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花4000块做头发？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海棠

半月前，在影院看《周处除三害》，最紧张部分是阮经天和袁富华在发廊的那场对手戏：一个奉上大好头颅，而另一个手握夺命利器。当然啦，生活并非电影，理发没有那么惊险，但每一次也都是值得提心吊胆的冒险。

因为头发长得很慢，我平均两年去一次理发店。2020年，我21岁，年轻气盛，在北京月入上万，曾花近4000元做头发。2022年，我在广州城中村“摆烂”，年入两万，精剪一次头发不到300元。2024年，我仍困于此地，负债近万，在楼下理发店花了25元洗剪吹。

如果让我自己来划分4000元和25元这两次消费的类型，前者为美发行为，既是发展资料消费，也在过程中完成了享受资料消费；后者为理发行为，仅属于生存资料消费。让现在的我再回顾一次4000元理发的经历，会觉得荒谬和不可置信：那么多钱，我可以买一款高颜值的小电驴，或是给家里置一台洗碗机，实用而且长久。就是拿着这钱去住酒店（当时我和8个人合租，公用一个洗手间），也能暂时摆脱生活里那些困扰我的无奈和噪音，让自己的膀胱和耳朵都轻松一阵子。

不过认真想想，围绕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理所当然的。四年时间过去了，我的处境和观念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理发则是这其中的一个表现。

《周处除三害》剧照

对2020年的我来说，做头发只是在挣到了一点钱之后下意识的反应。有钱了，就能变好看。

“改头换面”，从发型开始，因为它见效最快。赶巧有朋友发了我她新做发型的照片，清爽耐看的波波头，不夸张地说，她整个人气质都有了改变，第一眼看过去像性感与纯真兼具的露易丝·布鲁克斯。“哪家店做的？多少钱？”我迅速问出了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她推荐我去某某造型，说自己是这个品牌的常客，这个发型花了780元。

顺便提一嘴，这个朋友主业是当富二代，副业模特。剪一次头发780元属实要价不菲，不过这在她的生活圈子里，或许也是正常——玛丽莲·梦露的至理名言：“在好莱坞，女明星的品性远不及发型来得重要。”

当天下午我就去传闻中明星聚集地的北京丽都附近找到了这家店。推开门，里面精致整洁。天花板、储物柜、桌子、椅子，都是清一水的纯白。地板光滑，是浅浅的巧克力色。美发椅上套着绒面细腻的孔雀蓝布罩。桌上四四方方的抽纸盒是墨绿。储物柜和天花板无缝衔接，同时作为空间隔断；上面的拉手看起来圆润，是锃亮的金色。在混杂的环境里，颜色是一种干扰，令人眼花缭乱；而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里，颜色便成为抓人的点缀，互相辉映。

回想起来，尽管他们全程都没有向我推销过护发油和会员卡，但也许从双脚迈进店门的那一刻起，一种更高明的推销手段已经开始无声无息地在我身上施展。

这大概是德国哲学博士、文化批评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在其所著《商品美学批判》一书中，谈到的“对感性的技术管理”。他认为控制是商品美学的本性，如商店会通过甜美的香气、华丽的织物、热带花卉、雕像、烛台、贵重木家具等提供感官刺激，让顾客处于情绪亢奋状态，从而产生冲动消费的行为——“要让进入商店的顾客有麦加朝圣的感觉”。

《西西里的理发师》剧照

原本只是想请发型师设计一个最适合我的发型，但根据他的专业和直觉，最适合我的那个发型需要先烫卷，再染个色。实在太期待在几个小时以后，见到一个陌生又真实的自己，因为头发的妥帖而变得前所未有的美丽，于是他推荐什么，我就消费什么。我仿佛变成了一块任由厨师摆布的生鱼肉。

围着我转的有两个人，一个发型师，一个助理。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助理“童言无忌”，在我烫发时端来曲奇和咖啡，这个时候发型师出门吃晚饭了，他陪我聊闲天，不经意间感叹一句：“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们这里经常会接待很有钱的客人，但做一次头发花这么多钱的，一年到头也没两个。”

我心想这可能是因为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吧，随即内心一阵苦涩。为了解答他的困惑，更重要的是挽回尊严——宁可被人当作无知但潇洒的暴发户，随心所欲一掷千金，也不要被人看成是可怜又可恨的傻瓜，没钱还使劲儿作——于是现编了个理由：“我买的彩票中了奖。”

和25元洗剪吹比起来，这4000元的理发体验，那家伙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

年轻助理温柔耐心地帮我洗完头以后，我坐在有弹力的座椅上。双脚悬空放置在脚踏板上，身体会感觉一种奇妙的浮力，飘飘然。助理拿出一个iPad，打开发型库，我让发型师帮我挑选一个适合我的。他建议我留“齐下巴短发”，并且烫卷，因为我的太阳穴不够饱满，下颌角过宽，烫过以后头发会更蓬松，发尾朝内卷，可以弥足这两处不足；我肤色偏黄偏黑，染成浅棕色会比较显白。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根据颧骨高低、下颌角宽窄、太阳穴饱满度，乃至眼睛大小、眼距近远、鼻梁高低、鼻翼宽窄，以及下巴的或圆或尖等等，来设计头发的长度、卷曲度、蓬松度和刘海的样式，再根据肤色来挑选发色。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审美其实是被驯化的结果。

接着，发型师开始帮我修剪头发。过程中，他换了好几把梳子，有粗齿有细齿，有柔软树脂材质也有冷硬金属材质。剪刀也换过几次，处理发尾时他用普通平剪，剪刘海的时候他用一把牙剪，这种剪刀的一个刀刃平滑，一个刀刃上如梳子一般，不过它的每一个齿尖上，还有一个小小的v形凹槽。中间他还换过一把空气剪刀，看起来就像我们平时家用的那种胖胖的剪刀，有两个彩色的手柄，只不过这种剪刀的手柄内部还做了一个气垫结构。即便一个人并不了解这些剪刀的作用区别在哪，工具多本身就能带给人一种专业而精细的感觉。

我看到他用剪刀沿发丝逆向剪裁，手指翻飞，很轻盈；听着剪发清脆声响，也有一种隐隐快感。约摸剪出了事先讲好的长度，发型的轮廓也显现出来，还要再细细地精修一遍，接着先烫再染。过程有点像中国画法画山石，依次勾、勒、皴、擦、点、染，不过做头发似乎还要更麻烦一些，因为烫染完以后，还得再修剪一次，最后用吹风机定型。用了近6个小时。

《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剧照

看到这里，也许读者已经感觉到我在有意地修饰这次理发经历，措辞太过华美，颇有言过其实之嫌。不用怀疑，你们的感觉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如今变卖全部身家也不会有4000块的自由职业者，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为的是让自己别再因为一时冲动豪掷千金而难受，顺便缝补一下体内这颗被贫穷震碎的心灵——也曾阔过。

做完头发，付款时没有一分钱折扣。但我反而能接受这种明码标价，我的消费理念是：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这世上有三种“买贵了”，一种是一件商品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段，标注不同的售价，而你买了售价高的；一种是价格虚标，而你不会砍价，原价买回去了，这种最令人生气。还有一种是品牌溢价，你知道正品标价虚高，但它不会随意降价，所以还是愿意在没有优惠的情况下购买。尤其对于我这种脸皮薄、且不懂得砍价的人而言，即使明知一件商品溢价也没关系，要紧的是这个品牌对所有消费者和消费日一视同仁的态度。

一切结束，已经接近凌晨，我和助理聊得挺来，当晚还一起去附近的酒吧喝了两杯。周末我去朋友家吃饭，他看到我的新做的发型出口称赞。得知费用时，他说吃亏了，但发型是成功的。我也安慰自己道：“做个头发相当于整容，比医美便宜还不遭罪。”他说：“但问题是，你有配得上这个头发的衣服鞋子和包包吗？”我哑口无言。

花4000元做的发型（作者供图）

消费主义对人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尤其当“消费”与“身份”挂钩，简直像一个逃不出去的漩涡。一次消费行为，不仅仅代表着我喜欢什么，更在于我想通过这个东西，影响别人对我的印象和评价。花近4000块做头发，是为了变美，本质上是为提升社会地位而做出的努力。

阶级存在，就存在阶级鄙视链，存在为跻身更高阶级而努力的人群。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写《一个女人的故事》，讲她乡下人出身的母亲，为摆脱“下等人”身份选择了一个在缆绳厂上班的工人丈夫，但他丈夫的两个姐姐都分别嫁给了两个商店店员，且做过女佣，懂得说话轻声细语，走路姿势优美，不引人注意，而因此瞧不上她的母亲。

我母亲也是如此，她花了整整25年的时间，工作、攒钱，和父亲一起在珠海买了房子，不停缴纳社保存够积分，终于迁入了城市户口，摆脱了农民工的身份。她不想回老家过年，因为“那里的人都很势利”；她喜欢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很有涵养”，她曾兴致勃勃地和我说起同小区一个贵妇让她搭了顺风车，还亲自下车给她打开车门，让她感到惊喜。

《突如其来的假期》剧照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家庭富裕的朋友曾和我抱怨他父亲：“我关车门的时候用力，他会说有钱人不会这么关门，宝马的门是自动关的。普通人只会直接强调门有这个功能，而不会强调有钱人会怎么做，动不动就拿我们这阶级是不干这事的来说嘴，实在没必要。”

只能说，被消费主义裹挟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一种主动的状态，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付出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本身就是虚假的——只是拥有了某种有符号象征的消费品，或是过上了消费主义号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本身的地位改变。“在理想状态下，一个人地位的标志应该是看它的行为无意识中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反映的是其生活方式，而不是他为了获得地位而弄到的东西。”

显然，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一重努力。但让自己的人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去体验25元洗剪吹，也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值得骄傲的，应该是自己动手理发。如果说4000元的那次经历，使我觉得自己是睡在博物院里的一件文物，受到精致的呵护；那么这次25元的理发体验，便令我感觉自己是躺在手术台等待开刀的患者。

《本日公休》剧照

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我下楼随意看到一家店门口有红、蓝、白三色构成的灯柱，就走了进去，打算剪个短发。事前我也做了功课，如果不考虑烫染，方圆脸适合什么短发，在小某书上面浏览了五六十个帖子，最终的答案是“前短后长，两边饱和度低，发尾参差不齐且落差感大”的狼尾鲻鱼头。

这里先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生经验：当你走进城中村里的一家洗剪吹收费25元的理发店，不要说“我想剪一个狼尾鲻鱼头”。因为理发师会的只有三种：齐发、碎发和齐碎发。我问什么是齐碎发？他说就是不齐也不碎。我就选了齐肩的齐碎发。

这家店里只有店主一个人，有两张洗头椅、两把美发椅和两面镜子。洗头时我被抓得很痛，后来看到店主的指甲有缺口，没有剪齐。美发椅没有带脚踏板，双脚只能放置地面，高度略有些不自然。我全程都没敢把背靠在椅子上，背部和发根一起绷紧，这是店主的话语和动作导致的。

他的话特别多，从自己初中的事情聊到最近打游戏被队友坑，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理发师都爱说话，还是他们早已下意识地把聊天看成了服务的一部分——手和嘴必须一起动才行，就像有的人做不到单眨一只眼睛。后来我就只好说自己要闭目养神了，想安静。我想起《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曾写过他理发的经历，深深共鸣：“应付理发师挑起的话头常常令我既紧张又疲劳。如果理发师甚至向我推销业务，我就更加难掩窘态了……为了减少进发廊的次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一般一年里只理两到三次头发，每次都是从半长发理成小寸头。直到三十岁过了，我去发廊理发的时候，还是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我是大哥大》剧照

他没有换过剪刀和梳子，拿一把白色尖尾梳子，梳齿根部堆着黑色污垢；一把不锈钢平剪。他先剪前面，再剪后面，过程中梳子经常刮到耳朵，或是打到脸上，还有两次掉在地上。他抓起一大把头发，性质介于剪头发和绞头发之间，一边剪，一边和我笑说，“以前很笨，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头发剪齐，就一点点剪，现在知道了，先剪一把，然后在旁边抓一把，对着剪。”

洗剪吹全套操作下来，耗时半个钟左右。我的室友看到后落井下石：“你这头发，剪得蛮朴实。”当然，并不是所有收费亲民的理发师，都和我遇到的这位一样，手艺不太熟练，还是有不少技艺精湛的高手潜在民间。只是经历这一遭之后，我决心下一回要自己动手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