要执行拜登政府的既定政策。那么，拜登关心那几件事？又有哪些跟中国有关呢？
第一，拜登关心的是整个经济和贸易关系的稳定。第二，拜登政府属于民主党政府，如果中国的出口或其他经济活动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和工人利益，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利益。第三，美国政府的公债规模相当高，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因此，在涉及美国财政和金融稳定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也需要与中国进行谈判和沟通。这些都是耶伦有可能关心的问题。
那么耶伦访华，此行的具体目的究竟是什么？
从其在广州演讲来看，耶伦访华主要关心四件事：
第一个关注点是耶伦在广州的演讲中明确提到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问题。这些美国企业高管是美国工商界选民的代表，耶伦访华要关心和维护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的利益是非常正常的。
第二个关注点是中国出口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耶伦特别提到，中国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出口过分增加，可能会对美国相关行业的竞争、产业链以及就业产生影响。当然，这是基于耶伦的视角。
第三个关注点是传递稳定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积极诉求。耶伦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反对中美经济脱钩，这不是拜登政府的政策。
第四个关注点是鼓励中国继续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她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至关重要，并且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非常重要。
这里还需要提醒，美国政府高官来了，我们有时候搞不清她到底来干什么的？这里面其实有个重要分工，国务卿来，更多关注的是安全和外交事务，而财政（和经济）部长则更多关注经贸、进出口和金融稳定等。因此，了解美国政府高官的职责分工，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访问目的和关注焦点。
耶伦：中美经济脱钩“几乎不可能”
问：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访华，耶伦再次重申中美经济脱钩“几乎不可能”，但在一些问题上，美国曾有过“言而无信”的先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内部存在分歧？
包刚升：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具有复杂性。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会打明牌，这是由其政治体制和媒体环境决定，这就涉及到美国内政很多关键特征。
以俄乌战争为例，拜登之前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政府会做什么。到今天为止，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因为打明牌，加上美国内政在变化、不同党派又有不同主张，我们有时也会产生很大的困惑，比如我们会听到总统、白宫内阁高官以及国会两大党派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声音。这就增加了我们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难度。
具体到这届美国政府，拜登对华政策本来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拜登刚就任总统时，他就说得很明确，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三C政策”：
合作（Cooperation）：在经贸和全球事物如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
竞争（Competition）：在高科技、战略性产业以及国家经济成长和创新等方面与中国竞争；
对抗（Confrontation）：在国际规则、国家安全以及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
这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你会发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不是简单的和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策略组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广州，与中方官员会晤，并同经济专家举行圆桌讨论会
至于中美经济脱钩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这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关系高度互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条件下，中美经济脱钩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政策方向。
而实际上，除非出现极端情况，比如两国发生战争，不然中美经济完全脱钩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当经贸关系涉及到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时，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又会针对中国限制措施。比如，芯片技术、信息安全等关键技术领域，都是这几年美国对华经济与技术政策的调整重点。
所以，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两种逻辑：经济逻辑和安全逻辑。
如果只考虑经济逻辑而忽视安全逻辑，或者只关注安全逻辑而忽视经济逻辑，都不能理解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
从美国方面看，他们也是在这两种逻辑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维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又要确保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不受到威胁。当然，这是他们的视角。
我们要看到，这既是目前中美经济关系的基本面，又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耶伦访华，释放了什么信号？
问：在美国处于大选年、中美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甚至是消极因素的背景下，耶伦访华被外界当成中美两国关系走在企稳回升道路上的重要信号。那么中美关系是否真的回暖了？
包刚升：首先明确一点，中美高层往来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无论是中国领导人或政府高官到美国访问，还是美国总统或政府高官访华，传递的肯定是积极信号，要比不往来要好得多。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舆论场往往有个过分的解读。国内舆论场的一种解读认为，美国高官主动访华和中国高官访美是两回事情，美国高官访华意味着美国对我们的需求更大，然后将其解读为中美关系上的“我尊你卑”。这是目前舆论场的一种较普遍心态。但这样的心态完全是没必要的，而且很可能是误读了，背后其实反应的是自信不足的“外交玻璃心”。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你来我往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高官互访的次序，我们完全不应该过度解读。比如，两国关系经历冷却期或低谷期之后，一个国家的政府高官首先访问另一国，并不意味着后者处于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优势地位。这种解读可能只是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情绪价值，也可能导致对两国真实关系和局势的误判。
4月6日，耶伦今天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何立峰
耶伦作为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角色要求其履行特定的职责和使命。说白了，访华也是她的工作。作为拜登政府内阁成员，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一些工作可以在美国国内完成，而有些工作则需要通过与中国的沟通来实现。
比如，耶伦需要回应美国在华企业的诉求，需要跟中国政府沟通信息、甚至提出诉求和进行谈判，还需要来中国实地进行调研，以便通过切身感受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以便为美国的经济政策与对华决策提供依据等。
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成员，耶伦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基于任何面子或自身地位的情绪化考虑来决定是否访华。这是她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工作逻辑决定的。国内舆论场的不少解读，大体是用中国人习惯的“面子思维”来理解外交事务，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读。
中美接下来该如何相处？
问：在耶伦访华前，中美元首就进行过通话，在105分钟的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2024年度三大原则”，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既一脉相承又有所推进，也是中方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考和新的举措。在这个大背景和两国基本共识下，接下来中美又该如何相处？
包刚升：我们暂且不讨论美国内部的鹰派和鸽派问题，因为美国的内部事务，我们要施加有效影响的难度至少是很大的。所以，在大国关系上，我向来主张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回到国内，在政策主张方面，国内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强硬派，一派是温和派。
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是两派都同意的。
但强硬派认为，竞争和冲突是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台湾问题等敏感议题，他们强调中美之间终究难以避免冲突，甚至最终会迎来一场根本性的重大冲突。
由此，可以推导出，任何的让步和妥协都会削弱在中美关系中的谈判筹码，所以唯一的可行做法就是强硬。
相反，温和派认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竞争和冲突，但合作仍然是主要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后来三四十年间，中美关系尽管磕磕碰碰，但总体趋势是沿着良性的轨迹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同样有中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台湾问题。所以，即便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美之间仍然可以回到合作的主基调。
温和派还认为，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的外交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问题。中美关系的稳定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至于强硬派的主张，温和派认为，是不一定有出路的。既然认定中美冲突是大方向，那就很难真正有效改善中美关系，因为所有的缓和都只是“技术性回调”，大方向仍然是走向冲突的。
如果你为冲突做准备，别国也会为冲突做准备，在大国的国际关系中，这样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冲突就可能变成最终的实际结果。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领导人也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发表了很多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是：“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最近的讲话也提到，中美关系应该“继续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道路前进，而不是走回头路”。
4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积极促成中美之间的缓和与合作也是既定方向。
如何更好地应对中美关系呢？
从策略角度，我认为主要有四点：
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理解西方，尤其是正确理解美国。我们需要更深入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制度规则和政治运作方式等。
我一直认为，国内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对人家的内政了解太少。内政既包括制度规则与实际政治的运作，又包括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念。
要知道，没有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能离开对外部世界的正确理解。
对中国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还是整个外部世界的领先者和主导者，因此如何理解美国和西方世界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重要外部变量。
只有正确理解美国和西方世界，我们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第二，重建政治互信。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美国人的事情我们无法主导，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从自身出发，努力重建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
这涉及到经济学家常说的“可信承诺机制”，即我们的实际行动要成为一种可信承诺。一个具体做是，比如，我们可以制定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哪些行动能够促进政治互信，哪些行动会损害政治互信。
第三，澄清中国的核心利益关切。在中美关系中，我们需要明确区分哪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哪些是可以让步的和妥协的。
大国关系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沟通、让步和妥协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将所有问题都视为核心利益，这样要处理好大国关系的难度就会更大。
第四，适当照顾美国的利益关切。当然，从美国方面讲，他们也应照顾中国的利益关切。而从中国方面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妥协并不意味着软弱。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妥协是国与国关系中最常见的有效处理彼此关系的手段。国际政治中有个说法，叫“冲突螺旋”，如果大家都不让步，最后就有可能导致武力冲突。
当然，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要从根本上想清楚：未来，我们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跟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处。
这不仅要求我们考虑中国的当前状况和未来愿景，还要考虑世界的当前状况和未来愿景；不仅要求我们考虑中国的观念和利益，还要考虑世界的观念和利益。只有着眼于长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既有利于中国又有利于世界的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解决方案。
我的想法是，认知还是首要的，其他则是认知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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