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议员向大臣发问：“你能给我找出一个纯洁而未受污染的人吗？”大臣应答道：“有啊。譬如说：儿童、白痴、狂人等等。”
——纳吉布·马哈福兹
2024年3月6日，埃及磅一天内崩盘40%。
国家的灾难，却成了外国游客的天堂，埃及一夜之间，成了很少关心政局的中国驴友的焦点话题，各大旅游社区都在发问，500元能穷游埃及吗？
按凤凰网报道，在开罗，可乐7毛钱，草莓5毛一斤，市内打车3-4元，在埃及旅游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高菠阳说，他们七八个人在红海边吃了一顿海鲜，不到200元。
其实在之前，埃及就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黑市汇率倒挂，2023年，黑市上一元人民币可以兑换的埃及镑，从3镑一路飞涨到了10镑。
经济崩溃，中产返贫，挣扎求生的求职者排起了长队，富人乘机压低工资，劳动力市场也宣告崩盘。
小红书上，一位外派埃及的中方员工表示，他手下的埃及高学历人才很能干，收入却不及自己的1/20；有同事请了住家保姆，洗衣做饭带娃全包，报酬只有一个月900人民币；而不会说英语的底层小工，月收入普遍只有3000镑，中方员工聚餐的一顿饭钱。
一个埃及员工过去养着妻子和5个孩子，表示自己过的很幸福，他极其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放着国内好日子不过，背井离乡来到埃及赚钱。然而他现在说，这个国家已经生存不下去了，跑去阿联酋打工。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埃及，建造了金字塔的文明古国，罗马治下环地中海最富裕的粮仓，丘吉尔不惜“打光最后一个印度人”也要保卫的苏伊士运河枢纽，却在和平年代落入深渊。
要知道整个二十世纪，埃及的人均GDP一直在中国之上，1982年时曾是中国的三倍，直到2001年才被中国超越。
曾经走在复兴之路上的埃及，为何落到今天这一步，让左页老师来为你讲一讲。
1997年8月31日凌晨，巴黎阿尔玛桥隧道，英国前王妃戴安娜车祸身故，与她一同陨命的，还有男友多迪·法耶德，以及司机保罗。官方定性为“自然车祸”：保罗喝了酒，超速，乘车人员未系安全带，加上一堆八卦记者穷追不舍。对此结论，英王室没异议，戴安娜家人也没反对，大多数看客更无所谓，唯独一位老人不服，他就是死者多迪的父亲，穆罕穆德·艾尔·法耶德。艾尔·法耶德坚称：这是政治谋杀，有人不愿意戴安娜嫁给埃及穆斯林，车祸前，两人刚宣布婚讯，戴安娜已有身孕，幕后凶手，是英王室和政客。艾尔·法耶德，一遍又一遍谈论这起“谋杀”，甚至不顾年迈，走上大街发传单。他逐渐祥林嫂化，多数时候，人们只把他的说辞，视为诸多阴谋论之一，或看作过度思念儿子的非理性瞻妄。西方媒体，更乐于把他塑造成疯子，或凭运气和欺诈发财的暴发户。《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至少坐拥17亿英镑来历不明的财富。1985年，他收购了历史悠久的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令英国人如丧考妣，一年后，他盘下巴黎一幢古董别墅——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和沃利斯·辛普森曾在这里缠绵，老国王不要江山要二度离婚的美国妇女，成为一时佳话。当然，英国人最气的，是这位富豪，居然是埃及人——百年前被英国殖民、踩于脚底的“下等人”。1929年1月27日，艾尔·法耶德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1985年，他因购买哈罗德百货公司，首次登上报纸头条，曾对外宣称，来自埃及上层富裕家庭，拥有庞大的商业版图和人脉。 但英国贸易工业部的背调显示，他父亲阿里·法耶德，小学教师，身份低微。他早年贩卖缝纫机、柠檬水，后从事航运，所谓上层富裕家庭，均属胡诌。埃及，曾拥有过非常灿烂的古文明，诞生过无数世界性符号，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神庙、方尖碑……但那是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525年的事了，后来这里被一波又一波的外族占领，古埃及文明早咽气了，徒留一点遗迹。18世纪晚期，西方人来这儿“揩油”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1805年，一个不服管教的奥斯曼总督，自立为王，即穆罕默德·阿里。这位埃及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公认的“现代埃及之父”，主张发展工商化，筹建现代军队和国家制度，培养埃及人自我认同，抵挡西方入侵。不过阿里死后，他的子孙们，却不怎么争气。期间，法国和英国，分别于1798年、1882年入侵和殖民埃及。直到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政变，才彻底终结阿里建立的王朝，赶走殖民者。所以从时间轴来看，艾尔·法耶德出生的1929年，埃及尚处于英国殖民时代。他出生时，亚历山大居住着约50万人，其中约有5万外国人，聚集在海边高大的建筑和庭园里，而城市其余地方，则散居着占比多数的埃及人，包括本地穷苦的穆斯林，和从外地来这打工的底层工人。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时代建造的知名古城，濒临地中海，拥有繁荣的商业和港口，是仅次于开罗的埃及第二大城市。 殖民统治下的亚历山大，西方人和本地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本地埃及人，多数衣衫褴褛，一口饱饭尚且难寻，可一众西方人，华服绸缎，舞会马球，好不滋润。埃及人憎恶西方殖民者，却也仰慕他们悠闲、富裕和体面的生活——艾尔·法耶德，伪造出身，部分就源于这种矛盾心理，一面自卑愤恨，一面又渴望英国人看得起自己。实际上，当时哪怕非常一般的英国家庭，到了埃及，也能享受富豪般的生活。1910年，一位20岁的英国姑娘，陪着生病的母亲，来埃及疗养身体，她在自传中写道：“幸亏去埃及旅行的费用相当低廉，仅阿什菲尔德的租金就足以支付了。” 阿什菲尔德，并不算英国核心商业区，可就这样一个边远地区的住房租金，就足以维持他们在埃及“调情、舞会、马球比赛、购物和游览古迹”的一切费用。所以这姑娘继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三个月真是绝妙无比。我结识了至少二三十名年轻男子，想必参加了五六十场舞会……”1929年，这位英国姑娘已熟成中年少妇，刚签完离婚协议书，为疗愈离婚之苦，再次来到埃及游玩，并住进“现代旅游之父”托马斯·库克所建造的阿斯旺老瀑布酒店。在这座奢华的酒店里，她灵感喷溅，创作出举世闻名的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并与此行中一位小她14岁的考古学家喜结良缘，二度开花。殖民者情情爱爱、恣意幻想，自然看不见奢华表层下穷苦埃及人的艰难生活，当然也就会孕育不服从的反抗者。1918年，一战结束后，英国将埃及纳入“托管”。同年，亚历山大中下层平民区，诞生了一位埃及现代史上最炽热的反殖民达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纳赛尔的父亲，为亚历山大邮局小职员。1923年，幼年纳赛尔，被送至开罗叔叔哈利勒家寄养。哈利勒是个非常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极其痛恨作威作福的“英国佬”，曾因参加示威，蹲过大牢。纳赛尔耳濡目染，很早就有了反殖民意识。 但英国人的统治，严厉且有手段，反抗谈何容易。1882年，英国第一次武装入侵埃及，就以文明人自居，将埃及打入野蛮之列。自此，英国人一手拿着枪炮，一手训导着埃及要“文明”。1919年3月，开罗爆发规模空前的反殖民起义，成千上万的埃及学生、工人和农民，罢工罢课罢市，走上街头高喊“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遭当局血洗，3000人死于街巷，开罗街头血流成河、尸首遍地，死者中，不乏手持国旗的儿童。与此同时，一名颇有书卷气的殖民政府官员萨阿德·扎格鲁尔，率领埃及人代表团，前往英国本土，期望通过三寸不烂之舌讨来独立，顺道，偷偷潜入1919年巴黎和会，向全世界宣布了埃及人的独立诉求。代表团，埃语中谐音“华夫脱”，该谈判之旅因此也被称为华夫脱运动，并催生出至今活跃在埃及政坛的一支政党，华夫脱党。可流血都无法赢得独立，靠一张嘴怎么可能呢？不出意外，回到埃及后，扎格鲁尔赢得了埃及人的鲜花，被推为民族英雄，但他实际空手而归，且很快遭到殖民当局逮捕、关押。 当然，这又触发了新一轮抗议游行。无奈之下，1922年，英国人形式上承认埃及独立，1923年立宪法，宣布埃及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设立议会，华夫脱党获90%议席，扎格鲁尔做了首相。但英国人何其狡猾，允诺独立的同时，却提出四项条件：保证福阿德国王一世（穆罕穆德·阿里曾孙）地位，以便实施傀儡殖民统治。1924年，驻埃英军总司令李·斯塔克，遇刺而亡，英国人借机，强行解散议会，废除1923年宪法，扎格鲁尔仅做了9个月首相，就被撸了下去。此后，议会沦为花瓶，频繁遭解散，华夫脱党陷入分裂和变异。1927年8月27日，扎格鲁尔含恨谢世，无数悲痛的埃及人，涌上开罗街头参加葬礼，市中心水泄不通，寸步难行。当时年仅9岁的纳赛尔，亲眼目睹了像潮水一般的人流，多年后，他依然记得当时划过脑际的念头：“每当看到飞机在头顶上方盘旋，我总是高呼：噢，万能的上帝，愿灾难降临到英国人身上。”大概自这一刻起，这位亚历山大平民区出生的孩子，就埋下一颗军人的种子：对付豺狼，唯有猎枪。 1935年，尚未成年的纳赛尔，就以开罗中学生联合会主席身份，领导抗英游行。一次游行中，与军警发生冲突，他两同学被当场枪杀，他本人则被子弹擦伤前额，留下终生疤痕。这年，他还逐一拜访了华夫脱党、青年埃及党和哈桑·班纳创立的穆兄会等民族主义组织，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共同干一番事业。可一番拜访后他发现，这些组织要么懦弱无能，要么滑入原教主义或恐怖主义邪道，难堪大用。以至于他在一封写给同学的信中悲哀地叹道： “国家正在走向灭亡……可为祖国独立甘愿献身的人在哪里？使软弱和受屈辱的埃及人重新站起来的人在哪里？尊严在哪儿？民族精神在哪儿？”这年，包括华夫脱党在内一众民族主义组织联合起来，与英国人达成“英埃同盟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英国在苏伊运河的驻军权。这让纳赛尔彻底绝望了，他意识到，“拼命叫喊并不是力量”，要有枪，有自己的军队。同一年，他考进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开启军旅生涯。在这里，他不仅顺利进入军队，还认识了包括同为平民出身、性格佛系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皇室宗亲但有意革命的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在内的6名挚友，并共同创立秘密组织“自由军官”。进入军队，是纳赛尔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一步，但刚成立的“自由军官”组织，力量实在有限，所以难免走弯路。最大的一次弯路，是二战期间，“自由军官”创始人之一萨达特，与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贯热衷恐怖暗杀的穆兄会合作，并与纳粹勾结，谋求推翻国王的政变。结果，满腔热情的萨达特，被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半路放了鸽子，政变未开始即告失败，后来更因为协助纳粹间谍，被当局抓捕，蹲了两年多大牢。事实证明，与虎谋皮的救国之路犹如“饮鸩止渴”，非正道所为。1948年，一众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企图掐死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阿拉伯国家惨败告终，但对“自由军官”组织而言却是发展的良机，不仅乘机从最初的7人扩展至1000人，战争中有出色表现的纳赛尔，也获得极高的声望，影响力剧增。另外，一名战场中有非凡表现，且声望极高的老将，被纳赛尔这帮年轻拉入队伍，并做了吸引更多有志青年的“招牌”，这人就是穆罕默德·纳吉布。纳吉布，刚直公正，声望高，战争中，他干的最猛的一件事，是化名“一名战士”，在杂志曝光了皇帝在武器采购中贪污100万埃镑。尽管如此，“自由军官”还是太弱，仅有的一间简陋的地下武器制造工厂，因缺经费，不得不大量收集废弃的可口可乐瓶子做原料。想要尽快推翻封建王朝，没钱，实力也不济，于是他们又干了件傻事，即模仿穆兄会，制定了一个刺杀国王和30名“奸臣”的血腥暗杀计划。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纳赛尔，痛苦地回忆说，“当听到被害人的妻儿发出的尖叫后，我就懊悔了”。所以暗杀计划，被他断然否弃。萨达特戏称，当时他们最丧心病狂的一次恐怖活动，是向华夫脱党的头头纳哈斯扔了一只鞋！邪路不能走，正路又难走，革命事业似乎陷入难以突破的瓶颈。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其实他们啥也不用干，等着殖民政权自爆就行了。 经历了二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埃及，实际已是个巨型火药桶，国王、华夫脱党、穆兄会，以及英国殖民者，相互撕扯、扭打，致使整个国家民不聊生、狼烟四起。1948年夏天，战争还没结束，亚历山大就爆发大规模罢工骚乱，数以百计的工人被政府逮捕，囚禁于集中营。到了11月，当埃军兵败内格夫的消息传回国，开罗又爆发了反犹、反欧洲人的种族主义骚扰，大量的犹太商店遭洗劫，150名犹太人被活活打死。这期间，一贯热衷恐怖主义活动的穆兄会，一面战场扮英雄，一面国内骚乱中恣意妄为。11月骚乱后，时任埃及首相努克拉西，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予以解散，3周后，他就被穆兄会成员暗杀，倒在血泊之中，努克拉西的继任者哈迪，决定实施报复，于是数以百计的穆兄会成员被逮捕、拷打、投入沙漠牢房，1949年2月，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则被政府秘密警察反暗杀。至于国王法鲁克，也早就没了王室权威，除了克扣武器交易费用一事，他还被人编段子说成是小偷、吃货、色狼和杀人狂。据说他请来监狱中的大盗，深度学习偷技，来访的丘吉尔、路过的伊朗国王丧葬队，都被他偷过，另外据说每天早餐标配，是12个鸡蛋、午餐40只鹌鹑和每天30瓶啤酒，可谓行走的大饭桶，路边绿化带撒点盐都能吃了，还有什么强抢已婚民女，开罗飙车，举枪射杀超过他的人……总之，国王是个憨批，是埃及人民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至于华夫脱党，到了1950年代，也已完全没了早年反殖民党的样子，愈发跟英国人和国王沆瀣一气。根据1936年同盟条约，英国保留了一支部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华夫脱党，不敢公然反抗英国人，所以就暗中使阴招，先禁止向苏伊士运河英军提供劳工和物资供应，同时怂恿学生、穆兄会、激进分子发动恐怖行动，袭击英军。 结果，遭英军猛烈回击，有一次造成一整个埃及村庄50所房屋被炸成瓦砾，数十户埃及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还有一次，打死了41名埃及警察。国王怕了，怪华夫脱党鲁莽，又放下脸讨好英国人，结果引爆了埃及人更大的愤怒，于是开罗酿造出一起巨型火灾，所有与英国人有关的建筑，均遭打砸，巴克莱银行大厦和其他700多所大楼被焚毁、劫掠，冒出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开罗城，17名欧洲人和55名埃及人在骚扰中死亡。这就是1952年1月26日爆发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没完没了的骚乱、冲突、流言，让傀儡政府如茅草屋一般脆弱。这期间，“自由军官”组织，趁虚渗透了大部分军队核心要职，同时与宫廷要员秘密勾结，并贮藏了大批枪支弹药，约定于1952年11月举事政变。1951年12月，纳吉布领衔的反对派成员，成功赢得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选举。该俱乐部，是军队效忠国王的晴雨表。纳吉布和反对派的胜选，引发了法鲁克的怀疑，以至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强行撤销了纳吉布职务，并解散了该军官俱乐部。 “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不还以颜色，我们的组织很快将在军官心目中失去信誉，没有人敢再加入我们。所以如果不提前采取行动，所有人都可能锒铛入狱。”1952年7月22日，国王和一众内阁，前往亚历山大避暑，开罗交给了军人管理，这正是政变的绝佳时机，“自由军官”决定当天采取行动。纳吉布回忆：“那天天气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纳吉布回忆，起事当天，有个下属突然警告他，说他即将因涉嫌一场反政府阴谋而被捕，吓得他一整天不敢出门。而萨达特为了伪装不在场证据，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还故意与一名观众发生冲突，随后去了警察局报案，而亲自出现在政变现场的纳赛尔和阿米尔，则分别身着便衣。尽管如此，所有行动还是暗按计划进行，军官们先同时占领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再动员政变策划者所在的部队将士，另外采取措施做好了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人介入。第二天凌晨2点，大多数开罗人还在睡梦中，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纳吉布的名义，宣告政变成功，埃及即将迈入共和时代。整个政变过程出奇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是现代史上少有的不流血革命。著名女性作家纳瓦勒·萨阿达维，当时正在开罗市中心一家医院工作，她回忆说：“当政变成功的消息从收音机传来，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也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发出欢乐的尖叫。”已经完全失去民心的法鲁克国王，一脸懵叉，也没抵抗，当天下午签署了退位诏书，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能走得体面些，所以他乘坐皇家快艇离开开罗时，享受了21响礼炮，与他一同离开的，除了家人，还有200多个装满私人财务的大箱子。纳吉布，与法鲁克做了简短而尴尬的告别。这位末代国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知道统治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王下台后，埃及人民可没给他面子，把他离国当天（7月26日）设立为永久节日，每年庆祝一次，而他离国的亚历山大港，则成了party现场。1956年7月26日，经过4年复杂权力斗争（期间，纳吉布因涉嫌勾结穆兄会谋杀纳赛尔下台），已经成为国家总统的纳赛尔，邀请萨达特，前往亚历山大，参加国王离国庆祝活动，并听他的现场演说。萨达特那天刚好急性肠炎，只好抱歉说去不了，但保证一定会打开收音机收听现场直播。他感觉到些许怪异，但也没太放心上。晚上7点40分左右，当收音机传来现场演说，卧躺病床的萨达特，真可谓“垂死病中惊坐起”，吓出一身冷汗。那是个历史性的演说，当然也是一次极具戏剧化的表演，主题平平无奇，但演说末尾却宣布了一项或许比当年政变更为重大的决定：提前收回苏伊士运河。奇怪的是，如此之重大决定，萨达特事前并不知晓。可他非常清楚，这个决定的后果就两个字：战争。15世纪，随着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占据君士坦丁堡，东西方贸易陆地通路受阻，打通海上贸易之路变得尤为迫切，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抵达印度，新航路开辟成功，但这条路长期被英国把持，而且绕了个大弯。18世纪末，法国率先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国，周边包括英国在内的君主国家联合围剿，这时法国5尺2寸猛男拿破仑突发奇想：“英国佬之所以能傲视群雄，不就因为骑着一头印度奶牛吗？如果我们能控制埃及，打通苏伊士运河，就能使好望角航线彻底废弃。”不过可惜，法国国内政局风云突变，已经攻破埃及的拿破仑，被紧急征召回国，运河开凿计划就此搁置。但他顺手扛回去的几块石头，其中一块叫罗塞塔石碑，加上后来获赠的方尖碑，倒无意间掀开了人类考古新纪元。到了19世纪，一个叫马丁·德·勒赛普的男人出现了，此人是法国驻埃及外交官，还是默罕默德·阿里的好闺蜜——阿里争当王位时，马丁出过大力。马丁有个儿子，费迪南·德·勒赛普，后来顶了他爹的位，担任埃及外交官，而阿里也有个儿子，赛义德‧帕夏，继承了埃及王位。 赛义德是个好大喜功的主，加上与勒赛普又是世交，后者一忽悠，两人便于1854年订立了开凿苏伊士运河合同，埃及出人出土地，法国出技术和费用，占一半多股份，运营开发99年，期满归埃及。1859年，运河开凿项目正式动工，数十万埃及人，投入这项人类史上最浩大最繁难的超级工程，工具是最原始的，工作时间是漫长的，饮食是极端粗粝的，医药卫生是没有的，天气酷热、淡水匮乏、滚滚黄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计12万埃及人为此献出宝贵生命，历经整整10年，1866年，运河开通成功。纳赛尔说得没错：“这条运河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尸骨换来的。”时间来到1875年，志大才疏的埃及新王伊斯梅尔——穆罕穆德·阿里孙子，玩侵略扩张，亏空了国库，被迫将王室持有的176602股运河股票，做价1亿法郎（400万英镑），转卖给英国政府，加上1924年增加的40万股，英政府得到44%的股票。由于法国人持有的股票，分散在各家私人公司，所以虽然英政府股票略少于法国，但实际掌控苏伊士运河运营权。英国人深刻理解运河战略地位，1882年借故入侵埃及，在运河地区建起海外最大军事基地，常设近10万军队牢牢把守。所以听说纳赛尔宣布收回运河，英国时任首相安东尼·艾登，如遭雷劈，脑瓜子翁翁的，喟叹“英国人的生命线要被割了”。艾登的老婆，是丘吉尔侄女。二战时，他任英国陆军、国防大臣，一身老派贵族细菌，一辈子都在为大英帝国的余辉守灵。当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时，他仿佛已听见大英帝国这艘老船摇摇欲坠的声响。 艾登非常清楚，英国不可能阻止埃及，但如何在新世界秩序中维护大英最后一丝尊严，却是当务之急。而当时能够主导世界的只有两个新帝国：苏联和美国。1954年，碍于国际“反殖民”舆论压力，英国已经答应两年后撤出苏伊士运河所有部队，七年后撤出1200名文职专家，将苏伊士运河物归原主。就在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前两个月，英国人已经撤走了所有士兵。但英国显然并不想灰溜溜放手，完全只因实力大不如前，不得不从。所以英国人只能倒向当时真正的世界头号帝国美国，让它来主持“公道”。但问题是，要怎么让美国介入进来呢？到了1955年，抓心挠肺的英国人，实际已经找到突破口：苏联。英国人的办法，是不断向美国人鼓吹，说如果西方势力一旦退出中东，一定会留下“真空”，届时，苏联进驻，世界格局将为之变色。——这个方法，法国戴高乐为维护殖民地越南时也用过，并成功将老美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英国人的骚操作的第一步，是先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三国，签了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务条约，叫《巴格达条约》。防谁呢？自然是防苏联。第二步，忽悠埃及也加入。埃及对这种事没啥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办，一会想讨好英国，一会又怕落入老英的阴谋，再者也怕苏联不高兴，所以犹犹豫豫。 犹犹豫豫不要紧，英国人要的就这效果，能刺激苏联就行，让它紧张起来，然后收买埃及，而一旦苏联出钱出力干预，美国自然跟着紧张，等两只世界最大的巨兽打起来，英国就能坐收渔翁之利。接着，纳赛尔的本能反应，是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但又留了口子，想要捞点好处，所以他回答：阿拉伯地区防务，我们阿拉伯人可以自己干，当然英美如果可以资助我修阿斯旺水坝，卖点先进武器给埃及，我可以保证不跟苏联混。美国和英国，一看纳赛尔无非借机敲竹杠，就先答应他的条件，说会给钱也给武器，但前提是先签条约。纳赛尔看英美不痛快，于是就联合一众阿拉伯兄弟，说我们都不要轻易签《巴格达条约》，除非美英拿出更多好处来交换。但这个步骤，出了点问题，首先是当时掌管伊拉克的赛义德，是个西方舔狗，觉得纳赛尔敲西方人竹杠，简直是老虎嘴里拔牙，不要命了，说一旦得罪西方，没人能帮阿拉伯，苏联也不会管。另外，约旦和黎巴嫩，被英国人一通忽悠，没跟纳赛尔商量，很痛快就签了《巴格达条约》。纳赛尔很不高兴，指责英美不讲武德。 这时，以色列也前来添乱。以色列，1948年建国那会，跟英国人不对付，找法国人买武器，后来发现世界老大已换成老美，于是就紧紧抱美国大腿。所以当它发现英美讨好中东尤其是埃及，又给钱又给武器，它有点慌了，害怕中东一旦强大起来，把它给灭了，自然极力从中作梗。以至于，以色列政府居然让两个以色列人，假扮埃及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亚历山大领事馆。后来真相曝光，埃及把丑事通告美方，弄得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很没面子，把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拉翁开除了。但以色列岂肯罢休，又向法国买了点先进武器，频频骚扰埃及边境，1955年2月28日发起了一次进攻，打死36名埃及士兵、2名平民。纳赛尔被激怒了，急需拿到先进武器反击。1955年的一天，他找来英国大使史蒂文森，拿出一叠武器订购票据，愤怒地摔在桌子上，然后敲着桌子说：“武器呢？你们答应给埃及的武器呢？如果谈共同防务，你们至少应保证我们同以色列的武器平衡吧？”接着他警告说，“回去告诉艾登，如果英美不能提供武器，我只能向苏联要”。可英国人回复：“好武器我们多得很，但前提是，你先把《巴格达条约》给签了啊。”这次会议，让他第一次见识到一位共产主义国家领袖的风采，这就是会议期间大放异彩、风度翩翩的周总理。可纳赛尔并无心思开会，一心只想尽快拿到先进武器回击以色列。所以他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能否向埃及提供些武器呢？周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中国可以向埃及多买些棉花，同时告知，可以去苏联访问访问。短短两个月后，即1955年6月，纳赛尔就武器问题同苏联达成合作意向，当然同时也不忘@下美国驻开罗的大使。美国急了，说你一旦接受苏联武器，就别想从我们这得到一分一毫。可非洲雄狮吃软不吃硬，严辞回复道：我纳赛尔不吃你西方威胁这一套，我爱跟谁买武器就跟谁买。苏联这边，非常乐见埃及跟英美掰断，几乎无条件且极其迅速地提供了80-100架喷气式战机、30-45架伊尔20轻型碰其实轰炸机，100辆斯大林式和T34型坦克，几百辆装甲部队运载机，还有大炮、卡车、反坦克火箭炮以及一些轻型武器和弹药。 这些军火费用，只需埃及往后几年交付棉花和大米偿还，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价值大概9千万-2亿美金之间。纳赛尔倒向苏联后，美国撤回原本答应给埃及修大坝的5600万美金贷款，英国也假模假式回撤1400万美金贷款，世界银行答应给的2亿美金贷款，也决定不给了。而苏联立马告诉纳赛尔，不必愁，一出手就是1亿英镑贷款，同时答应出专家出技术，保证修好大坝。纳赛尔更加笃定靠向苏联。1956年5月16日，埃及成为首个宣布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而为了彻底打击西方气焰，这才有了他提前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有了那篇激情演说。不意外，成功激怒纳赛尔，并让美国介入进来的英国人，立马就把纳赛尔比喻为希特勒，说苏伊士运河如当年莱茵区，不制止，不止英国吃苦，整个西方国家都要遭殃，等于经济咽喉交给了苏联。——这种夸张的说辞，目的只为挑起美国的恐惧。有人算过，即使埃及完全切断苏伊士运河，无非绕道南非好望角，英国每年损失也不过6亿美金，远谈不上什么灾难性影响。随后，正如萨达特所料，战争很快打响了，1956年10月29日星期一下午，由美英法联合支撑的以色列，率先向埃及发动进攻。残酷的战争，打到1956年12月22日，直到英国自身英镑崩溃、联合国干涉才结束。这就是苏伊士运河战，即第二次中东战争。 没有悬念，埃及又一次惨败，损失数千战士，塞得港、西奈半岛，一度被英国、以色列占领，最惨烈时，纳赛尔下令47艘轮船沉入苏伊士运河封堵，同时炸掉向英法提供石油的三条管道，还把40支步枪发给平民，做殊死搏斗。但对埃及来说，这场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物质损失，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英国人把埃及乃至整个中东的殖民问题，成功地置换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将中东拖入冷战漩涡，成为整个20世纪美苏最惨烈的争霸竞技场。身处历史风暴眼的纳赛尔，把嫉恶如仇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极强的使命感，让他成了万千埃及人心中的“圣徒”，只是他可能并不懂庄子说的那句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为了站稳反西方立场，从1960年代开始，纳赛尔领着埃及全面学习苏联、走上了一条“共同致穷”的计划经济之路，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各类工商业也很快实施“国有化”，绝对的平均主义，让做工人比做管理者更香，做穷人比当富人更有面子。艾尔·法耶德，正是1960年代纳赛尔实施平均主义时离开埃及的。纳赛尔掌权后，埃及经历过两波富豪、资本大出逃。一波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引发大量外资以及买办型资本、富豪外逃。另一波是1961年，纳赛尔办计划经济、实施国有化，成千上万资本大鳄的财产被没收，另有1.2万“成份不好”的人，被剥夺参政权力。残酷的政治豪夺下，别说艾尔·法耶德这类小富，就连建造阿斯旺大坝而获得过一级共和国勋章的建筑商奥斯曼，也逃不过财富被没收的命运。这么搞，后果会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有经验：像阿斯旺大坝这类大型工程，能很快建起来，重工业飞起，但就是民生越搞越差，国家债务越积越多。纳赛尔执政的十余年，埃及经济被折腾得近乎崩溃。美国人一旁偷笑，在一份报告中说：“让纳赛尔去叫喊吧。不久，他们就会因为经济因素，而跪下求饶！”果不其然，1960年，埃及一半棉花被棉花虫吃掉，外汇储备下降至可怜的1000万英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1.5亿美元。纳赛尔拉下脸，请求美国援助20多万吨食物。他以“世界最古老却最贫穷的国家首领”名义，给肯尼迪写了一封可怜巴巴的求助信：“你不会明白我现在面临的难题，你可派一位信赖的顾问前来察看拥挤在狭小办公室的埃及政府。”同年，埃及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为实现收支平衡，不再依赖外债。可五年结束，埃及总赤字不降反增，达至4.13亿英镑，每年贸易逆差5000万英镑。但与经济的凋敝形成反差，纳赛尔的政治抱负却愈发膨胀： 苏伊士运河收回后，他有了一个更大的设想，即领导一众阿拉伯兄弟国家，建立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国家，走出美苏争霸二元格局，独占一元。这一宏大的设想，实际是将埃及“民族主义”扩展为“泛阿拉伯主义”。可问题在于，埃及自身尚且衰微，何谈领导群雄？更别说，诸多阿拉伯国家，根本尿不到一壶。过分炽热的信念，与实力不济之间的矛盾，是纳赛尔人生最后十年的大致状态。悲剧在于，他至死也放不下“泛阿拉伯主义”这一心魔。1965年3月，纳赛尔47岁，再次以99.99%的选票当选总统。英国记者斯蒂芬斯，前往开罗采访了他，不无忧伤地写道：“9年前我见到的那位身体健壮、热情奔赴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个动作迟缓、身体虚弱的中年人，长期的工作压力，没有将他的政治热情消磨干净，却也明显能感觉出他想寻求安宁、从无尽的困难中解脱出来。”一是阿拉伯兄弟国家不团结，二是埃及自身实力空虚，而内部权力斗争却从未消停，尤其他与埃军总司令、副总统阿米尔之间的权斗，最让他心力憔悴；三是以色列咄咄逼人的入侵和威胁。47岁的纳赛尔，本有大把时间去拆解难题，只可惜，突然而知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击碎了他所有的幻梦。战争，1967年6月5日黎明正式打响，以色列先发制人，调用了几乎全部360架作战飞机用于进攻，仅用三个小时，就让埃及输掉了战争。依靠准确的情报，训练有素的以色列空军，偷袭了位于西奈半岛的埃及空军基地，一通狂轰滥炸，埃及340架战机中的286架瞬间报废。前线机场被袭击10分钟后，埃及指挥官才接到情报。作为最高统帅的纳赛尔，由于前方将士报喜不报忧，直到当天下午4点才知道真实状况。指挥官，将责任推给英美为以色列提供了“超出正常力量3倍”的战斗机，导致纳赛尔又一次误判形势，判定英美直接参与了战争，分散精力掀起新一轮反英美舆论，并伙同科威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实施石油禁运。失去制空权，埃及陆军很快陷入被动，第一天就付出7个埃及师的惨重代价。通讯中断、补给线遭拦截，防线一次次被攻破，总司令阿米尔无奈地向纳赛尔请求撤退。结果，撤退命令刚一下达，几支慌不择路的埃军，就在西奈山隘出现无组织赛跑、踩踏，加上以色列空军丢炸弹，又一次造成巨量伤亡。更糟的，是看撤退出了问题，阿米尔又取消了撤退令，指挥慌乱无措。大规模战争仅打了一个星期，第三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埃及了损失几乎所有空军和80%的陆军，以色列军队占领整个西奈半岛，控制苏伊士运河东岸。纳赛尔15年辛勤积累，毁于一旦。他几乎一夜白头，一切的骄傲、荣耀和自信，乃至精气神和健康，随着战争结束而魂飞魄散。骄傲的非洲雄狮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扶不起来呢？遥想1958年，收回苏伊士运河后，纳赛尔声望空前高涨，被人追捧为“阿拉伯世界唯一领袖”。他本人也很享受这份虚荣，跃跃欲试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大多阿拉伯国家口惠心不至，唯有叙利亚和也门真正加入，当然有意向的，还有伊拉克和约旦。所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除了留下相对统一的国旗，执行得非常失败，问题重重。当时许多阿拉伯国家实施君主制，比如沙特和也门，跟纳赛尔主张的共和国本就不一样，自然难融入。另外，纳赛尔执着于计划经济，欲将别国银行、企业“国有化”，导致意愿最强的叙利亚也难以接受，不得不退出。截至1961年，随着叙利亚和也门相继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名存实亡。这是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幻梦的第一次挫败。1962年9月26日，也门爆发内战，一群年轻军官，效仿纳赛尔当年壮举，发动政变，推翻伊玛姆神权君主政权。纳赛尔几乎想都没想，立刻派了军队支援年轻军官。也门伊玛姆，穆罕穆德·巴德尔，刚刚继承王位。革命者先派枪手暗杀他，没成功，接着用坦克和大炮，轰了他的王宫，抢了广播电台。可当大家以为巴德尔已葬身王宫瓦砾之下时，他逃出城，进入山区，聚集起数千名支持者，公开与革命政府对峙，并宣布与纳赛尔势不两立。纳赛尔和一众革命者不以为意，继续挥舞大刀，屠杀巴德尔支持者。 但纳赛尔不知道，他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惧和反感，其中最大的恐惧者，是沙特君主，逻辑很简单，沙特君主也担心革命浪潮烧向沙特。另外也门亚丁港，还有个英国军事基地，英国人一度想在这片建个独立王国，所以担心革命者取得政权后，会把他们赶走，自然也反对革命。这样一来，局面就复杂了，也门伊玛姆背后，站着沙特、美国、英国，而苏联又在背后极力怂恿纳赛尔和革命者，所以一场内战，实际又成了一场苏美角力的国际大战。盲目介入的纳赛尔，原以为提供点武器、资金和少数顾问就能迅速脱身，没想到越陷越深，直到1963年6月，联合国介入，才最终解脱。经此一事，纳赛尔形象严重受损，从原先的进步革命领袖，变成了美英认知作战下的“阿拉伯世界小霸王”。这是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事后，对他的又一次打击。一事未平一事又起。1963年底，以色列准备在约旦河上游改道，截取出一部分河水，以滋养更多的领土。河流下游的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必受影响，当然不同意。这事跟埃及无关，纳赛尔本也不想管，但奈何一众阿拉伯国家，非要把他拉进来主事，说什么以色列一旦截取了河水，势必吸引来更多犹太人，那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必受挤压。所以半推半就间，纳赛尔又一次被推上“阿拉伯领袖”位置。他当然知道一众所谓兄弟，无非想推他到前面挡子弹，可如果袖手旁边，那埃及往后又有何面目立足阿拉伯朋友圈？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这是个不管不行、管了必遭罪的破事。纳赛尔先是抱怨，“都说要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可都害怕别国军队通过自己领土”。接着他又发现，有人主张打，有人主张和，意见难以统一，常常，这边谈判，那边已动上手。1966年10月底，苏联怂恿下，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法塔赫，率先动手。犹豫间，那边约旦已经抱怨上了，说纳赛尔真懦夫，不敢对以色列动真格。纳赛尔说，好，我支持打，但支持前，能否麻烦你约旦同意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在你领土上的自由行动权？这时，约旦又不吭声了。鲁莽行事的叙利亚，被以色列揍得鼻青脸肿，而约旦则继续奚落和激将纳赛尔。于是，历史的悲剧就这样诞生：兄弟间的合作问题尚未解决，埃及就仓促行动，而且一上来就是猛药，一是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穿越亚克巴湾，二是要求联合国违和部队撤出沙姆沙伊赫，封锁蒂朗海峡。这是以色列出红海必经的交通要道，一旦封死，等于要以色列的命。如此，战争不可避免，而无关的埃及首当其冲。战前一个礼拜，纳赛尔受手底下人忽悠，相信“我们已非常强大，完全可以和以色列一决高下。”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埃军居然会在3小时内溃不成军。而一众阿拉伯兄弟，更是弱如豆腐渣，一碰就碎，毫无战斗力可言，像伊拉克，更只动嘴皮子，连半个兵也没下场。这场战争，埃及输得非常彻底，被敌人击败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纳赛尔那颗为阿拉伯兄弟流血牺牲的赤城之心，受到了致命的羞辱和嘲弄，生命中最基础的信念坍塌了。1967年6月9日晚，面容憔悴、神情恍惚的纳赛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他的声音哽咽、时断时续，悲壮地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复归一名普通公民。这悲情英雄最透心凉的决定，如此突然而震撼。他的讲话尚未结束，无数开罗人便蜂涌上街头，他们呼喊、哭泣：“纳赛尔、纳赛尔，不要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 数万人聚集国会大厦，高喊着领袖名字，并威胁说，谁不投票支持纳赛尔，他们就杀死谁。是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推翻君主制，结束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也是他为埃及人要回苏伊士运河，并修建利国利民的阿斯旺大坝，是他将土地分给普通农民，是他建造无数的工厂和学校，将清洁的水和电送至偏远的乡村，是他为工人上社保，赋予埃及平民最基本的尊严。作为现代埃及“开国领袖”，纳赛尔当之无愧。试问，埃及人怎舍得让这样的领袖寒心、委屈？就这样，这位悲情的君王，以他的惨躯和失落的精神，继续面对失败的、正待重建的国家。6月11日，原埃及总司令阿米尔，遭逮捕，承受了战败的主要责任。大约两个半月后，这位“自由军官”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不堪屈辱，在狱中服毒自尽。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多人，遭问责，当年与纳赛尔一起打天下的老友，经此一役，系数离他而去，只有对权力相对淡然的萨达特，还默默陪在身旁。1968年夏天，糖尿病，加上过度的操劳，雄狮终于病倒了。他被送往苏联治疗，可疗效欠佳，很长时间里，无法开展任何工作。1970年6月，战争过去三年，以色列军队依据占据着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仍然关闭。可阿拉伯内部，却又一次失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和驻扎在约旦境内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爆发冲突，难以调和。这时，人们又想起了那个被疾病、失败和孤独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的男人。 9月26日，纳赛尔准时抵达约旦安曼，他苦口婆心劝完侯赛因，又转头把阿拉法特拉入小房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长期的谈判和紧张情绪，已经让他精疲力尽，敦促休息。他回答：“男人、妇女和儿童正在死去。我们是在和死亡竞争。”9月28日，会谈结束回家途中，纳赛尔心脏病发作，3个小时后，永远离开了人世，终年仅52岁。埃及人再次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男人们流着眼泪呜咽，女人们掩面恸哭，不愿意相信埃及的精神领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纳赛尔没有死，他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离开他……” 纳赛尔去世后，继任者萨达特，很快结束了他的“国有化”政策。1970年代早期，许多外逃至世界各地的富豪，又陆续返回埃及。但1960年代出走的艾尔·法耶德，却没再回去，一直定居伦敦。尽管英国人将他视为骗子和僭越者，但他并不以为意，相反，为了打入英国上流圈子，从衣着、谈吐到行为举止，他处处沐猴而冠加以模仿。就连他盘下爱德华八世的故居，也带着献媚的目的，他曾对《纽约时报》说：“一个伟大帝国的伟大国王，为心爱的女人舍弃一切。我有机会保护他住过的房子和物品，我倍感荣幸，它们是英国的遗产，也是我第二个家。”他甚至花巨资，请来国王生前的贴身男仆，保护和照料别墅和里面的4万多件物品。或许正是这舔狗般的谄媚，终于让他打入了英国皇室，早在1987年，温莎史密斯草坪举行的一场马球比赛，戴安娜王妃就与他见过面。进入1990年代，艾尔·法耶德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他有个女儿叫卡米拉·法耶德，写过一本书，记录过她与戴安娜的儿子威廉和哈里一起嬉戏玩耍的情景。1996年，戴安娜宣布离婚后，没有人比艾尔·法耶德更兴奋了，他仿佛又一次抓住了捡拾英国皇室“弃物”的机会。他怂恿儿子多迪，立刻与现任女友分手，猛烈地追求戴安娜。车祸前夕，他为两个年轻人安排了法国南部的甜蜜旅行。 多迪，是电影制片人，参与制作的《火战车》，赢得过1981年奥斯卡大奖，但如果没有他爹的亿万资财，显然绝无可能亲近戴安娜。2005年，老头大概太希望儿子与戴安娜成双成对，不惜血本为他们俩修了一座铜像，摆放于自家商场大厅。但讽刺的是，尽管艾尔·法耶德费尽了一切心机，可他连个英国国籍也拿不下来——他1995-1998年间的英国国籍申请，均被当局无情驳回。2022年，网飞一部叫《王冠》的电视剧上映，更将他描绘成满身铜臭的小丑，滑稽而笨拙地跪舔着英国贵族的脚脖子。1956年，纳赛尔收回苏伊士运河，宣告埃及完全摆脱了殖民统治。他一生的努力，也均以寻求埃及的自尊自强为核心，面对殖民者，他时而愤怒时而嘲弄，对于向殖民者献媚的软骨头，他更不会客气。 但艾尔·法耶德的故事却表明：身体上的殖民易解除，但心理上的殖民却难断根。早在苏伊运河战争前，萨达特就已经发现：“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后来基辛格也说：“苏伊士事件之前，英国已经认识到它必须仰赖美国，只不过继续以大国姿态行事罢了。”所以从这意义上看，艾尔·法耶德对旧殖民主的变态迷恋，显得就更为滑稽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大败后，沙特国王费萨尔主动提议，为弥补战争中受害的兄弟国家，每年捐助5000万英镑，同时提议科威特捐6000万英镑，利比亚捐3000万英镑……尽管纳赛尔并未要求补偿，但事后，埃及还是每年得到了1亿英镑捐助——这比战争中的损失还多出10%。而且，这一传统逐渐固定下来，此后埃及承担与以色列前方开战的角色，而一众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则成了幕后金主。这个提议，实际是个标志性的历史转折。它预示着，中东与西方的博弈，将不再以苏伊士运河为关键筹码，而石油将成为中东手里的王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初次作为武器，便大放异彩。也是从这一战开始，石油资源并不丰富的埃及，再无道理充当领头羊，而这反而无意中为它创造了更宽广的生存空间。 或许比较幸运的，是继纳赛尔之后的萨达特，也不再执着于“泛阿拉伯主义”的迷梦了，而更加务实地立足埃及的本民族利益。只是，历史哪有道理可言？正如武器无需真刀真枪，也可以是运河与石油，殖民也无需占领和武力，也可以借由经济和心理。埃及戒断殖民的路道阻且长，而萨达特面临的，依旧是凶险的生死棋局。《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杨灏城、江淳，商务印书馆《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安瓦尔·萨达特，商务印书馆《苏伊士运河与苏伊士运河问题》，方德昭、杨剑安，世界知识出版社《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阿加莎·克里斯蒂，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