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连平 刘涛 马泓 罗奂劼（连平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来源：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
本文简版发表于2024年1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核心观点
回顾刚刚过去的2023年，全球通胀与经济下行相互交织、发达国家货币紧缩政策走向尾声、逆全球化浪潮惊涛拍岸、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外部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走势。随着2024年的到来，世界经济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红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还是“机”？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精准发力？还会加码吗？房地产市场能否实现企稳？“三驾马车”对增长的贡献将出现何种结构性变化？消费还会有亮眼的表现吗？人民币是升值还是继续贬值？如何有效应对证券市场的大幅波动？金融风险是进一步加大还是有所收敛？中国经济又将交出怎样的成绩单？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2024年宏观经济十大展望。
【展望一：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改善】2024年，世界经济将步入疫情结束后的第二个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全球通胀压力逐步缓和；美欧经济增长将下行；美欧货币政策由紧转松；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前景柳暗花明。红海危机虽有可能导致2024年上半年的全球贸易受到一定影响，但对于中国而言，则可能是机遇大于挑战。2024年，资本有望从美国市场回流新兴市场，尤其是经济增长水平在全球表现良好的中国将成为重要受益者。
【展望二：宏观政策加大力度并协同配合】2024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将“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预算赤字率名义目标或保持在3%左右，最终实际赤字率很可能达到或超过3.8%；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预计为4万亿元左右，用于偿还地方存量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券预计将发行1.5万亿元左右。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一季度央行降准0.5个百分点，年内不排除再度降准的可能性；MLF有下降10-20bp的空间，LPR也会相应下调，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可能会略大于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融同比增速可能落在9.5-10.0%区间。
【展望三：基建和制造业双管齐下稳投资】2024年，基建投资依然将发挥较强的托底作用，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之一。中西部传统基建和东部新基建项目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制造业投资是稳增长的另一大重要抓手。技改投需求持续释放、高科技制造业维持强势、民间投资逐步回暖、金融保持较强支持力度叠加外需有所回暖，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8%和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投资对GDP贡献率上升至40%左右。
【展望四：消费运行逐步走向常态】2024年，消费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修复态势，但贡献率有所下降。在就业形势改善、居民收入上升、房地产企稳、服务消费较快增长、CPI和PPI回暖带动消费品价格提升、促消费政策进一步加力等积极因素推动下，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5.5%，但由于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双升，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将回落至60%左右，但仍明显高出近十年来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
【展望五：房地产市场逐渐企稳】2024年，房地产政策将继续保持支持态度，促进居民购房需求逐步释放，满足包括民营房企在内的合理融资需求，推进“三大工程”建设助力房地产投资逐步企稳。预计房地产销售、房价及投资等关键指标可能先抑后扬，全年住房销售面积下跌5%，新房价格持稳，投资同比下跌6%，跌幅较2023年收窄。
【展望六：出口有望由降转升】2024年，出口增速可能由降转升，进口降幅有望收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尽管外需回暖有限，但全产业链优势、商品结构升级和贸易伙伴多元化战略等使得中国出口具备较强韧性。地缘冲突、制造转移等因素仍可能对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红海危机对于中国出口有可能蕴藏机遇。内需稳步复苏叠加油价和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进口价格上涨。以美元计，预计2024年出口增长0.5%，进口下降1%，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有望回正。
【展望七：物价回暖同时经济增长含金量提升】2024年我国GDP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三驾马车”不同程度地协同推动经济增长，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分别拉动GDP3.6和1.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相对中性。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和三季度的增速可能快于二季度和四季度，全年呈现“倒N”型走势。预计2024年CPI同比上涨1.3%，食品价格止跌企稳及服务业价格走升是主要推力；PPI同比增速可能达到1%，国际油价中枢抬高、国内投资恢复有助于工业品物价由跌转升。
【展望八：金融风险缓和可控】2024年，房地产风险防控压力较大，年内房企利息支出占到位资金比例超过15%，需要借助更多金融工具缓释降低房企金融风险。在还债压力减弱、借债规模有保障、融资成本逐渐降低的背景下，年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望得以改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则相对可控，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将为其风险化解和缓和创造有利条件。金融市场呈现系统性风险苗头，当前市场出现的人民币汇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阶段性联袂下挫，正在导致资产价格相应缩水，市场流动性风险急剧增大，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受挫。
【展望九：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2024年，中美两国之间围绕货币政策、增长路径、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等方面的相对变化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弱和人民币走强。预计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24年上半年在6.8-7.1区间内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稳中有升的可能性较大。2024年下半年，随着美联储降息进程确立和中国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人民币将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升值态势，年底前汇率区间或将进一步上移。
【展望十：宏观政策增强针对性和协同性】2024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微观层面仍存在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需求偏弱等问题。为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建议适当提高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丰富货币政策的工具和手段；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加大房企金融扶持力度；尽快研究设立股票市场平准基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彰显强势；将金融市场稳定性纳入监管部门重点评估金融风险的参数之一；慎重或避免出台金融市场流动性相关的收缩性和抑制性政策；积极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报告正文
展望一：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改善
2023年，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全球通胀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美欧货币政策在紧缩加剧后步入尾声，西方银行业和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阶段性动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压力明显；发达经济体需求疲弱，叠加逆全球化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东亚经济体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024年，世界经济将步入疫情结束后的第二个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尽管2024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改变，有可能出现一些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
1.2022-2023年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的背景
为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各国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实施了力度很大的财政刺激，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史上罕见，遂于2021-2022年形成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2022-2023年，美联储实施了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持续大幅上升，美债利率迅速走高，美元汇率则持续走强，全球资本大幅流向美国。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承受了资本流出、人民币贬值、产业链受到打压和货币政策被掣肘等多重压力。
2.全球通胀已开始缓和
全球通胀于2022年达到顶峰的8.71%，之后在美欧等国实施紧缩货币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推动下逐步下行，2023年下半年已开始缓和，2024年将进一步走低，但大概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平均通胀率为6.9%，较2022年下降1.8个百分点；2024年全球平均通胀率将进一步降至5.8%，仍高于2019年的3.51%。根据广开首席“全球通胀预测模型”测算，在基准情形下，全球CPI同比可能在2024年一季度出现一定回落，之后回落速度有所放缓，全年中枢约为6.0%；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下降速度可能相对较快。
3.美欧经济增长将下行
美国是消费占GDP比重很高的典型消费型国家，2020年后美国政府大规模转移支出给到居民，带来了超额储蓄的急剧增长，持续推动了消费回升和经济恢复。随着2021年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美国储蓄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20年4月峰值33.8%降为2023年6月的4.3%，已低于疫情前水平。超额储蓄消失大概率会削弱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尽管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阶段性转好，出口和制造业形势尚可，但鉴于强有力的紧缩政策正在持续抑制美国的投资和消费，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成为预测机构的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2024年会降至1.5%，与美联储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期发布的预测基本一致；联合国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2.5%降至2024年的1.4%；而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大通则认为美国经济2024年会陷入温和衰退或“硬着陆”。此外，2024年欧元区增长也较为乏力。欧洲央行预测，欧元区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0.8%；德国央行则将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2%下调到0.4%。
4.美欧货币政策由紧转松
2022-2023年，美联储实施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持续大幅上升，美债利率迅速走高，美元汇率则持续走强，全球资本大幅回流美国。在这种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承受了资本流出、人民币贬值、产业链打压和货币政策被掣肘等多重压力。2024年，国际经济环境可能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的市场和政策变化。美联储货币政策将由之前的以通胀为核心目标转向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核心目标，利率水平将趋下降。预测表明，2024年年中美联储或开启首次降息，全年可能降息4次，约85-100个基点左右；2025年或进一步降息200个基点。与美联储同步，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2024年年中也将开启降息进程。
当前，一系列积极和消极因素彼此交织，“乱花渐欲迷人眼”，研判全球贸易前景存在不小的分歧。一方面，2024年美欧发达经济体有可能陷入温和衰退，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限制等不利影响仍在持续。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仍然“高度不确定且总体悲观”。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各种积极有利的因素正不断汇聚增多，包括中美大国关系呈现缓和改善趋势；俄乌冲突走向拐点、和谈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正在加速构建；2023年全球贸易萎缩后催生了各国补库存需求，而2024年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又将进一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等。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3.3%，远超2023年0.8%的预估值，且高于过去12年2.6%的平均水平。除中国外，韩国、越南等东亚经济体对于2024年贸易前景均表达了积极乐观的预期，认为全球贸易环境改善和产业需求复苏有望推动出口增长。
红海危机可能是影响2024年全球贸易的重要变数。2023年11月以来，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红海危机不断发酵，已蔓延至2024年。红海-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东亚和欧洲贸易的主要海上通道。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10%的货物贸易经过红海-苏伊士运河，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即便按最乐观的情景预测，至少2024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将受到明显影响。自红海危机爆发后，多家国际航运企业宣布暂停红海-苏伊士运河航线，选择绕行南非好望角到欧洲，航程预计要多10天，附加费用从250美元至3000美元不等，随着加沙、波斯湾、红海等越来越多的中东地区卷入战争和冲突，还有可能推升油价和进口商品价格，从而迟滞全球通胀回落步伐。相比较而言，美国进口的原油和商品受红海危机影响程度较小，欧洲则更为直接。因此，2024年上半年美国通胀的回落速度有可能快于欧洲。对于中国而言，红海-苏伊士运河是中国向西半球海上运输的主要航线，其中60% 的货物出口到欧洲。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一方面，全球贸易不稳，对中国贸易也将带来一定的冲击，包括航运价格上升、集装箱供应紧张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国际和中东事务长期奉行客观公正的立场，得到了相关国家的广泛认可，红海危机对于中国船只和商品的直接影响并不大，由于东亚部分国家对欧洲出口不得不绕行好望角，反而使得“中国制造”更具成本优势和运期优势；不仅如此，红海危机还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价值，有可能增进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商品、资本、市场及人民币的需求粘性。
本轮美联储大力加息之后，中美国债利率差距倒挂快速形成，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时差额达到300个基点左右。目前短期国债收益率依然倒挂但差距缩小至约100个基点，倒挂的中长期国债收益率缩小至约150个基点，趋势是进一步收窄，2024年其差距可能会达到零上下水平。随着美联储利率水平包括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资本有可能从美国市场回流新兴市场，美元指数将走弱，并驱动美元贬值。事实上，受相关预期的影响，2023年11月以来，上述趋势已经开启。鉴于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走向复苏，经济增长水平在全球仍属表现良好，2024年国际资本流入将加快。总的来看，2024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
展望二：宏观政策加大力度并协同配合
1.财政政策适度发力释放积极信号
2023年初，我国财政赤字率目标按3%安排。但由于当年我国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为支持地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央决定在四季度增发1万亿元国债，作为特别国债管理，中央财政赤字从3.16万亿元增加到4.16万亿元，财政赤字率从3%提高至3.8%左右。在地方层面，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3.8万亿元，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1.3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共计发行9.32万亿元，比2022年多出近2万亿元，在控风险、稳投资、补短板、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将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基调是“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预计2024年财政将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释放积极信号。预算赤字率名义目标或保持在3%左右，但鉴于中央财政状况良好，财政部门还可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调入一部分资金，必要时财政赤字规模有能力进一步追加，最终实际赤字率很可能达到或超过3.8%。2023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发行的1万亿国债将主要在2024年发挥作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资金投向将聚焦华北地区灾后恢复重建、防洪治理、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灌区建设等八个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发行特别国债问题上历来较为谨慎，2023末、2024年初处于疫后恢复阶段，此时增发1万亿国债，表明财政的态度比较积极；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接下来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的话，中央财政仍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在不额外增加赤字率的前提下，特别国债、PSL等增量财政或准财政工具推出的可能性较高。不排除2024年下半年中央追加发行30-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重点支持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三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2024年，为保障地方财政合理的支出强度，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在保持政府总体杠杆率基本稳定原则下，将继续安排适当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挥好带动放大效应，2024年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预计为4万亿元左右，超过2023年的3.8万亿元；鉴于2024年地方债到期规模近3万亿元，低于2023年到期的3.7万亿元，用于续接到期债券本金的再融资债券发行量预计不低于2.5万亿元；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高度重视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问题，2024年用于偿还地方存量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券预计将发行1.5万亿元左右，高于2023年的1.3万亿元。上述三部分需求叠加，再考虑一定量的其他新增地方债，预计地方政府债券将共计发行8.8-9万亿元左右，总量略低于2023年。中央财政适度扩张和地方财政相对谨慎，体现出宏观政策总体扩张基调下，政府部门债务结构调整的意图。
展望2024年，我国将统筹宏观调控、财政可持续和优化税制的需要，多措并举，保持合理的扩张程度，进一步增强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一是综合使用增发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性开发性资金，以及财政补助、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二是统筹用好专项债券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等，推动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三是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支持政策，进一步减免中小微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等，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研究鼓励和引导消费的财税政策，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培育新型消费。四是增加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对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稳岗扩岗企业、就业培训机构等的税费，加大减免与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增加医疗、养老、教育等相关支出。五是加大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支持。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产业的税费支持力度，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六是重点关注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快国债与地方债发行节奏，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排除发行新的国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可能性。
2.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2023年，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了货币信贷总量适度、节奏平稳；两次下调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市场利率下行，引导商业银行有序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引导资金更多流向民营小微、乡村振兴等薄弱环节，支持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24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注重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偏松操作，更好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配合财政政策重点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推动经济良性循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四季度例会更明确提出，“要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在当前形势下，稳健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偏松将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支持政府发债。无论是国债还是地方债券，发行后都需要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方的积极认购。继续营造合理宽松的市场环境，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相关债券发行。二是支持实体经济。如贷款利率下行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企业中长期的发展需求。三是刺激消费和投资。降息降准意味着会有更多资金流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和消费获得感。四是推动银行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投放信贷资金。存款利率下行可降低银行吸收社会资金的成本，而降准有助于银行业机构释放低可贷资金规模，提高银行的放贷意愿。五是有效保障房企合理融资需求。房企可获得的融资规模增加，融资成本下降，“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将极大缓解。六是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从历史经验看，降息降准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支持，尤其是对银行、房地产、制造业和消费业等板块上市公司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提振投资者信心形成利好。
总量工具方面，为促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4年货币当局仍可能出台适度的降准降息政策措施，以增强政策偏松操作信号，提升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和积极性，加快恢复资本市场信心，改善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一季度央行降准0.5个百分点，将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年内不排除再度降准的可能性，预计第二次降准有可能以定向为主，目前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低，而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随着2024年二季度美联储可能转向降息，我国政策利率下调的空间也将进一步打开。为促进消费和投资、稳定银行息差，预计2024年MLF有下降10-20bp的空间，LPR也会相应下调，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可能会略大于贷款利率下降幅度。在量的投放上，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2024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融同比增速可能落在9.5-10.0%区间。
结构性工具方面，围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文章，2024年央行将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包括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转向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其中，具备类财政及货币投放双属性的PSL工具3500亿元已于2023年末率先启动。以往PSL主要投入棚改等房地产相关领域市场，本次PSL可能用于支持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工程”。考虑到“三大工程”资金需求规模庞大，不排除年内还可能根据需要继续追加新的PSL工具。
总体而言，2024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适度加大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力度，并且要加强政策协同，其中又主要体现为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支持。央行可通过扩大和创新结构性工具的应用、调整相应政策推动银行表外业务恢复性增长、畅通企业直融渠道、持续推进金融开放等多种措施促进信用扩张，支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政策则需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界定隐性债务的政企边界，减少地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维护债券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处理好中长期发展与短期稳增长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短期过度用力而影响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现象。
展望三：基建和制造业双管齐下稳投资
2023年，尽管房地产投资深度下行，但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发挥稳增长作用。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3.0%。其中基建投资累计增长5.9%，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6.5%，房地产投资下降9.6%。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8.9%，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24年，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双管齐下带动投资继续发挥“稳增长”作用。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其中基建投资增长8%，占投资25%，拉动投资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7%，占投资45%，拉动投资3.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下降6%，占投资20%，向下拉动投资1.2个百分点；其余投资增长7%，占投资15%，拉动投资1个百分点。2024年，投资对GDP的平均贡献有望重新提升至40%左右，较2023年大幅提升11个百分点左右，接近近十年来平均41.7%的水平。投资贡献率的明显抬升，对中国经济预期转好和市场主体信心提振有较大推动作用。
在财政资源的有力支持下，基建投资将发挥较强的托底经济作用，成为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之一。专项债的提前发行和万亿国债的增发，能够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2024年部分专项债资金已于2023年四季度提前发放。在增发的万亿国债中，前两批项目涉及安排增发国债金额超8000亿元，1万亿元增发国债已大部分落实到具体项目，绝大部分资金将在2024年形成实物工作量。考虑到当前财政稳增长的诉求仍存，2024年专项债限额或略大于2023年，对基建投资形成有力支撑。从建设项目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传统基建项目建设空间仍然较大，东部地区新基建建设将取得较快增长。具体来看，作为“十四五”重点工程之一，水利建设投资有望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1996亿元，投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在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和全面推进国家水网建设的指导思想下，近期万亿国债首批资金预算2379亿元下达，有望对水利投资形成明显拉动。交通建设项目将对传统基建形成重要支撑。传统基建投资中，交通投资占比接近30%，是重要增长点。参考各地规划，“十四五”交通投资规划增长32%，对应交通投资未来两年平均增速可达10%以上，仍有较强后劲。防灾类项目建设投资加快推进步伐。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增多，中西部经济相对弱后地区受灾程度较为严重，彰显出防灾类基建设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在政策重点扶持下，新能源、新基建等投资仍有增长空间。在2024年各地已公布的项目清单中，新基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高。2024年，预计“三大工程”带来的新增投资约为1.5万亿，若按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比例为7:3，则能对基建投资带来约4500亿元的增量。不过，年初多数省市发债进程较慢，或将对一季度的基建投资形成一定制约。
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在投资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稳增长的另一大重要抓手。2024年，一系列因素将推动制造业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是技改投需求持续释放。技改投资约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四成。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我国技改投资需求和发展空间较大。二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始终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5.3%和32.9%。2023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增速比工业增加值高2.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增速比制造业投资高3.4个百分点。近年来，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已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四分之一，对制造业投资形成重要支撑。三是民企经营环境不断改善，民间投资逐步回暖。民间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四分之三。四季度以来，工业企业利润不断改善，民间投资降幅逐步收窄至-0.4%。2024年，在民间投资环境进一步好转的推动下，制造业投资也将相应改善。四是金融保持较强支持力度。2023年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超过30%，快于全部贷款增速。近年来，金融对于制造业的支持始终保持较大力度。五是外需有所回暖。2024年下半年，欧美制造业有望走向复苏和“补库存”，将对全球商品贸易形成推升，短期内难以离开对中国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直接和间接的进口。但高基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投资形成一定拖累。
2024年，投资的稳步复苏离不开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一是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二是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三是要扶持民营企业，改善民企经营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和负担，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对部分行业的准入标准。
展望四：消费运行逐步走向常态
2023年，在内需回暖、就业好转、收入改善和低基数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消费大幅回升，并重新成为GDP增长的第一拉动力。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2%；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2.5%，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从具体商品来看，多数可选商品销售明显改善，其中餐饮消费的快速恢复和汽车消费的强势增长，成为拉动社零较快增长的两大支撑因素。但房地产相关商品消费的持续低迷，也对社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024年，在诸多利好因素的带动下，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修复态势，且仍是GDP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贡献率将大幅下降，逐步回归常态。2024年，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5.5%，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0%左右。在疫情发生前的九年时间，最终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大致保持在55%-69%的区间内。2011至2023年，平均贡献率为54.4%。
2024年就业形势将趋于改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业形势改善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2023年9月至11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在5%，12月为5.1%，均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的高低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达6.3%，支出名义增速达9.2%，居民部门修复已连续三个季度快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居民储蓄意愿有所下降，消费意愿有所增强，平均消费倾向有所恢复，带动消费需求回暖。
房地产企稳，带动相关消费回暖。2023年，尽管大部分商品销售状况出现改善，但房地产相关商品销售（装修建材、家具和家电等）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根据测算，房地产投资波动1个点，将影响消费2至3个点。若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房地产企稳回升将对消费产生利好。
服务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4.4%，增速高于商品消费的5.8%和总体消费的9.0%；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0.0%，其中餐饮和旅游等服务消费表现抢眼。近年来，服务消费在总体人均消费中所占比例已超45%。2023年，服务消费在总体消费中的比重为45.2%。从国际经验看，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服务消费将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成长空间较大。随着经济转型步伐的不断加快，以新型消费为主的服务消费也将得到更大发展。CPI和PPI回暖将带动消费品价格提升。
展望五：房地产市场逐渐企稳
2023年房地产市场在上半年反弹后再度回落。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8.5%，房价回落。由于居民部门总体收入增速放缓，影响了住房需求持续释放。供给端因房企到位资金持续下降，房屋新开工、土地购置和建安工程均受到负面影响，2023年房地产投资同比下跌9.6%，连续第二年下跌。尽管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不佳，但现房销售的改善表明未来房地产市场仍有回暖的基础。全年商品房现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增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保交楼”政策实际对住房销售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综合来看，商品房基本需求在一系列支持政策推动下已有所释放，市场低迷的核心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包括工商业房产购置需求下降，关键点在于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风险。
展望2024年，房地产市场边际改善具备了有利的条件。202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2024年政策可能会加大对房企合理的融资支持，包括延长并落实好房地产“金融16条”支持政策，有效扩大对民营房企融资渠道和加大融资规模。“三大工程”建设将会对2024年房地产投资带来拉动。个人购房门槛有望维持较为宽松的标准，房贷利率将运行在历史低位，为购房者提供相对便宜的购房资金成本。
2024年房地产市场重点指标跌势大概率有所收敛。一季度偏高的基数因素（疫情放开后，需求在2023年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初集中释放）将令房地产销售增速可能在一季度末跌至全年最低水平，此后企稳回升。北京上海在2023年四季度调整了首付比例、购房贷款利率下限和可供出售房产的标准，作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标杆”的北京和上海有望率先企稳，带动整体销售跌幅放缓。预计2024年销售面积仍可能负增长，跌幅可能收窄至5%以内，销售额可能仅微跌。房价走势基本与住宅销售同步，上半年下行压力可能大于下半年，新房价格可能轻微下跌0.2%，房价下跌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二手房市场。其中，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在土地价格支撑、购买力修复、可供出售商品房库存偏低的综合因素作用下可能出现反弹。2023年全国300城住宅成交楼面均价同比上涨7.4%，上海、成都、杭州等个别城市现房库存不到一年。2024年房企的资金状况总体仍然偏紧，房企表外“降杠杆”的行为仍可能延续，主要是房企债券存量和信托余额继续减少。一些大城市土拍规则的修改可能会推动部分房企适度加大土地储备的投资规模。此前央行公布了2023年12月新增抵押补充贷款（PSL）3500亿元，按过去三年投资倍数推算，“三大工程”建设可能拉动房地产投资9000亿元-10000亿元，约合全年房地产投资金额的9%左右。综合过去十年房地产中长期运行趋势和房地产商业周期的运行规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对房地产投资具有较好的领先作用，尤其是后者占到房地产工程面积七成以上，2023年工程投资下跌和高基数效应将对2024年房地产投资上半年形成抑制，下半年房企现金流状况有望进一步改善，偿债压力相对缓和以及政策支持资金的加快落地，都可能会推动房地产投资跌幅较快收窄，预计全年房地产投资跌幅收敛至-6%左右。
展望六：出口有望由降转升
以美元计，2023年我国进出口增速双双下降。受外需走弱和出口价格回落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下降4.6%，同比增速创1977年以来第3低；进口下降5.5%；贸易顺差753.4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从出口伙伴来看，对美国、欧洲、东盟等传统贸易伙伴出口多数回落，对俄罗斯、非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表现较好。具体看，我国对美国、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同比下降13.0%、10.2%和6.0%，分别拖累我国出口2.1、1.6、1.0个百分点；对俄罗斯、非洲、其他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同比增46.1%、6.9%、21.9%，分别拉动出口1.0、0.3、1.3个百分点。
2024年出口增速可能由降转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负转正。以美元计，预计出口增长0.5%。从外部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不同程度地下行，贸易增速下降，外需回暖有限。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和通胀回落，货币政策温和转向。欧洲经济上半年仍将持续低迷，下半年筑底企稳。超低实际利率和新一届政府的综合性刺激计划推动日本经济保持温和复苏。东南亚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从内部来看，三个优势会对出口带来一定支撑。一是全产业链优势带来的系统性出口供给和应对风险能力；二是中高端的制造水平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机电和电子产品等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越来越高；三是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逐步见效，东盟已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和中东等其他新兴市场的增速也较快。此外，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相关行业进入主动补库存周期，大宗商品价格易涨难跌，出口价格将企稳回升。不过发达经济体出口转移进程加快、红海局势加剧、特朗普胜选预期冲击等因素也可能对出口增长造成一定的扰动。
进口降幅有望收窄。以美元计，进口增速预计下降1%。我国内需总体稳定，随着经济稳步恢复和我国坚持扩大进口战略的推进，需求可能较2023年进一步回暖。PPI增速由负转正可能性较大。2023年末以来，国际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红海地区冲突对能源的供给运输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压力；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相关能源方面的需求也会有所减弱，原油价格进一步上扬；PPI上行将带动进口价格上涨。随着跨境人员恢复流动，我国服务贸易将适度增长，特别是入境游等服务贸易有望逐步恢复。
2024年，稳外贸政策的重点仍将从助企纾困和增活力等方面着手。一是助力帮扶企业减负增效。包括免税降费、退税和退还滞纳金等；提升企业退税效率；加大“专精特新”企业信用培育力度等。二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可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等。中西部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吸收和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企业负担，充分吸纳就业。三是优化通关便利度。包括大力发展数字化通关系统等。四是通过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和其他多元化战略来应对红海危机和其他地缘冲突。
展望七：物价回暖同时经济增长含金量提高
2023年国内物价总体呈现震荡下行后逐步企稳。CPI全年低位运行同比上涨0.2%，主要受制于食品价格回落和商品需求低迷；PPI同比下降3%，因国际油价冲高回落以及国内房地产产业链持续疲软所致。
展望2024年，在积极的宏观政策和相关因素的推动下，国内物价水平持续低迷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预计2024年CPI将小幅上行。生猪偏低的存栏量和消费需求的改善有助于推动食品价格小幅上涨；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医疗等接触型和聚集型服务价格存在上涨动能，基期因素令其涨幅可能相对有限；考虑到楼市有望边际改善，住房及建筑类耐用消费品跌幅可能收窄，推动非食品及核心商品通胀小幅走升。根据通胀多因子模型测算，全年CPI同比增速可能在1.3%左右。
PPI可能转正。国际油价中枢可能在波动中上移，OPEC+寻求进一步减产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推动石油价格，2024年一季度红海运输问题已经对航运业供应链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欧美制造业景气度持续低迷，经济出现大幅衰退的概率并不高。美国能源署EIA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为82.5美元/桶，与2023年均价相当。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升可能预示着年内工业部门库存周期可能从去库转为补库，工业部门利润回升有望带动部分中上游行业需求抬升及价格回暖。从二分法的角度来看，结合2023年较低的基数因素，预计2024年PPI同比增速可能达到1%，年内高点可能在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下半年整体企稳为主。总体来看，国内物价可能运行较为平稳，通胀和通缩的风险都不高。
2024年，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将不同程度地协同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仍是“稳投资”和“促增长”两大抓手，房地产投资则在利好政策和经济恢复的带动下，减弱对投资的拖累。在世界经济增长下行背景下，上半年外需仍然承压，但下半年可能会有所好转，出口韧性犹存。在财政政策加力下，2024年市场需求不足状况将有所改善，产出缺口逐步收敛。从全年走势来看，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和三季度的增速可能快于二季度和四季度，呈现“倒N”型走势。
2024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会显著下降，但仍为第一拉动力。预计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约为60%。考虑到最终消费约为社零增速的80%，预计最终消费增长6%左右，拉动GDP3.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提升至40%左右。由于资本形成约为固定资产投资的70%，预计资本形成增长3.5%，拉动GDP1.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约为零。
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未来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考虑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GDP翻一番即大概率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从当前至2035年，GDP年均增速至少需要达到4.8%以上才能实现“双翻”的目标，再考虑到GDP增速逐年递减规律，“十四五”作为远景目标的头五年，GDP平均增速应至少达到5%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若2024年5%左右的增长能够实现，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其是建立在2023年较高基数上实现的，且两年平均增速超过5%。而2023年的增速是建立在2022年基数较低的基础上，两年内平均增速仅为4.1%。因此，2024年5%左右增速的含金量较高，如能实现则可以为2035年“双番”目标打下良好基础。预计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将设定在5%，并最终实现5%左右增长的可能性较大。若能如此，则2024年将成为疫情冲击造成经济运行大幅波动后走向常态、接近潜在增长水平的关键一年，显现出较好的稳定性。
展望八：金融风险趋向缓和与可控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风险包括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从短期看上述风险的实质主要是流动性风险，同时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1.房地产风险防控压力较大
房企风险以及相关联的民营企业风险是下一阶段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上市房企超过一半的公司现金短债比不到1，包括部分销售规模排在全国前30的公司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部分知名房企遭到信用评级机构调降企业信用评级或展望。2023年房地产开发商实际获得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当年实际到位资金为19万亿元，同比减少13.6%。大部分上市房企为了缓解风险不得已采取主动缩减资产负债表，非银表外融资工具（债券、信托、ABS）余额持续减少。2024年房企债券（国内信用证+离岸美元债）到期规模较2023年同比下降25%，从绝对规模上看有利于缓解房企偿债压力，但利息支出占到位资金的比例仍可能处在15%以上的高位，而预收款及销售收入可能小幅下降，整体上房企流动性压力依旧不小，需要借助更多金融工具缓释降低房企金融风险。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宏观政策将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由于中长期国内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构建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加强房企预售资金账户的监管力度。
2.地方债风险有所缓和
2024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助力推进各地经济发展和政府债务化解同步进行，地方债发行规模可能保持适度增长。截至2023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至40.6万亿，地方债到期规模为3.67万亿，到期规模占余额的比例为9%。展望2024年，预计地方债到期规模可能降至3万亿左右，到期规模有所减少。考虑到年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升至3.8万亿以上，2023年至2024年发行的1万亿国债的大部分将在2024年投入使用，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已经降至3%以内的低位。在还债压力减弱、借债规模有保障、融资成本逐渐降低的背景下，预计年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有望得以改善。此外，政策性银行作为“准财政”的金融机构，未来也可能参与到化解地方债务的项目之中，为妥善化解地方债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3.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相对可控
2024年，央行将实施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将为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和缓和创造有利条件。近几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主要集中在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中小私募基金和信托等金融机构。通过若干年的改革化险工作，目前全国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已经较峰值下降一半，绝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化解成本由政府部门承担，压实属地责任，主要是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注资实施定向募股，为中小金融机构进行资本金补充。对系统性影响较小的金融机构，则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引入AMC等不良资产服务商，压实股东责任。对条件允许的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其进行重组兼并，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升竞争力。
4.金融市场呈现系统性风险苗头
自2023年8月初以来，上证A50ETF指数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下跌，上一次出现连续6个月下跌还是在2008年5月至10月，且成交量从第二个月开始逐渐放大，净值累计下跌17.3%。部分基金存在大额赎回甚至爆仓的风险，金融市场波动率大幅上升，证券市场压力水平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24年开年后由强转弱，离岸汇率从7.09贬值到最低7.22附近，不到1个月时间贬值幅度为1.8%，而2023年人民币离岸汇率整体贬值幅度不到3%，短时间内外汇市场压力陡然上升。中资离岸美元债券遭到抛售，尤其是房地产企业债券抛售压力较大，部分还波及到国内信用债市场。当前市场出现的人民币汇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阶段性联袂下挫，正在导致资产价格严重缩水，市场流动性风险急剧增大，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受挫，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快速上升。
展望九：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2023年，人民币/美元汇率出现了两轮较为明显的贬值，其背后驱动因素主要是美元升值。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自2022年以来推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持续加息至2023年7月，美元指数不断走强，作为负相关的非美货币则相应出现贬值，人民币也不例外。鉴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较好、经常项顺差较大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幅度要明显小于其他非美货币，汇率相对较为稳定。随着美联储加息步入尾声，2023年11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转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回升势头。截至年末，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均升破7.1元关口，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7.0827元。
2024年，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在货币政策、增长路径、物价水平、国际收支等方面的相对变化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弱和人民币走强。一是2024年美国货币政策很可能改弦更张，由紧缩性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货币政策，二季度或三季度美联储可能开启降息，美元遂将步入补贬过程,非美货币将普遍升值。二是中美两国经济的相对变化将有助于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2024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势头。在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力度和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2024年我国市场需求不足状况将有所改善，GDP有可能实现5%左右的增长，且含金量较高。相比之下，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将放缓1个百分点。三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物价变化将通过货币购买力的相对变化影响两国货币汇率。2020-2023年11月，美国CPI累计上涨了13.1%。与此同时，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保持稳健，2020-2023年11月CPI累计上涨了3.9%，不及美国通胀水平的三分之一。单位美元对内购买力的削弱和单位人民币对内购买力相对平稳，必然导致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四是国际收支将从市场和供求方面影响汇率变化。长期以来，美国因为制造业疲弱和控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美国在经常项下对中国的逆差持续存在。2024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运行方向将发生逆转，加大流出的力度；全球风险偏好也会相应转升，全球资本将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中的佼佼者中国会更受全球资本的青睐。经常项下保持较高顺差和资本账户状况的改善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和走强。
短期而言，受地缘政治、金融市场等因素影响，全球风险仍有升高的可能性，如2024年初爆发的红海冲突对美元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汇率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冲击很可能是阶段性的扰动，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主要还是受基本面因素的影响。
综上，预计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在6.8-7.1区间内双向波动、基本稳定、稳中有升的可能性较大。2024年下半年，随着美联储降息进程确立和中国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人民币将在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升值态势，年底前汇率区间或将进一步上移。
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人民币稳步升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也可能形成上涨趋势，将带动人民币资产的投资活动趋向活跃。2024年中国股市本身存在不小的估值修复空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市场上权益类和债权类的优质资产有望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而在供需两端政策有力支持和需求逐步释放下，人民币标价的房地产也有可能因人民币升值得到支持而企稳。
展望十：宏观政策增强针对性和协同性
2024年，中国经济将延续复苏，实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但客观来看，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特别是微观层面仍存在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需求偏弱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并增强其针对性和协同性，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适当提高政府债务水平
增加政府可用资金，需要调整观念，合理看待债务水平问题。迄今为止，放眼全球，政府部门杠杆水平没有普遍可以接受的衡量标准。应从各国实际出发把握债务水平和杠杆水平，同时参考各国政府的相对杠杆率。目前，中国政府杠杆水平大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国有资产实力又十分雄厚，中国政府部门具有加杠杆的较大实质性空间。适当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充分使用专项债结存限额、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不会增加一般公共预算与狭义赤字；当然也可以考虑增加财政赤字、调整财政预算。中央政府需要适度扩大举债规模，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地方政府改善收支矛盾，提升政策措施落地实施的积极效果。
2.加快货币政策工具创新
一是增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满足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后项目落地的资本金需求，更有力度、更快地推动投资扩张。二是合理调整银行的资金监管要求，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购债，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活跃资本市场。三是通过再贷款利率优惠、存准率优惠、现金补贴或资金奖励等方式支持和鼓励更多非国有商业银行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减轻居民的偿债压力。
3.多措并举促进国内消费
一是有效支持服务业发展，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拉动和提升服务消费水平。二是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继续制定政策提振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等大宗消费。三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4.加大房企金融扶持力度
一是扩大“保交楼”专项借款、并购贷款和再贷款规模，全年投放相关贷款1万亿元左右。二是保持对优质房企的合理融资，全年新增银行房企贷款2万亿元，推动开发贷增速与金融机构整体贷款增速相匹配。三是加大力度创造宽松的房企非银金融环境，增加房企内地信用债发行规模至5000亿元。四是设立中国房企债务纾困基金1.2万亿元，由中央财政出资2500亿元作为基金初始资本金，应对房企中长期存量资产处置。
5.尽快提振金融市场信心
为有效控制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积极举措。一是尽快研究设立股票市场平准基金，在理顺中投公司和证金公司职能的基础上推出，既可以实质性地增加关键的市场稳定资源，又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并彰显强势，必要时可以通过“逆周期因子”调节、外汇风险准备金、外汇存款准备金、发行离岸人民币票据等方式引导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升值，提振外资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三是将金融市场稳定性纳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点评估金融风险的参数之一，必要时可通过国有金融投资机构向金融市场（包括外汇、股票、债券等）注入长期流动性，以维护金融稳定，恢复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四是慎重或避免出台金融市场流动性相关的收缩性和抑制性政策，在依法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做好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保障工作，注意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处在合理充裕状态，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6.积极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一是鼓励国有大型银行成立科技金融事业部或独立的科技金融子公司，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银行抗风险能力强，综合化和集团化特色明显的优势。二是探索设立政策性银行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重点支持攻关“卡脖子”项目、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三是发挥好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及区域股权市场功能，进一步完善拨投结合、投贷担联动等业务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更长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四是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鼓励各类股权投资主体，包括天使投资、PE/VC、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基金，以及民营企业设立的CVC等机构在科技金融领域各展所长、竞争发展。
报告撰写人员：
连平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
刘涛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马泓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罗奂劼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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