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琦，美籍华裔科学家，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崔琦于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崔琦乖巧聪慧，家里尽管贫寒，父母都是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也设法送他上学。
1949年小学毕业后，由于方圆几十里没有中学，崔琦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
1951年，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崔琦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
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当年崔琦才12岁，从此一别，谁也没料到，那却成了与父母的永别。
这年秋天，崔琦进入香港培正中学读书，因为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原因，崔琦强烈思念在家乡的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
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读，靠全额奖学金完成中学学业，并于1958年到美国留学。
崔琦去香港后不久，国内赶上大饥荒，父亲饿死，几年后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抑郁而死。
母亲去世时，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铁锹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姐姐崔颖合葬完父母，因过分悲伤，积劳成疾，不久也去世了。
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建起了崔琦故居，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深入去关注，就像是要对历史的审视。崔琦的经历是个悲剧，他如今面对自己的成就，看得淡泊，他更愿意看到这个世界和平美满。
也许是他看透了生命，他的成就父母无法见证，“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痛伴随他一生。
诺奖得主，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2008年，崔琦荣归祖国，与中科院开展学术交流，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希望他回家乡看看。崔琦一直推脱。
“他虽然没有详细说，但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他父亲大跃进期间是在那里饿死的。他对外的说法是：父母永远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于形式。”崔琦的外甥说。
我们理解，面对故乡，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记忆：旱灾、水灾、蝗灾、战乱；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母亲在“文革”初期抑郁而亡。他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没做好准备，不敢撕开心里的伤疤呀！
其实，不用多说，我们也明白。崔琦没有恨这个国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难的记忆，他反而乐意为祖国奉献，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资助家乡建设希望小学，他一直尽心尽力做出自己的奉献！
阔别63年后，2014年4月22日，75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教授携夫人琳达女士，二女儿朱迪思·崔，女婿彼得·达尔，外孙女斯黛拉、阿格尼丝终于回到宝丰老家，踏上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思念入骨髓，近乡情更怯。
当崔琦看到母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时，他久久站立，捧着母亲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似乎要把母亲的笑容铭刻进脑海中。当记者告诉崔琦，照片背后是他大姐崔颖留下的字迹。崔琦轻轻地说了声“姐姐”，半天无话。
记者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崔琦含着泪一直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了摇手，然后细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里。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段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的对话：杨澜问崔琦，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外出读书还是留在农村？
杨澜以为崔琦会这样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就会很贫困。
本来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泪汹涌，竟像小孩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哽咽着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留在农村，宁愿终身当个农民，家里多个干活的照顾，也许父亲不会饿死，母亲也不会病死。“
震撼！震撼！这样的回答意外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在崔琦先生心里，他就希望永远是父母亲身边的好孩子，他宁愿放弃更好的生活，去尽孝，去务农照顾家庭！崔琦先生虽然在美国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远抹不去，未曾尽孝于双亲的遗憾。
杨澜说，采访崔琦教授是她采访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当时她根本没想到崔琦教授会如此回答，她也跟着哭了。
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当然算，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
但在亲情和人伦面前，特别是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还有些其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格、尊严和亲情。
俯视当下，追忆过去，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的人民是从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家破人亡，饿殍遍地的场景，经常充斥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国家富裕了，人民有钱了，可是，能忘记历史吗？能夜郎自大吗？
有钱没钱，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幸福。而要反思自己，勉励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社会还不够完美，我们怎能吝啬自己的善意？
崔琦，伤心的故乡
47岁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他现在是崔琦旧居的守门人。
距离河南省宝丰县县城大约十公里，就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乡范庄。2 0 0 3年，宝丰县委、县政府将早已消失的崔琦旧居于原址重建，土坯房改为砖房，屋顶则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边指示牌上“崔琦教授旧居”几个字已经斑驳，但多次从美国往返中国内地的崔琦还是没有回故乡看一眼。
崔明安用钥匙打开旧居大门，带记者进去参观。前面是“崔琦教授事迹展览馆”，馆后还辟出一小片花园。展馆内除了以四个展区、用图片与文字呈现崔琦事迹和旧居重建经过外，还在橱柜内放置了“崔琦教授少年时期曾经用过的油灯”等物——实际上崔琦用过的油灯早已无处可寻。
诺奖得主，成为河南宝丰的荣耀。宝丰县领导曾先后两次赴京，与来访的崔琦教授面谈，希望他回家乡看看。崔琦一直推脱。
“他虽然没有详细说，但我感觉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为那里是伤心地。他父亲大跃进期间是在那里饿死的。他对外的说法是：父母永远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于形式。”崔琦的外甥王达人对记者说。
富农之子
崔明安的父亲崔高祥，生于1936年，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抓壮丁，失去消息；在1942年的大灾中，母亲又去世了。他开始以讨饭为生，后来住在亲伯父崔长生家一起生活。
崔长生是崔琦的父亲。据崔高祥介绍，他和崔琦同岁，但崔琦比他生日靠前，他叫崔琦哥哥。
这牵涉到崔琦的生年争议。据崔琦展馆介绍，他生于1939年。这也是崔琦对外的通行说法。生于1933年的范庄小学校长金克敬说，曾经有北京记者在范庄采访后，就年龄问过崔琦，崔琦落泪说记不清了。
一种可能性是，崔琦1951年离开内地去香港时，将年龄从15岁改为12岁。
在去香港之前，崔琦的家庭面临新政的冲击，他已经中断了学业。
据展馆说明，崔琦的父亲崔长生以种地养家，母亲王双贤出身书香门第但识字不多。崔琦的三个舅舅王治军、王治安和王治环，均是当地精英，其中王治军1906年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王治安曾任宝丰县教育会会长；王治环为河南省教育厅督学。
“刚解放时范庄大概有300户人家，有2户被定为地主，4户被定为富农。”崔高祥回忆，崔琦家里养有一头驴，崔父种地之余，还赶着驴子去宝丰县城买煤，走村串户去卖。煤驮在驴身上，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崔琦家土地不多，后来他的舅舅又帮忙置了一些，解放时被定为富农，平分了土地。
“在范庄，批斗时用棒子、石头，有这种情况。但没有那么严重。崔琦家一生都劳动，只是土地比别人多大约十多亩，有部分租给别人种。土改时，土地给分了，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饰也给分了。”金克敬说，解放时崔琦家共三间房，其中一间坍塌，一直没修缮。他家并不是很富裕，也没有“严重剥削”，崔父是老实人，不是“恶霸”，没有压迫人，所以土改时没有专门针对他的批斗，只是在地主富农统一的批斗大会上亮相。
按金克敬的说法，土改时崔琦家的家财，都是主动上缴，并非农会抄家没收。网上有文章说，当其父亲仅有的一件长袍被没收时，崔琦跪地哀求，但毫无效果。当时也在现场的崔高祥欲言又止，不愿证实此事。
离乡赴港
金克敬家距离崔琦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两人小学时在一个学校就读，后来金克敬去了县城唯一的中学读初中。崔琦则于1949年前后从高皇庙小学毕业，辍学在家，一边帮助父母干农活，一边在附近小学当代课教师。
“崔琦在他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在那读书。回来后没有再上学，但学校打钟、吹哨他都能听见，没事时他就坐在教室门外的土墩上，听老师讲课。有时老师提问，全班同学答不上来，老师就叫崔琦回答。他还曾到教室里黑板上演算试题，能说出个所以然。”金克敬说。
崔琦的高智商，在年少时即有体现。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采访时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土改时有一次丈量土地，两个识字少的老人不太会算术，叫他帮忙。老人每量完一个数字，就知会他一声，他也不记账，只在一边和小朋友玩游戏，土地量完后他算出的结果准确无误。
土改时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他记得以前崔琦家有时烧红薯还给他吃。但他在高小毕业后，去县城读完了初中，“带着玉米、柴火，自己做饭，学费很少，吃住都在学校。”为何崔琦却中断了学业？金克敬说，这和崔琦的富农家庭成分无关，但具体原因不详。
崔琦的二姐黄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忆说：“1950年，村中进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为父亲说话不慎得罪了‘上层’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众进行批斗。他（崔琦）闻讯，虽是童子之年，却不顾一切后果，愤然代父出现于斗争会上，为父申辩。一切迎刃而解，使父亲免受批斗之辱。此事后，母亲为儿子前途做长久计划，最后做出痛苦决定，让爱儿独自远赴异乡，至北京再转至香港与吾会合（时我家已于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个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岁时夭折。刚解放时，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达人的母亲）则在北京工作。
王达人说，为了儿子的长远前途，1951年崔母王双贤决定让崔琦投靠香港的两个姐姐以完成学业。临行的前几天，崔母一针一线地为儿子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竟是永诀。
金克敬回忆，崔琦走之前，没有告诉其他朋友，唯独知会了他。那天清早，金克敬陪同崔父崔母将背着小包袱的他送到村口大路上，崔琦落了眼泪。
父母之死
崔琦从河南宝丰县去了北京，在大姐家里没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来北京办出境证件，在河南办不了。那时刚解放，估计去香港还比较容易。”王达人说。
他去香港后，一直到“文革”前，崔琦的大姐也时或与其通信。“一般一年一两封左右，我舅舅（崔琦）写得少，一般是我二姨、三姨写，他有时附带着写一下近况。”王达人说，这些信并没有留存下来。
王达人介绍，崔琦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关，一要学说广东话，二要学习英文。他的三姐便让他先在荃湾小学重读六年级。刚开始时，因为语言交流困难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异常孤独、苦闷，强烈思念在家乡的父母亲，两次写信给母亲要求回老家。母亲收到信后，通过别人告诉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渐渐地崔琦的一颗浮动的心才平静下来。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学，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而在家乡，他的父母亲则因境外的这些亲戚关系，而遇到一些麻烦。但崔高祥和王达人均表示，这个影响并不大。
1958年，大跃进开始，崔琦的父亲崔长生受到一次批斗。“那时不论理嘛，个人家的锅碗瓢盆都没收了，因为他是富农，就讹他，向他要钱。他哪有钱给？好几个晚上都批斗他。没有吊起来，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已经在一两年前分开单过的崔高祥说，他当时外出淘铁砂去了，并没有亲眼见到。
第二年，崔长生去世。“1959年，庄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但野菜、红薯干、树叶都吃光了，麦秆都磨成末，说是当淀粉吃。”金克敬说。
在大饥荒的年代，崔琦的母亲被接到大女儿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爷去世后接过来的，说我姥爷饿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树皮草根，一点粮食都没有。”那个时候，王达人小学快毕业了，对此有记忆。
崔母在北京住了几年，又回到了宝丰范庄。“文革”很快开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范庄，那是1968年。
崔高祥回忆，当时王达人的母亲捎话给他，让他找个架子车把自己病重的母亲拉回来。他没有去，“因为形势不允许”，后来王达人母亲在县城里雇了辆车。崔高祥晚年为此良心不安，觉得对不住崔母。崔母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网上有文章称，崔母去世后，大女儿“处理丧事，哭着磕头，遍求邻里，却连一把铁锹也借不到。”崔高祥称这不是事实，当时有邻居帮忙处理丧事。
崔琦第一次回内地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98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名声大噪。有一次，杨澜在采访中问他：“你12岁那年如果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来……我父母就不会死。”他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2003年，宝丰县重建了崔琦故居，并专门辟了一个展览馆，但迄今没有等到主人归来。宝丰县委党组成员郜现营说，他2012年专程去北京大学拜访在此开讲座的崔琦，邀他回家乡看看，崔琦说2013年退休后一定回来。在此之前，崔琦在家乡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学。
在与郜现营等人的交谈中，崔琦绝口不提童年的苦难，只讲了一些记忆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
（来源：中外人物）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