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军装的建筑：为二战设计和建造

【编者按】在2023年7月上映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科学主管后，奥本海默前往洛斯阿拉莫斯统筹实验小镇的落地，镜头里的他身着笔挺军装，指点江山，兴致昂扬。他的朋友拉比（也是一位物理学家，Isidor Isaac Rabi）看到后劝诫：你是科学家，不是军人，脱下军装，做回你自己。

这个不起眼的片段，与让-路易·科恩长期攻坚的议题“穿军装的建筑”遥相呼应，就像彼时的奥本海默在科学研究和政治军事的交融中迷失自我，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也无法在战争中独善其身。穿上还是脱掉军装，其背后是某种深刻的拉扯：用以庇护人类家园的专业知识，却被收编来彰显权力，甚至为攻击提供辅助；承载城市未来蓝图绘制的设计师，却多次表达在战争中大展身手的期待。

不过，科恩的研究绝不是为了翻历史的旧账进行道德谴责，而是意图呈现某种一再被忽视，实则影响深远的“真实”。那些熟悉的名字，经典的作品，材料技术的创新，工业技艺的进步，所谓现代的审美倾向——全部都与战争有关。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已然根深蒂固的历史叙事中，对那段时间，对这个行业，对大师们，建立更丰富的认识和理解维度。

译者导读

“建筑这种──介于梦想和功能、乌托邦的表达和求便利的工具之间的──双向运动始终是深刻的。”（This double movement is a profound one: architecture is always dream and function, expression of a utopia and instrument of a convenience.）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64

座落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成立于1979年的加拿大建筑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简称CCA）在2011年举办“穿军装的建筑：二战的设计和建造”（Architecture in Uniform: Designing and Building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展览（4.13-9.18），但是策展人──纽约大学艺术学院谢尔登·索洛讲席建筑史教授──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 20 July 1949–7 August 2023）早在1995年便开启了相关研究之滥觞。这一场于2010年3月11日在英国最老的独立建筑教学院校举办的讲座，命题为“建筑征召：为二战设计”（Architecture Drafted: Designing for World War II），将其视为科恩教授在问答环节预告即将付梓、与CCA展览同名的新书之前导宣读，应不为过。

与其说引人入胜、实则鞭辟入里的这部著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建筑史钩沉出了一个崭新视角：既有的主流北美和西欧学术报导，迄今对于1945之后建筑暨都市重建指点江山的过程中，敏锐的科恩教授剑指真正战争期间（the war years）现代性其人其事的论述缺席。故他反其道而行，主张在1937年纳粹执行格尔尼卡大轰炸以及1945年盟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间的那些年，具体的工业制程与技术进步对于现代化过程至关重要。随着这场讲座展开，我们将会意识到建筑师、绘图员和工程师在这一创造性破坏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目标是为从太平洋到乌拉尔的战事残酷而有秩序地提供有效的攻击形式或防御基础，进而导致了现代主义在建筑领域二战以降风生水起的霸权地位。

在“穿军装的建筑”一书前言，科恩教授将这个历时十五年、甚至还在持续演进的研究计划回溯至他的幼时阴影。在日本投降短短四年之后生于法国巴黎的他记忆犹新，并给童年打了个隐晦却传神的比方：原本欢乐学校操场上的牛仔和印第安人就像遭到犹太人抵抗军和希特勒亲卫队取代般似地黯淡而肃杀。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他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然后又回到了这些事件，且自我解嘲地说道，如同前辈罗兰·巴特的书写所展示的，有时这些无奈的际遇竟然可以起到解放（liberating）作用。我想是的，尤其开篇引述后者在提及艾菲尔铁塔时不卑不亢的批评，不可不说是为讲座下了提纲挈领的精辟脚注！

兹此，容我援用本篇科恩教授的论点之一，承先启后：我们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包括建筑师们——在战争发生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进步的代价可以是革命这一激进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们（即使不见得是讲座中提及的每一位）都可能以某种热情期待着战争。

本期关键词

二战 / 流亡建筑师

巨型项目 / 巨型事务所

工业 / 武器 / 工厂 / 标准化设计

防御 / 伪装（迷彩）/ 攻击

民用设施 / 战备空间 / 战遗

建筑专业知识（被）调动

“战争是美丽的”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08篇讲座。

主体整理自2010年3月11日，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在AA的讲座,讲座由布莱特·斯蒂尔主持，原题目为“建筑征召：为二战设计”讲座视频地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R5YlQqt4Y，讲座由张晋维翻译，施展校对排版，王婉琳策划编辑。最终发布题目和章节为知识雷锋编辑。感谢知识贡献者@徐粤荣@寒江@ZWL对翻译的帮助。

译者：张晋维

UCL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建筑暨都市历史与理论博士／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中国艺术实验室研究员

校者：施展

UCL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建筑算法在读

永远的建筑学新生

主持人：布莱特·斯蒂尔（Brett Steel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与建筑学院（UCLA Arts）院长的建筑师。2005-2017年间担任建筑联盟学院校长。

主讲人：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

法国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研究方向为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自1994年起任纽约大学美术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Fine Arts）建筑历史方向谢尔顿·H·索罗（Sheldon H. Solow）讲席教授，2023年8月7日逝世，享年74岁。

正文共约2.2w字，100图，阅读完需要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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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现代建筑研究学者裴钊为本讲座撰写的评论：

战争与建筑：理论、史学和游离的故事 （点此直接阅读）

开场引入

主持人：布莱特·斯蒂尔

我们很荣幸在此迎接让-路易·科恩的到来，过去几年他已数度访问建筑联盟学院（AA），如今他关于二十世纪中叶的建筑史研究再次把他带来了这里。在取得建筑史的博士学位之前，科恩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即便每年必须往返故乡巴黎，自1993年起，他就在北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担任建筑史教授以及该学程的负责人。

1998年至2003年，科恩在巴黎设立了一个二十世纪建筑与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心。他的兴趣领域主要是二十世纪的建筑和建筑文化，尤其是整个欧洲、德国、俄罗斯或曾经被称为苏联（Soviet Union）的国家。他对苏联在上个世纪早期建筑的兴趣──尤其是这个讲题──使他多次来到这所学校。在这种建筑充满活力的时期，特别是苏联革命时期的至上主义（suprematism）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建筑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为这所学校注入了活力。从那时起，他一直是我们现代和当代建筑各种主题的常客和贡献者。

*至上主义由马列维奇创立，主张通过几何图形和纯粹色彩来表现艺术和精神的自由，而非模仿自然或客观事物。作品通常由简单的几何图形构成，如方块、圆形和直线，为后来的抽象艺术运动奠定了基础。而构成主义更强调艺术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希望将艺术与工业和建筑等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强调使用新材料和技术。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和利西茨基（El Lissitzky）是重要代表。

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学者，除了关于法国建筑师托尼·加尼尔（Tony Garnier）、德国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人的专著，科恩在2007年为至今最有公信力的《走向一种建筑》（Toward an Architecture）英译本撰写长达八十页的全新导论（终于不再是英国误译的《走向新建筑／Toward an New Architecture》），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这本至关重要的出版于1920年代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初作不能光从建筑专业的脉络去理解，因为那更是一位年轻建筑师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通过这种渠道，我认为科恩为这个一直难以准确理解的革命性文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讲座正文

让-路易·科恩

Jean-Louis Cohen

“书里目录上空白的1939到1945年期间，难道百废待兴、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可能以某种热情期待着战争。”

“战争条件和战争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是什么？在我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化策略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战略遭遇冲突的关键时刻，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被美国霸权深刻形塑而成的——战后历史，我们并未真正深入被美、德所塑造和推销之前的历史样貌。”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我依稀记得四十年前首度造访的场景。作为一位当时在巴黎美院（Paris Ecole des Beaux-arts）接受正统布扎训练的建筑系学生来说，至少有三个来到伦敦的理由：一是建筑，尤其是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的设计；二是莫妮卡·皮吉昂（Monica Pidgeon）和罗宾·米德尔顿（Robin Middleton）运作的杂志刊物《Architectural Design》；第三则不外乎是可以感受另类建筑教育刺激的AA，于是这个城市像是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们。

遗失的拼图：战争之于建筑史

讲座原图

特拉尼宫（又名法西斯宫，Casa del Fascio)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二十世纪建筑史上遗失的一块拼图，就像画面上看到的问号*一样，在众多试图总结上个世纪现代建筑史的材料当中，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与弗朗索瓦·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这本^[1]是相对与众不同的选择。

*此处科恩应当是在意大利语版《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的目录中，于1939到1945年期间的空白进行了标示，未能找到清晰图片替换【编注】

我举两个例子：左侧是朱塞普 •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设计的特拉尼宫^[2]（又名法西斯宫，Casa del Fascio）；右边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流水别墅*（The Falling Water），他们展示了战后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和新政策的遭遇。

*上图右侧看起来不太像流水别墅，但此处科恩的表述确定为The Falling Water【译注】

在此我不打算粉饰太平地讨论它们，书里目录上空白的1939到1945年期间难道百废待兴、什么都没有发生？对我来说不然，反而正是在二战期间建筑师之间鲜明的壁垒关系值得讨论，且让我用两个角色来分别代表两个阵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温室大棚Auschwitz-Birkenau - SS "Interest Zone" 图源：https://www.thirdreichruins.com

阿尔伯特·施佩尔在纽伦堡审判法庭

西蒙·瑟库斯

首先是后来在1946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遭判刑二十年的柏林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二战时期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希特勒第三帝国主管战时经济的首脑人物，他为纳粹德国所监制、在对英国发动史称“闪电战”（blitz）里击中伦敦的v2和v1型火箭过程中，不惜残害画面上位于德国中部洞穴里集中营的上千名囚徒。

*阿尔伯特•施佩尔，1932年加入纳粹党；在二战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希特勒的亲密盟友和御用建筑师，在纽伦堡审判中被被起诉涉及四项罪名：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实施针对和平的犯罪；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及其他侵略和和平犯罪；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Xlou】

其次是某种程度上算施佩尔受害者的另一位建筑师

西蒙·瑟库斯（Szymon Syrkus）^[3]

，这位波兰在国际建筑师协会（CIAM）分支的创始人之一，二战期间却因为抵抗被捕而成为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囚犯，曾沦为施佩尔的手下。

右图：《红色海报》（Affiche Rouge/Red Poster）臭名昭著的宣传海报，于1944年春季由法国维希政府和德国当局在被占领的巴黎发布，旨在抹黑23名移民法国抵抗斗士（ Manouchian Group成员）。“Affiche Rouge ”一词还更广泛地指围绕海报的创作和分发、这些成员的捕获、审判和处决的情况【编注】

倘若我们超越这两个极端的命运做观察，将有机会回归到一些建筑本质上的命题。兹此我对战争对于建筑的意义非常感兴趣，也就是说战争条件和战争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是什么？在我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化策略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战略遭遇冲突的关键时刻，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议题对于在二战结束后出生的我有着相对直接的关联，我的母亲曾在上图左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超过两年的时间，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她采用生长在瑟库斯设计的温室里的植物进行研发工作；我的父亲则在右边海报里的维希法国（Vichy France）作为地下的左翼人士长达四年，对抗法国保守派的轴心运动。于是这些同时涉及建筑史和个人命运的研究对我而言，在在不失为一种适度的生命调节。

仍是孩童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读物之一为《野兽死了——动物世界大战》（The Beast is Dead——The World War of Animals），这是一本精彩绝伦、关于战争的卡通书籍，在里头每个国家由一种动物作为代：德国是狐狸、美国是野牛（bison）、俄国是熊、英国是狗、日本是猴，可见得我们都有一定的种族倾向。这些情节对我而言构成了一本精彩的故事书。一个核心问题就这么浮现了：建筑师们在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并不容易回答，因为有许多史料已经缺失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意大利工程师皮埃尔·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他是一个喜欢事无巨细搜集自己日常记录的人，如洗衣记录、笔记、地铁票和所有的明信片等。即便是他，在1943年到1945年也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许多德国建筑师的史料记录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Metron》31-32 期 (1949.05-06)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可能并不在于厘清画面上知名意大利建筑专业杂志《metron》^[4]封面上“大师”们——像是埃里克·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5]、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贡纳尔·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密斯·凡·德·罗（大战期间已经展开他在美国芝加哥IIT校园的工作）、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6]——等人的丰功伟业。

*贡纳尔·阿斯普朗德（1885-1940），瑞典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注重结构与形式的完美融合。他主张建筑应当服务于社会需求，通过简单而功能性的设计，将建筑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代表作品包括斯德哥尔摩市政厅（Stockholm City Hall）和Skogskyrkogården公墓，后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校注】

讲座原图

而是接着这张投影片所展示的，这一群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力、却不如他们知名的建筑师们在二战期间的所做所为，其中包括了刚刚提过的施佩尔。不光大战时间的建筑生产，他也负责德国战后的重建工作，画面上为他工作过的建筑师后来都在西德过上理想的职业生涯。

试举其要，曾协助纳粹的赫伯特·里姆普*（Herbert Rimpl），负责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战后都市规划的他，在战争期间主持一间有高达数百名员工为其在被纳粹占领的布拉格与巴黎工作的跨国事务所；此外，还包括美国景观建筑师丹尼尔·凯利（Daniel Kiley）^[7]；曾和赖特在日本工作的捷克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Antonin Raymond）；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今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任教的匈牙利艺术家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兴建防空避难设施的贝特洛·莱伯金（Berthold Lubetkin）^[8]；致力研发装配式预铸系统的康拉德·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9]。

*赫伯特·里姆普（1902-1978），加入德国纳粹党后，1934年成为约有700名员工的海因克尔工厂（Heinkel-Werke）建筑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在战时生产飞机和其他军用航空器的工业公司。1944年被调入施佩尔工作组为被摧毁的德国大城市制定重建计划。他的项目中最著名的是密特尔鲍-多拉集中营（Mittelbau-Dora），其地下工厂用于生产 V-1、V-2 火箭及其他军事设备【@Xlou】

*莫霍利·纳吉（1895-1946）:匈牙利艺术家，其作品体现了技术与科学的烙印，其独特的风格通常具有抽象性与实验性。在摄影、绘画、雕塑方面都颇有造诣，他曾任教于包豪斯学，其设计理念强调功能性与工业化生产，教学理念则注重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胡宇晴】

当然，也有很多位建筑师直接投入了战场而不幸捐躯，少数则像为《Casabella》建筑设计杂志担任主编的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师朱塞普·帕加诺(Giuseppe Pagano)^[10]被捕而遭囚禁，最终在茂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德语：Das Konzentrationslager Mauthausen）葬送生命。相反，特拉尼则是一名坚定的法西斯分子，并且从未停下脚步，从德国前线返回后就去世了，前车之鉴还有前面提过的瑟库斯。

“迎接”战争：战时城市和家园

我们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包括建筑师们——在战争发生之前就已经迎接了这一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即使不见得是我今天提及的每一位）可能以某种热情期待着战争。

吉诺·塞韦里尼（Gino Severini）,发射中的加农炮

例如，上图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幅由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未来派画家创作的画作，吉诺·塞韦里尼（Gino Severini）“庆祝”了壕沟里的战斗。但是，如果我们听到或读到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创始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1]对于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的赞美之词：

「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将枪声、炮火、停火、气味和腐烂的恶臭结合成一首交响乐；战争是美丽的，因为它也创造了新的建筑，比如大型坦克、几何编队的飞行队伍和燃烧村庄的螺旋烟雾。」

图源：柯布西耶《飞行器》（Aircraft,1935） p83

上面这张图就是马里内蒂于1937所写文字的写照，这幅影像在柯布西耶1935年于伦敦出版的《飞行器》（Aircraft）^[12]一书出现时，他笔下对飞机飞行和空中缠斗的美妙之处赞叹不已，人们对战争有一种审美期待。同时，建筑师也参与政治，具有政治意识，深知纳粹主义（nazism）和法西斯主义（fascism）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触及建筑，因为这是一场针对城市的战争，也是城市中的战争。在这里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明确的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不再有前线与后方之分野的战争，是一场飞机能够低空打击距离前线数百英里地区的战争，这彻底改变了城市和地区的参与。

讲座原图

投影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发生了史称“斯大林格勒战役”（Stalingrad）的苏联南部城市，这可能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城市战役。

而上面这张图则是1943年4月遭遇英美突袭后的德累斯顿（Dresden）。我不想援引过多的文字，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1940年代假借其书中人物英国军官布兰布尔上校(Colonel Bramble)之口说出的话值得省思：下一场战争将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所有抵抗与经历过的人都会抱持遗憾地记住它，后方的城市将被空袭彻底摧毁，这就是发生的事情。因此，二战中的建筑师们参与了一种相当新型——直接涉及城市并在城市之中——的战争。

我希望你们明确我讨论这些课题的意义。今天我将以1937年发生于西班牙的德军格尔尼卡（Guernica）轰炸事件作为第一个标题，该事件因毕加索 (Pablo Picasso)的巨幅油画为世人所知（参展巴黎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后被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购，直到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后才回到西班牙）。再来到1945年，原子弹爆炸又对广岛与长崎造成了重大打击，最糟糕的是它从城市开始，同时又以城市结束。

二战以来又发生了许多战争，今天世上仍在持续进行。毫无疑问，这一点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如果一种正义的观念能够被接受，人类就会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而感到高兴，而殖民战争的场景和一系列的内战也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事件，民主国家必须获胜，这非常重要。

战争中的建筑师在哪里？

3.1 大型防御工事与战时工厂

建筑师在哪里，建筑又在哪里？战争期间，建筑以多种方式存在，它出现在欧洲各地创建的大型防御工事计划中。

【图片提供 @意】

这里我们看到两张海报，左侧法国的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建于1930年代，全长约300-400公里，是一种极其先进的战斗机器，部分在地下、部分在地面，尽管德国决定绕道使其成效并不显著。

右侧海报是1940年纳粹德国防守西线的大西洋墙（The Atlantic Wall）意象，该军事设施从挪威到西班牙边境绵延 3,000 公里；华沙（Warsaw）也有巨大的建造计划，尽管建筑师不参与其中，但建筑业参与其中；法国的大规模住房计划也对战后的重建和低成本住房政策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后，建筑业和公共工程业的组织在战争期间实现了大规模混凝土工程的技术突破，如果没有德国在这整个欧洲历史中最庞大的防御工事的话，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Sergius Ruegenberg绘制的Mies设计玻璃塔的草图【高清图提供@贝壳】

讲座原图

有时候，建筑师也会从事防御工事。有个引人莞尔（amusing）的事——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上面这幅草图，显示 1922 年密斯正在制作他位于柏林的玻璃摩天大楼的模型。实际上制作该草图的并非密斯本人，而是在他办公室担任了12年经理、身为巴塞罗那馆主设计者的塞尔古斯·鲁根博格（Sergius Ruegenberg）^[13]。我要特别指出，就在战争初期，他为纳粹德国空军（The Luftwaffe）工作并设计了草图下方这些相当抽象且美观的作战碉堡。

提出这一点，目的并非是做道德判断。要知道，对于一个还年轻的新兴建筑师来说，在每天五点钟开始供应茶水的纳粹德国空军的绘图办公室工作，肯定比在斯大林格勒做事更好。所以，人们明白为什么建筑师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参与（那些迟早被炸毁的）建筑草案设计。有趣的是，在德国，德国空军准备雇佣更多——因为它负责飞机和现代技术——直言不讳的功能主义者。

讲座原图：马里诺为飞行员设计的底部有飞机库的房子（未找到该项目）

明日之屋（House of Tomorrow）（摄于1933年，摘自乔治·拉尔森（George A. Larson）和杰伊·普里德莫尔（Jay Pridmore）的《芝加哥建筑与设计》（Chicago Architecture and Design）一书）【图片提供@HJ】

在另一个令人叹服的例子中，建筑师试图以设计自己的项目来回答关于防御工事的设计问题。这组图片中上面那张是卡罗尔·马里诺*（Carole Malino）为飞行员设计的底部有飞机库的房子。马里诺生活在意大利北部重要工业城市杜林（Turin），是一位能力过人却不按规则出牌的优秀建筑师。我认为将房子和飞机直接分开的灵感，来自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乔治·弗雷德·凯克（George Fred Keck）设计的样板房“明日之屋”（House of Tomorrow，下图）^[15]，可以看到这种飞机从房子下面的隧道里钻出来的形式。

*卡罗尔·马里诺于1905年5月6日出生于都灵，是著名工程师、建筑师和建筑商Eugenio的儿子。他于1931年毕业于建筑学专业，并在家居设计、建筑设计和摄影等多个领域活动，设计和制造了一系列品类繁多的家具，还有飞机和汽车。其建筑作品主要位于意大利【@HJ】

还有另一个例子——所有战斗民族（fighting nations）都是如此——建筑师也开始为工业制造服务。许多新建工厂被迫仓促地落成，特别是那些从距离前线太近的城市迁出，因而无法建在偏远地区的那些工业厂房，这就是洛杉矶——一座靠近日本攻击范围的太平洋沿海地区，但又距大西洋海岸线很远的城市——成为世界飞机之都的原因。

矿物与金属研究大楼（M&M，1943 ）是IIT学院校园内第一座由密斯设计和建造的建筑，密斯充分利用钢材优势设计了由宽翼缘梁和柱组成的框架，并以玻璃和砖填充之。该空间用于建筑学院的综合材料实验室【@意】

克莱斯勒坦克兵工厂（Chrysler Tank Arsenal），底特律，1941 【图片提供@ZWL】

建筑师在这种脉络下开发了非凡的项目。这里展示了两个相似度惊人的设计，上面是密斯在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IT）建造的第一座建筑，该大楼内致力于矿物和金属研究的工作人员,事实上涉及美国原子计划的一部分；下面则是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在底特律设计的克赖斯勒坦克兵工厂^[16]，这座长达400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幕墙建筑,虽较密斯的作品来说不太优雅、不太经典，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讲座原图

因此我们看到建筑师们纷纷开始致力于大规模生产。这就是阿尔伯特·卡恩的例子。上图是这座工厂建筑的内部。

图源 ARCHITECTURAL RECORD(Vol.91，No.6, June，1942)

当时美国建筑出版界对卡恩的形象进行如下描绘：“他是生产线的制造者（the producer of production lines），他有能力在一个非常严苛的情况下设计工厂。”

图源 ARCHITECTURAL RECORD(Vol.91，No.6, June，1942)

甚至如上图所示，他组建了自己的建筑办公室Albert Kahn Company来制定工厂计划，与其他大公司——例如奥斯汀公司——同样于业界非常活跃。

有一些德国人、一些英国建筑师也为工业界工作，例如亚历山大·吉布（Alexander Gibb）以及与他一起工作的威廉·霍尔福德（William Holford）等人。而致力于设计工厂的俄罗斯人倒是并不多，因为多数基础设施——大部分由卡恩设计——都已经存在，知名的谢尔曼（Sherman）坦克和斯大林（Stalin）坦克多数都是在卡恩操刀工厂内完成生产，其一在底特律、另一在乌拉尔（Urals）的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后者是一个拥有三座卡恩设计的厂房的城市，并在当年被称作“坦克城”（Tankograd）*，它当时由一位战后被镇压的英勇犹太裔将军领导。

*Tankograd" 是一个俚语术语，可翻译为“坦克城“源自英语“Tank”（坦克）和“-grad”后缀的组合。常用来形容或戏称苏联或俄罗斯城市，尤其是以生产坦克、军工设施或军事相关产业为主的城市。这个词的含义暗示着该地区的重工业特征，通常与军事生产有关【编注】

道奇芝加哥飞机发动机厂与曼哈顿中心叠加，图片提供 @ZWL

为了理解美国为赢得战争而创建的军火库规模，我们可以爬梳一些工厂实质扩建的案例。在上图中，由卡恩设计的道奇芝加哥飞机发动机厂（The Dodge Chicago Aircraft Engine Plant）^[15]与曼哈顿市中心被叠加在一起，让我们清楚地解读这些宏伟项目的雄心壮志。

讲座原图

但如果我们看看另一个面向，真正有趣的可能是新技术如何被用来打造新的建筑类型：空调、日光灯（fluorescent lighting），加上层压木材（laminated wood）所组成的轻质结构，它们“允许”出现一种全新的建筑类型——从外部来看完全阻隔内部光源——在夜晚不会被发现。美国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称它们为“密封工厂”（airtight factory）*。这样大箱子式（big box）的建筑设计原型（archetype）常见于郊区的购物中心或文化设施，它在20世纪被视为一种“发明”，在建筑成就上，其重要性不亚于19世纪的摩天大楼里程碑。

*“airtight factory”是指密封性非常好的工厂或建筑物，通常意味着它们的结构或设计能够有效地控制和保持内部空间的空气密封性，以防止空气或气体的流动。这种特性可能用于特殊工业场所、实验室或需要控制空气流动的环境【编注】

讲座原图

不同于“密封工厂”，另一种普遍存在于战斗民族国家的建筑类型由前面提及的里姆普在开战前夕设计，上图是位于奥兰安堡的亨克尔工厂（Heinkel Factory in Oranienburg），作为一种由砖、钢框架和玻璃组成之工业语言跨越大西洋的一个例子。

图源：（法）勒·柯布西耶；（瑞士）W·博奥席耶等 - 勒・柯布西耶全集：第4卷・1938-1946年（Extrait de Le Corbusier, Oeuvre complète, volume 4, 1938-1946） (建工出版社，2005) p.73 【@RH】

还有就是总是乐于寻找此类委托任务的柯布西耶，他在1944年将其在1940年设计的火药库工厂（ammunition factory）改编成他所谓的L’Usine-Verte*——英意为“绿色工厂”（The Green Factory）。

*从柯布西耶基金会了解该项目详细内容：

https://www.fondationlecorbusier.fr/oeuvre-architecture/projets-usine-verte-sans-lieu-1944/

3.2 新型住房形式/政策

https://www.nasflmuseum.com/rosie-the-riveter.html

此外，另一个十分关键的特征，在于二战时期的工厂容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劳动力，这创造了崭新的劳动形态，并藉此触发了新住房形式的开发。举英国经验为例，军备工厂（amunition factory）附近的女工宿舍是非常新颖的现代结构类型。战争结束后，这些女性也从工厂将对现代技术的新期望带回家中。毕竟使用了多年电钻，被迫回到家庭主妇的生活时，故居里的旧式厨房将不再令她们满意。

建筑师也是产业政策住房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中西部到加利福尼亚各地都有工厂；在英国，工厂也建在中部地区；在俄罗斯，许多工厂因为从欧洲撤离到亚洲，所以必须建造新的定居点。有些时候，大多数工人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房中——例如美国的拖车鼎盛一时，但有时也会制定雄心勃勃的项目。

上图是赖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西部城市匹兹菲配置的“尤松尼亚”（Usonia）住宅区^[16]，这应该是他在美国唯一为公共部门设计的方案，不过从未完全建成。

讲座原图

上图左边是格雷格·哈泽尔（Greg Hazers）对战后洛杉矶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主要飞机工厂的分布，及其相对于大型工业化住宅区创建的位置。右边是现在的洛杉矶国际机场北部的威彻斯特开发项目，它与工厂劳动力的安置直接相关，这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建筑师首次参与大型住宅项目。

诺伊特拉,Channel Heights

与1920-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 “新政”（New Deal）时期的雷德朋镇 (Radburn) 邻里单元的保守规划不同，在圣佩德罗（San Pedro），现代建筑师诺伊特拉采用木制装配式单元的现代技术工法，实现了一种称之为“水道高地”（Channel Heights）的联排复式住宅（duplex, semi-detached houses）形制^[6]。

Carver Court ©️ The National Iron & Steel Heritage Museum

战争成为许多因大萧条而没落的建筑师们重新出发的契机：在失业十年之后，路易·康（Louis Kahn）和他的合伙人（Howe and Stonorov）完成了第一个住房项目*。

*这一项目指的应该是卡弗法院联邦住房项目（Carver Court Federal Housing Project，1944）【编注】

“铝城露台”（aluminum city terrace）【图片提供@贝壳】

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美国建筑师，其它流亡的欧洲建筑师亦然。上图是格罗皮乌斯和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金斯顿（Kingston, Pennsylvania）的最后一次合作。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如何在这个被称之为铝城（Aluminum City）^[17]的项目中，将标准化的设计融入山地坡度的自然地景。

Wartime Housing，Apr 22–Jun 21, 1942 @MoMA

这些住宅区规划在美国——或许更甚其它国家——引发了文化界的讨论，譬如这是1943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战时住宅”（Wartime Housing）展，引发的课题包括究竟应该走向在郊区另辟而建的集合住区的老派做法、抑或结合生活机能的新兴花园城市（Garden City）？这已经不再只是务实的专业界争议，而是公共领域的大众话题。

3.3 巨型军事项目与巨型事务所

讲座原图

于此同时，建筑师们开始致力于一种全新尺寸的设计。战争使一些大型项目（marco projects）及超大型项目（mega projects）类型油然而生。新的项目尺度和事务所类型同时出现，我想介绍一些有类似背景的大规模案例。有一种是以大型结构为基础的军事建筑综合体（military-architectural complex），图上是一个位于波罗的海的佩努蒙德（Peenemünd）发电厂，于1940年代末选址用于测试与大量生产V1和V2的火箭。

也有美国人为了实验将铀进行同位素分离以发展核子弹的类似案例，投影片上是由SOM建筑事务所（Skidmore, Owings & Merrill）首度承接的大型委托，可以容纳四万居民的K25秘密基地（橡树岭）^[18]只花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建成。

Auschwitz-Birkenau ©️Auschwitz Exhibition

讲座原图，未能找到高清图片，推荐阅读“ Architecture of Murder: The Auschwitz-Birkenau Blueprints”

https://www.yadvashem.org/yv/en/exhibitions/through-the-lens/auschwitz-blueprints.asp

由此可見，巨型项目也催生了巨型建筑事务所（mega architectural firm）的诞生。在这里，另一个不得不提的类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它本质上是作为化学工业设施发展起来的，战时引入了奴隶劳动力，后来又变成工业设施。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是直接由军方完成的，而是由评估军事需要的人员来设计、建造和控制施工，并检查参与投标的建筑师事务所是否符合标准等。简而言之，他们需要并从各个渠道获得建筑师。

加拿大历史学家罗伯特·简·冯·佩尔特（Robert Jan van Pelt）对这个过程有精彩的介绍，从中观察到项目中的各种设计语汇是很有趣的，不仅有一系列符合工业规范的系统语言，也有为希特勒武装亲卫队(SS)居住的城市服务、风景如画的美学语言。奥斯维辛至今仍是波兰较大的化学工业中心。它确实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许多建筑师均有参与，其中一些在战后接受了审判和裁决。

我关注的第四个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美国五角大楼（The Pentagon）是由洛杉矶建筑师乔治·贝格斯特罗姆（George Bergstrom）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于华盛顿特区为美国国防部建造的^[19]。在这张鸟瞰图里我们能看到五角大楼上方有一架飞机在飞行。

五角大楼原计划的塔楼

话说此处早期的一个塔楼项目被放弃，并非担心飞机会撞上它，而是因为受到了钢材的使用限制，即使军事建筑也是如此。五角大楼本质上是混凝土结构。

但五角大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情况，即在那里有32,000名员工，可见二战相较于一战具有更加明显的官僚特性。它是一场关于生产和组织的战争（a war of production and of organization）。美国建筑刊物《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派遣了一名员工到华盛顿，他们试图组织一个办公室，并寻求安置建筑师。别忘了，在大萧条的后续作用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失业。因此，战争的战备需求促成了像SOM这样的建筑公司的成立，并吸引了大量的建筑专业人才。

3.4 防空策略：

避难所、堡垒和伪装术

讲座原图

looking west from the en:Washington Monument, July 1938 ©️ wiki

我们在《建筑论坛》上看到了上面这张图片，显示建筑师们赶往华盛顿，在一家处理战争工作的办公室里寻找工作。下图可以看到华盛顿购物中心的壮丽景色。总而言之，五角大楼就在画面中街景的某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战争也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空中战争也涉及到建筑师的参与。战争不仅仅是关于奇闻异事，也关于那些建筑师在办公室、在前线设计避难所的辉煌往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动员了我所说的——涵盖视觉技能、组织技能、技术技能和各种设计技能的——建筑专业知识（architectural expertise），揭示了与其它类型的技能相比，建筑专业知识的不同之处。

Paul Vauthier，Le Danger Aérien et L’Avenir du Pays(空中危险和国家未来)

这是一本法国军方建筑师沃蒂耶（Vauthier）关于 1930 年空中危险和城市未来的预言书^[20]。

‘What about Aerial Warfare?’ Le Corbusier,

La Ville Radieuse (1935)

沃蒂耶与柯布西耶关系密切，例如，柯布西耶在其名为“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的设计中将战争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声称“我的光辉城市是完美的，它将比今天的城市更能有效地抵御下一场战争”。

Le Corbusier: a city designed for war.

下面这幅漫画仔细地讲解了这个设计：炸弹落在平屋顶上，地下支撑起来的架空结构有效起到通风的作用。真是一个十分完美的防空策略。沃蒂耶赞同柯布西耶的城市理念并为光辉城市进行广泛宣传，其他建筑师或工程师也参与其中。

讲座原图，未能找到这本书

这是一本两位纳粹主义者在1934年出版的书，其中一位是德国纳粹工程师汉斯·肖斯伯格（Hans Schoszberger），他举例了格罗皮乌斯以及柯布西耶的方案，同时展示了俄罗斯线性城市（linear city）宣传者米柳廷（Nikolay Alexandrovich Milyutin）^[21]的工作，以表明线性城市在预防空袭损害方面比现有城市更加有效。

上：Verdunkeln

（讲座原图）

上图是两张十分德意志风格的海报，有种表现主义的怀旧感。左边那张上面写着Verdunkeln。军事指令，意为灯火管制（Blacking Out）。右边那张展示了一架英国轰炸机正在炮击毫无防备的德国城市，上方出现死神的形象。当然我们知道，空袭轰炸并非英国人发起的，而是纳粹。格尔尼卡、华沙、鹿特丹（Rotterdam），考文垂（Coventry）、伦敦以及哈里斯堡（Harrisburg），诸多的城市遭遇袭击。

避难所

讲座原图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与一战不同，二战中的城市对于市民的避难生活以及将民用设施转变为战备空间的相关措施非常重要。比如上图左边，伦敦地铁空间以有限的方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避难所。在右边，莫斯科地铁中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其刻意比最初计划的深度往下开挖更多，以便用作潜在的避难所。

图左：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12 1937 DEFENSE PASSIVE, ABRI, STATION DE RADIO（被动防御、庇护所、广播电台）来源：AbeBooks

此外战争演变成了政治斗争，上图是《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 hui）杂志的封面（左）和一张巴黎的图片（右）。巴黎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政治层面在法国和英国变得非常重要。举例来说，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使用空袭战略保持警惕，他认为大量空袭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可能会引发工人阶级的愤怒和反抗。丘吉尔和保守党完全反对集体或大规模避难所的安置，因为他们害怕引发骚动。由于俄罗斯1917年以及德国1918年的革命事件，欧陆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都严加谨记这些前车之鉴，防止空袭事件中的大规模起义，进而将防空设施分配到不同区域、各种用途的保护避难所当中。

1939年由泰顿（Tecton）的建筑师奥维·奥雅纳（Ove Arup）为伦敦芬斯伯里（Finsbury）管理局设计的方案^[22]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项目，由国土安全部的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指导策划，然而因为它提供了过大规模的集体避难所，被官方当局加以否决。

Scheme for an air raid shelter for Finsbury Borough Council designed to hold 830 people: sectional view, 1939【图片提供@Xlou】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泰顿的另一成员弗朗西斯·斯金纳（Francis Skinner）曾在巴塞隆纳研究纳粹空袭，这些实验与在伦敦发生的事情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同属泰顿的贝特洛·莱伯金（Berthold Lubetkin）完成了上面这个深入地底、呈螺旋状的避难所的图纸^[8]，为之后的避难所提供了一种建筑原型，其中，最大的一个可容纳超过7000人。然而，当这一原型概念被实现在其1934年设计的伦敦动物园企鹅水塘時，却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幅慧黠的草图，是后来因其城镇景观图画而闻名的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23]创作的，他通过插图和制作精彩的漫画來传播这些想法。

防御堡垒

德国人建造了不同类型的建筑。上图并不是一座中世纪塔楼，而是由康斯坦丁·古乔夫（Konstanty Gutschow）在汉堡设计的一座堡垒^[24]（bunker），这座城市基于堡垒制定了大量防御机制。这些地面堡垒是抵抗英国发动燃烧袭击时非常骇人的死亡陷阱。

还有另一个德国案例，对第三帝国的建筑宣言——诸如位在柏林、汉堡和维也纳高射炮台（flak tower）的塔楼（维也纳现存还有三座）——有着强力主张的弗雷德里克·谭姆斯（Friedrich Tamms）是当年的纳粹建筑师之一，有趣的是，他致力于研究战后建筑转型^[25]。

这是一组难以区分堡垒和建筑的类型。上面那张是一个伪装成堡垒的建筑，下面那张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式样的混凝土堡垒的模样。这里谈到了战时建筑（wartime architecture）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殊像，关于它可塑的弹性（flexibility）：在太平盛世下的基础建设如地铁站变成防空洞、集合住宅变成兵营、城市变成战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军事设施被视为战后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迷彩：建筑城市伪装

建筑师参与其中的最吊诡的领域，可以说是战争在视觉技能的基础上所做的要求和调动，迷彩/伪装（camouflage）。

这是一张精彩的美国海报：迷彩迷惑了敌人。如果你看不到他，你就不能打他。使人目眩的绘画和法国的迷彩是在一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还记得毕加索对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所说的著名句子，他坐在巴黎拉斯拜尔大道（Boulevard Raspail）小酒馆的露台上，看着一队迷彩卡车通过时说，“我们立体主义者发明了这个”（We cubism have invented this）。所以碎片化的视觉图案首先是随着绘画的发展而产生的，并在战争期间被画家们所实践。

二战变得不同了，“伪装”变成了建筑师的工作，有时学校会训练建筑师学习迷彩。譬如这里有一张1939年巴黎美院所进行的村落伪装设计元素（这张图由于摄影问题过曝，完全看不清）。巴黎美院及其影响下的建筑学院是那种需要用令人兴奋的项目来“娱乐”学生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tic）学校，还有什么比在1939 年从事迷彩练习更令人兴奋的呢？特别是那些必须考虑营利的私立学校，在战争期间会在美国开设迷彩课程和培训，不仅因为正在战斗的学生需要学习这些，老师们也需要为课程设置引入新的内容。

我们接着来看看伪装领域最有趣的地方：这张投影片上是前包豪斯教师莫霍利·纳吉在一本名为《民防》（Civilian Defense）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与他合作的戈尔杰·凯普斯（György Kepes）是一位曾与柯布西耶短暂合作、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教师的画家，他们为芝加哥设计学院(The Institute of Design)开发了伪装课程，并与芝加哥市合作，因此这篇论文的标题非比寻常：想象一下如何隐藏拥有 200 万居民的芝加哥并使其躲避轰炸机？图上显示他们把苔藓植物放在芝加哥证券交易所顶部：在大多数情况下，伪装并不是为了隐藏城市中的硬件设施，只是为了制造混淆，当轰炸人员必须投下炸弹时，制造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譬如这些隐藏圆柱形天然气或汽油箱的策略。

左：Camouflaged building, c.1940-1944

Sir Hugh Casson PRA (1910 - 1999)©️Estate of Sir Hugh Casson PRA【注：讲座中使用的是另一幅类似的建筑伪装的画作，没有找到遂替换，右图为讲座原图】

所有交战国家的建筑师们都在研究伪装问题。上图左侧是休·卡森（Hugh Casson）^[26]的一幅画作，他为空军做了三年的伪装工作，真是非常美丽的画作。右侧是卡森的另一幅图画，他通过创建虚假的阴影来产生混乱，伪装一系列非常显眼的建筑。

Pratt Institute, Camouflag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dustrial Camouflage Manual (New York: Reinhold Pub. Corp., 1942). CCA. BIB 200648

这张图是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工业伪装课程里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如何隐藏一个显眼的球形水箱。负责授课的是擅于形式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form）、格式塔（Gestalt）等知识领域的德国建筑师康拉德·魏特曼*（Konrad Wittmann）。

*康拉德·魏特曼（1891-1951）是德国建筑师、画家、雕塑家、作家，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慕尼黑工大学习建筑。他在战争中服役，1915-1916年负责规划军事墓地，因妻子出身于犹太家庭，1938年移民美国，1945年成为普瑞特艺术学院的设计教授【编注】

讲座原图

还有苏联的例子：由建筑师尼古拉·巴拉诺夫*（Nikolai Baranov）为彼得堡斯莫尔尼修道院（Smolny Convent）所做的伪装设计。

*尼古拉·巴拉诺夫(1909-1989)毕业于民用工程师学院（今彼得堡国立建筑技术大学），1938-1950年担任列宁格勒市主任建筑师，1941年6月，开始负责伪装斯莫尔尼宫避免轰炸的任务。1982年出版《围困的轮廓》（Silhouette of the Blockade）【编注，拓展阅读："Scientific Regiment". How the Chief Architect Nikolai Baranov Kept Leningrad "Hidden" from the Enemy】

Detailed plan, "The Fake Paris," an urban camouflage project. From Paul Vauthier, Le Danger aérien, 1930. 【图片提供@ZWL】

这是一战期间最疯狂的计划——创作一个假巴黎^[27]——的起源，该项目已开始但从未完成。这是什么想法呢？一个城市尺度的大型幻觉。为了分散德国飞艇轰炸巴黎的能力，计划在塞纳-马恩省河的弯曲处创建一个假巴黎，真实的巴黎被完全置于黑暗之中。

因此，他们重建车站的假象、戴高乐广场（Place de l’Etoile）*的假象，并以某种方式试图将齐柏林飞艇和战斗机诱导到另一个地方去。该项目的设计师系长于照明领域、在1920年代中期设计了雪铁龙资助的埃菲尔铁塔照明方案而声名大噪的工程师费尔南多·雅各布奇(Fernando Jacopozzi )^[27]。

*戴高乐广场的法语为Place Charles de Gaulle，历史上称“ Place de l'Étoile”，星星广场之意【@ZWL】

接着我们来看一组伪装前后的德国汉堡的城镇规划图^[28]。可以看到这些阿尔斯特湖（Alster Lakes），大湖和内部小湖和汉堡的中心，德国人用木筏、木头、帆布等建造的东西掩盖住了宾纳尔斯特（Binnenalster），然后在远处重新制作了它。就连铁路连接都能在视觉上移至800公尺外。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英国人真正消灭汉堡。

英国人也很优秀，他们有一个由非常著名的、魔术师贾斯珀·马斯克林^*（Jasper Maskelyne）领导的建筑师团队致力于“移动”埃及亚历山大港，以偏转纳粹轰炸机。

*这位英国著名魔术师因其在二战期间在伪装和迷惑敌人方面的技能而闻名。他被认为曾参与了一些战时的军事伪装和幻术活动，但一些历史学家对某些事件的真实性和他的角色存疑。比如认为其回忆录中的描述夸大了他的作用和技能，一些传奇故事也可能并未发生【编注】

3.5 材料开发与测量技术

战争也涉及其它类型的问题，譬如材料方面。战争时期是民用建筑建设停止的时期，彼时，大部分建筑材料都保留给军事用途。于是新的营造技术就出现了。

图源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In Eight Volumes Vol 4 1938-1946

上图是一个1941年的项目，名为穆朗丹之家(Maisons Murondins)^[29]，在这个项目中，柯布西耶使用泥砖和粗糙的树干，提出了替代混凝土工法的施工方法。也就是说，战争也关乎独创性的使用其他类型材料的再工法上的发明。在这里见证的正是建筑师以多种方式参与我们所谓的”大后方”（home front）。

"This is a V Home" window placard, ca. 1942

Homemaker’s War Guide

看看这张1942年的美国海报（上图右），就会了解大后方是如何运作的：家庭主妇战时指导方针（Homemaker’s War Guide）用来规划膳食配给，动员她们策略性地处理食物、橡胶、罐子、燃料、衣服和废弃物，这是关于回收（recycling）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二战时材料经济性的文化写照，而且那些能够在这方面做好事的勇敢美国公民得到了这张小海报（上图左）——V for Victory Home——可以张贴在家门前。

讲座原图

下一个例子继续用海报说明，因为战争也是一场透过宣传来进行的说服（persusasion）竞争，投影片上有两张讨论保温隔热（insulate）的海报。这本不是什么特别的课题，它在寒冷国家被普遍地实行，但在战争期间的美国变成了一种技术问题，因为燃料是一种不该被浪费的战争资源。因此，保温隔热的目的是为了不浪费燃料。 “节省战备燃料，回收未直接使用的商品材料循环利用，士兵们会为此感到高兴的。”

讲座原图

芝加哥设计学院的纳吉和团队的另一个提案，是制作木制床垫弹簧来避免浪费原本用于生产床垫弹簧的钢材。上图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利用木材的弹性。英国的发明技术是另一种类型：在英国，实用（utility）的理念及其带来的制程、家具、服装、硬件、以及家庭环境中常用的瓷器和银器是极其重要的一项。透过这些发展，英国国内消费市场战时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者习惯都被重新组织，并且持续到1952年。

讲座原图

对英国主流的大众品味之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材料的使用开始转变为一种非常零碎、有机的方式，例如胶合板（plywood）的使用。例如上图是木制滑翔机的头部构件，它基于低技和高技的有趣结合：低技就是木材的使用，而高技则是组装成形的加压过程。最重要还有苯基胶，它赋予了木材全新的用途，层压木材（laminated wood）的出现及应用都得归功于化学工业。

除了宏观项目，我们也必须关注微型项目（micro projects），好比说战争也是关于压缩身体的。简单来说，将身体压缩到营房、医院、战壕、掩体、避难所。这种作业需要对测量（measurement）以及一种经济性的策略有很清楚的概念。

为此我们需要认识一位在尺度观念的思考方面最活跃的专家：恩斯特•诺伊费特*（Ernst Neufert），他在1936年出版的《建筑师数据手册》^[30]（Architects’ Data；德语: Bauentwurfslehre）是世界上建筑类书籍最畅销的作品，已以42种语言售出50万本。诺伊费特受过格罗皮乌斯的训练，并在1925年间担任包豪斯德绍教学楼的监理建筑师。虽然因左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后来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但1930年代中期他借这本书声名大噪，又在1940 年代末期成为斯佩尔的主要合作者之一，负责战争布署的协调工作。

*诺伊费特的畅销书《建筑师数据手册》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典型示意，在不久之后的1938年，被阿尔伯特·斯佩尔应用在理性化的住宅建造中。诺伊费特在战时提出的“八步格”系统（octametre，一种尺度划分的方法）在战后的建筑工业中成为了基本标准，事实上，这一系统可以被解读为20世纪理性主义者对德国建筑最为激进的贡献【编注】

上：讲座原图，未在新版书中找到该页

右图来源：Architects’ Data（4th edition）

上图就是诺伊费特书的内页，在左边，关于防空和战壕等等战略设施研究（可见诺伊费特在1936年时就已涉猎这些内容）；右边则展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方法，来测量步行的人、阅读的人、甚或多人共处一室时的各种空间需求。

讲座原图

继 1936 年出版第一本书之后，诺伊费特继续推出第二个系列，但从未在德国以外的地区发行。第一本Bauentwurfslehre，德语直译为“设计讲座”（Lectures of Design），基本上是一门设计课程；其中第二课被称为“建筑排序”（Ordering of Buildings），为德国建筑工业提出了全新的测量和比例系统。例如以12.5厘米的标准单元的砖块推出非常多样化的组合。即一米正好由八个模块组成，这相当明智，他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义了所有结构体的比例关系。

讲座原图

海因里希·李斯特 (Heinrich List) 工厂，莱瑙 (1941-1942)

他独特的幽默感在书里一张小插图中表现，左边这一座希腊神庙的形象，在套用新规范之后被重新衡量。

他在实践领域也很活跃，右边这座建筑，至今仍矗立在距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Strasburg，Alsace）12公里的莱茵河畔，是诺伊费特于1943年设计的电气设备工厂^[30]，如图所见，是完全理性的表现。即使如今它已颓圮，却仍清楚地宣示一个概念：德意志帝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所有欧洲领土生产的东西强加一个新的模块和新的测量系统。

讲座原图

诺伊费特也参与了一些相当有趣的项目，例如上图这个大型集合住房项目，从楼板配置来说，它并不符合我们对纳粹时期建筑的刻板印象，反而可以看到的是，它合并了地上堡垒，其中透露出他对于战争与和平之规划的不同想法。

这种弹性（flexibility）的观念在许多方面都与善用灵活的结构工法之理念有关，我们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例子。

作为一位领航的现代主义者，约瑟夫·刘易斯·塞特（José Luis Sert）为战后工作所做的准备，是其1942年在美国出版的关键著作《我们的城市能否存续？》（Can Our Cities Survive?）^[31]，上图是其中一页,包括有一系列出色的住房案例，譬如1942年在巴黎开发的德朗西姆埃特城（Cité de la Muette）^[31]，与此同时，法国联合政府和纳粹都将这些塔楼作为巴黎地区的主要集中营。

因此，在战争时期，负责前端设计的建筑师并没有参与后续这种功能异动，然而这些民用的项目被挪用于不同目的的使用方式，可以被视为是建筑专业知识非自发性调动的一种特殊结果。

3.6 参与攻击：战争与机动性

门德尔松设计的爱因斯坦天文观测站（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om/402033/ad-classics-the-einstein-tower-erich-mendelsohn）

瓦克斯曼为爱因斯坦设计的避暑别墅（来源：https://holzbauatlas.berlin/einsteinhaus-caputh_-konrad-wachsmann/）

有时，参与防御的建筑师也会转而参与攻击。上图是同一设计师的两栋建筑。侧是十分著名的爱因斯坦天文观测站（Einstein Tower）^[5]，由门德尔松于1943年设计。另一位来自柏林的德国犹太建筑师，瓦克斯曼则在距离观测站不远处为爱因斯坦设计了一栋风格迥异的周末乡间别墅^[9]。

爆炸测试用房

瓦克斯曼和门德尔松在美国犹他州、距离盐湖城（Salt Lake City）80英里的杜格维（Dugway）建造了一座德国城市^[5]，有木头房子，也有石头房子，并邀请了来自德国的好莱坞舞台设计师来进行室内设计。这些房屋用于测试“Standard Oil”（“标准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刚发明的一种新物质，称为凝固汽油弹（Napalm bomb）。换句话说，旨在摧毁罗马城市的新型高科技燃烧弹，“多亏”了这些建筑师建造的结构，测试才得以进行。

我们当然可以花不止一晚的时间去讨论盟军轰炸德国的正当性，但抛开政治讨论，再次看到熟知德国城市的建筑师们被动员起来是尤其发人深省的。尤其有趣的是门德尔松曾参与撰写有关德国城市屋顶技术的报告，内容涉及如何轰炸纽伦堡（Nuremberg）石板做的屋顶最有效，或者在其他城市应该使用另一种攻击办法，这些建筑师建言采用的方法都具备很充份的科学证据。

在同一个基础上，一位在日本工作二十年、和赖特一起把现代主义带到那边去的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他用火车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运送装配式组件（prefabricated elements）建造了一个日本小镇^[32]。战略目标是一样的，它被用来验证日本城市如何燃烧。

战争部署：移动/装配

是的，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建筑师。尽管我提到过那种静态的要塞（fortification）战争，但二战更是一场极度流动的战争（mobile war），而在这样技术可移转的战争模式里，部署（deployment）的概念十分关键。兹此，建筑策略可以发挥作用。抗战最受欢迎的建筑是著名的

昆塞特小屋*（Quonset hut）

，它在英国的发展系由德国流亡建筑师布兰德伯格（

Otto Brandenberger

）在罗德岛（Rhode Island）的昆斯特点（Quonset Point）设计的，这种小屋在一战中生产了170,000 个并运往所有战区。

*美国军方在二战中大量建造的可运输半圆形金属临时兵营，通常采用较低的侧壁以及用于支撑和加固的钢铁框架。便于制造、运输和组装，适用于各种气候条件和地形。广泛应用于军事基地、临时住所、医疗设施和仓库等场所。【编注】

讲座原图

上图是战争结束后昆塞特小屋在汉堡的部署。

因此，战争也是这些建筑得以实际存在的一种方式：它们是高度想象力作用下的结果，但在结构与施工的技术层面上并没有那么困难。

这场战争也是建筑技术部署的战争。战争编年史中最重要的两个案例是由跟建筑界也有着极其密切联系的工程师所开发的。左边是在1944年让诺曼底登陆（Normandy Landings）成功的桑椹港（Mulberry Harbours）^[33]，由许多分别在不同办公室里工作、彼此几乎不认识的数十名工程师们共同设计。其中包括奥雅纳，他曾研究过允许大船靠岸的特殊系统。

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还有右边的倍力桥（Bailey bridge），是由英国工程师唐纳德·贝利（Donald Bailey）发明的^[34]，这不仅是土木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预制构件：倍力桥是只基于一种像这样的桁架形成的结构，它可以加倍、叠加、因应各种工作的需求组合起来完成任务，工程师们的独创性（ingenuity）再次被见证。

对于建筑师来说，部署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一些人致力于这些项目而且试图将想法卖给军方。上图这些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CIA前身）设计的流动安置站(Mobile Delousing Station)，出自在芝加哥以建造大型结构著称的建筑师伯特兰·戈德伯格（Bertrand Goldberg）^[35]。

讲座原图

新的系统被发明出来，并且在战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面的图片显示的是其中最聪明的一款，由一位名叫马克斯·门林豪森(Max Mengeringhausen)的工程师为纳粹军方做的设计：想法是创建一个由节点和支柱组成、适用于航空便携式结构的模块化系统。这个想法很简单，譬如纳粹德国空军（The Luftwaffe）向东飞向某地，飞机可以自带停机库以及容纳飞行员和作为控制塔的建筑物，因为一切都可以轻易拆除。

马克斯是个技术高手，也是数学天才。他不仅了解管件系统，还了解比例系统。在世界开始研究电热管（heating tube）之前，他就推导了一个具有18个连接点的结构，不仅适用于正交支柱，也适用于45°角的支柱系统。整个系统基于 √2:1的比例，这一比例由发明 DIN 格式纸张的德国人波斯特曼*（Porstmann）完善，如今每个人都在使用它。也是这一比例直接导致了门林豪森的发明。战后，这一结构系统被命名为 MERO*，并在 50 -60 年代的大型世界性展览中大受欢迎。现在，它仍然存在于各种规模的建筑中，并被一些以高科技为导向的著名建筑师采用。MERO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但由于发展得太晚以至于没能在战争期间的建造中得到重点运用。

*1922年，德国的工业标准化委员会（Deutsenausschuss für Normung）引入了最早的DIN格式纸张标准。随后经过多次修订和调整，其中包括A、B、C和D系列规格，其中最常用的A系列成为了国际标准纸张尺寸的基础。Walter Porstmann参与了这些标准尺寸纸张的发展和标准化过程，但这是一个集体努力的成果【编注】

*MERO结构系统曾应用于许多知名的展览，其中一些比较著名的包括：1970年大阪世博会，1974年斯洛文尼亚利尼茨体育馆（Ljudski vrt Stadium）建造；巴西里约热内卢香榭丽舍巨型马戏团和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体育馆【编注】

讲座原图

至少在英美（Anglo-Saxon England）语境中，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位德国人瓦克斯曼的作品。有趣的是，我们先后提到的两位德国设计师，上一位致力于金属和骨骼几何的技术开发，另一位则在研究木材、面板和其应用的板材系统。通用板材公司（General Panel Corporation）制胜的秘诀就在于连接器（connector），德国人在机械和几何方面的创造力非常杰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cole volante (en collaboration avec Jean Prouve), sans lieu ©️FLC/ADAGP

当然，柯布西耶也从事移动系统的设计，在此我们看到他使用让·普鲁维（Jean Prouvé）所提出，可以跟随全国难民迁徙移动的飞行学校（Flying School）概念和方案^[36]。

3.7 战后时期：

一个被改造的世界

最后，让我换个话题来总结一下，建筑师也会参与战争国家的未来走向。

一些建筑师致力于为纳粹居住安置的准备，例如这个1940年代早期轴心国建筑师们参与的国际性竞赛项目^[37]：在德国控制下的斯洛伐克境内，为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大学开发一个宏大的蓝图，意大利建筑师阿蒂利奥·拉帕杜拉（Attilio Lapadula）的提案获得优胜。图片上是来自德国的卢卡兄弟（Luca Brothers）的提案。

Rudolf Schwarz, plan for the extension of Thionville, 1943

讲座原图，未能找到该项目

还有法国工业殖民的其他项目，由后来声称是纳粹受害者的建筑师设计的。上方是来自科隆的天主教徒、身为密斯挚友的建筑师鲁道夫·施瓦茨（Rudolf Schwarz）设计的^[38]。这种都城（urban city）可以视作为一个巨大的、富有产能的景观（landscape）。下方这些标准工业化生产的装配式农舍，是由理查德·多克尔（Richard Döcker）在洛林占领区（occupied territories in Lorraine）设计的，他曾于1927年担任斯图加特“魏森霍夫住区展”*(the Stuttgart Weissenhof Estate)的组织者。

*魏森霍夫住区展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由柯布西耶、密斯、格罗皮乌斯等国际建筑师团队共同设计和建造，包括21栋住宅，用于展示现代主义建筑和住宅设计的创新理念，对当时和后来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注】

在盤谷日本文化会館コンペ 2等前川國男案 1943年『新建築』1944年1月号より転載

丹下建三的大东亚共荣圈纪念馆（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Memorial Hall）竞赛入围方案

至此我们似乎尚未频繁提到日本，不过日本始自1930年代对亚洲——当时的满州中国——的占领同样引发了一系列让现代主义专业者大展身手之契机。譬如，前川国男（Maekawa Kunio）在被占领的泰国曼谷设计了一个文化中心，丹下健三（Kenzo Tange）也参与了相关工作^[39]。

战情模拟室

讲座原图

建筑师也致力于制作针对战略目的所需的视觉效果，譬如为华盛顿特工部门工作的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工业设计师亨利·德雷夫斯（Henry Dreyfuss）曾创建过一个战情模拟室。

*亨利·德雷夫斯（1904-1972）美国工业设计先驱，因设计了20世纪美国家庭和办公室中一些最具标志性的设备而闻名，包括Western Electric 500 型电话、Westclox大本钟闹钟和霍尼韦尔圆形恒温器。他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约翰迪尔公司、宝丽莱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等多家知名品牌公司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编注】

另一位擅长舞台设计的工业设计师诺尔曼·贝尔·盖迪斯（Norman Bel Geddes）及其模型工作室在纽约世博会上创作的未来戏剧（Futurama）展览，创作了能够模拟战争中各类战役的模型，在1940年代被用于各种目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专业人士如何策略性地去操作视觉专业知识。

*诺尔曼·盖迪斯（1893-1958），美国戏剧和工业设计师。曾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场景设计师。1927年开设了一家工业设计工作室，设计各种商业产品，后续理念延伸至未来主义，为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设计了通用汽车馆，著有《Magic Motorways》（1940）【编注】

受损情况记录

The Sacrifices of Gree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建筑师康斯坦丁诺斯·多克希亚迪斯（Constantinos Doxiadis），他是一位出色的规划师，娴熟地运用图形技巧在战后为希腊的破坏情况作出大量记录^[40]。他在战争期间有着双重身份：在夜间加入抗战行动，白天则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负责监控各地受损情况，所以战后才能出版这本书。

其实，还有另一个——不见得是在毁灭之后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基于利用战争的机会（譬如，利用既有官僚体系被击溃，而人们必须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去建立——不仅仅是重建而已——一个更好的国家的想法。

‘The Planner’, illustration by Oswald Batt (1892-1945) in: Charles P. Purdom, How Shall We Rebuild London? (1945)

上面是我在《时代》（Times）杂志里最喜欢的英国漫画之一：左图中规划者受到官僚体系的阻碍，无法清理现有城市的混乱；但在右图中战役、火药将图版*（Tabula Rasa）一扫而空，一个全新的理性城市方能浮现。兹此，建筑师们忙着从许多方面思考新的未来。

*Tabula Rasa 源于拉丁语，指被书写的石板在擦拭磨白后重新开始的状态。今天 Tabula Rasa 同时被广泛地运用在西方哲学领域，特指理论上人在没有接受感官和经验影响之前最朴质的空白状态【编注】

城市重建

当然，他们思考着如何重建被轰炸的城市。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国和德国的规划者们正努力在康拉德·迈尔（Konard Meyer）的统筹下*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

*作为一位德国的城市规划师和风景园林设计师，他在二战后重建期间，提出了一些对城市规划和环境设计产生了影响的理念和方法。例如，他主张将农业与城市规划结合，提倡区域规划，并强调自然环境对城市设计的重要性。

《Architectural Forum》1943年5月号“New Buildings for 194X”

同时，像美国那样并未遭受轰炸的国家的未来也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战争的经验可能会导致新的建筑类型出现，《建筑论坛》杂志在1943年——左图封面上“194X”在那些年是常用的标示因为没人知道战争何时结束——所做的企划可以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因为它集结了一群现代主义者，在美国尝试重新定义一个战后城镇的结构。这个让多位建筑师投入实验的战后城镇择址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雪城；Syracuse）。

Victor Gruen于1943年为“New Buildings for 194X”的文章配图，由Elsie Krummeck绘制，p.101

例如上图这个购物中心出自一位叫维克多·格伦鲍姆（Viktor Grünbaum）的奥地利建筑师^[41]，他战后在美国易名为维克多·格鲁恩（Victor Gruen），是许多大型购物中心的设计者。

上图是由路易·康和奥斯卡·斯托罗诺夫（Oscar Stonorov）为该新城镇设计的一种在美国前所未有的酒店^[42]。

这两张投影片上方则是由瑞士建筑师威廉姆斯·莱斯卡兹*（Williams Lescaze）设计的服务站；下方是密斯为这座小城镇设计的博物馆^[43]，是他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也是他对“明天世界将会如何”的思考做出的回应。

*威廉姆斯·莱斯卡兹（1896-1969）出生于瑞士的美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工业设计师，被列为美国建筑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在ETH学习建筑学，1920年移居美国。1935 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Lescaze & Associates，他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是唯一能够解决住房问题的建筑【编注】

Sert,《我们的城市能否存续？》（Can Our Cities Survive?）

也让我们来看向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战争期间的工作，他们的信念比起重建既有城市，始终都更旨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审判法庭设计

战争于1945年结束已降，设计界专业人士从未缺席：纳粹领导人面对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不仅在政治史、犯罪史以及惩罚史上受到瞩目，它在司法史上也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为那是录像（cinema）首度在审判中被作为呈堂证据。

因此我们看到哈佛毕业、曾在美军战略展示部门担任上尉的景观建筑师丹尼尔·凯利所设计的装设了投影器材的纽伦堡审判法庭^[7]，他遍寻整个德国南部以获取材料来建造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法律文明之样貌，这也是投影器材首次作为呈现审判证据的工具被装置于法庭中。

“战遗”再利用

再说一个发生在战后岁月的故事，战时创造的很多技术成为了战后遗留。为了回收这些科技，战遗（surplus）的概念就出现了，建筑师开始使用它们。

Aerial perspective drawing of Camp Parks Chapel and Library, Dublin, CA (1945) Source: Carter 55

我们看到战时在美国海军工程部（Construction Battalions, better known as the US Navy Seabees）里度过的布鲁斯·戈夫*（Bruce Alonzo Goff）所做两个设计，上图中他使用昆塞特小屋的元素建造了一座迄今仍在加州营地上矗立着的教堂；下图中他在奥罗拉（Aurora）的一处房子也改用了昆塞特小屋的钢制框架。也就是说，战时技术的循环再利用辗转成为战后早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媒介。

*布鲁斯·戈夫（1904-1982）是一位美国建筑师，以有机、折衷和常常华丽的设计著称。《生活》杂志1951年的一篇文章称其是“少数几位被赖特认为富有创造力的美国建筑师之一”。1942年加入美国海军工程部，1943年被任命改建基地建筑并新建McCann纪念教堂，该教堂即采用了两个仓库式Quonset小屋【编注】

上：“The Airplane Helps Build the House” poster

右：R. Buckminster Fuller Dymaxion Dwelling Machine, Wichita House, assemblage 1946

我们都知道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梦想将飞机工厂改造成住宅工厂的失败，但这则著名的战时广告显示——The Airplane Helps Build the House——由飞机业开发的胶合板（plywood）确实有助于建造房屋。战争使胶合板、塑料等一系列技术的使用变得容易，但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和具有挑衅性的意味。

讲座原图

以英国为例，1946年，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举办了一场名为“英国可以制造”（Britain Can Make it）的工业和产品设计展览会^[44]，在开头便设置了“从战争到和平”的关键展区，左图准确地展示了喷火战斗机（Spitfire，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战斗机之一）如何演变成长柄带盖的深平底锅（saucepan）、如何开发出特别耐热的材料，以创造出更好的炖锅。

右图——来自我最喜欢的杂志之一：法国版《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为我们展示了由大兵头盔（GI Helmet）演变而来的花瓶或台灯。当史密森夫妇（the Smithsons）出席在1943年（译注：此处系主讲人口误，考证后确认为1952年）的CIAM集会时，手头并不宽裕的他们开着一辆战遗的美国吉普车。战后，战遗的使用也在美学上占有一席之地。

和平纪念碑

图源：youtube影片“Threnody for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广岛受害者哀歌）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1949

图源：Twitter @Concrete Society Lib

战争也是一个关于记忆、宽恕和缅怀的课题：施佩尔阵营中的建筑师或许试图忘记——或让人们忘记——战争，但也有建筑师的任务在于唤醒大脑中的记忆，像丹下健三（Kenzo Tange）某种程度上算是树立新日本帝国形象所操刀的广岛和平纪念馆，提高了他自己对日本的影响。

希特勒委托威廉·克里斯设计的“死者堡垒”（Totenburgen - Citadels of the Dead）图源：twitter @mr_scientism

尽管后来并没有落实，我们也能发现某些好大喜功（megalomania）的建筑师打算在威廉·克里斯（Wilhelm Kreis）设计的纪念馆顶部建造一些纪念物，以庆祝德国对俄罗斯的胜利。

伟大卫国战争万神殿（Пантеон Герое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Конкурсный проект. 1943 г.

上图这个项目也停留在想象中，由苏联军事家格里戈里·扎哈罗夫(Grigory Zakharov )为庆祝斯大林格勒战役所做^[45]。总之这两个纸上建筑都受到伊托尼-路易·布雷（Etienne-Louis Boullée）的牛顿纪念堂，或者是18世纪对于伟大以及史诗主义的追求的启发。

图源：公众号“海响”文章：屠杀叙事 | Fosse Ardeatine纪念碑

再来我们看到更现代、更有叙事性、也更有趣的两个重要的意大利纪念碑：上图是位于罗马的阿尔代坦大屠杀纪念馆（the Fosse Ardeatine）^[46]，它在精神向度上重建了1944年遭到纳粹屠杀的337名受难者。

bbpr monumento ai caduti nei campi di concentramento 图源：Pinterest

这张则是位于米兰、由BBPR提出的一个抽象三维构成^[46]，这是战前的意大利理性主义所认为的最佳形式。

总结：美国霸权型塑的战后史

最后一张投影片为我们带来了已经被各地数百篇博士论文、期刊文章和书籍讲述过的故事：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被美国霸权（American hegemony）深刻形塑而成的——战后历史（post-war hisotry），我们并未真正深入被美、德所塑造和推销之前的历史样貌。图上是MoMA在1944年为同一个展览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图录制作的不同封面，这本目录在战后得到了美国宣传资金的支持。我们知道，战后是美国化（Americanisation）的时代，今天提到的所有事件都为这个时代做好了铺垫，谢谢！

提问部分

历史研究：档案的关注

Q1：找到所有今天演讲中的这些相关信息很困难吗？您是否必须“偷偷摸摸”地查看——包含许多秘密内容的——档案（archive）？

科恩：是的，这里有很多故事可说。如果你爬梳出迷彩（camouflage）、欺敌（认知作战／deception）的线索，你会发现很多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尤其是很多军事迷们会收集所有这些东西，只是他们通常不处理建筑问题。因此，对我来说的有趣之处，是那些在军事史和建筑史同时发生（conjuncture）的时候的故事，几乎被大写“Ｈ”的历史（History）系统性地搁置一旁？

如果参阅主要建筑师的专著，一般来说，这些情节经常被化约（downplayed）、或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奇闻轶事。

例如，杜格维德国小镇的轶事目前没有被史家讲述，读者们也没有足够的渠道涉猎门德尔松的所有信件，一般人甚至什么都找不到。最近有一本关于所有阿拉伯人传记（biography）的新书，其中出现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工作确实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期的建筑杂志非常不稳定，如果你看一下《建筑评论》，会发现在那段时期因为纸张稀缺经历了非常久的停滞；在俄罗斯，甚至有些杂志完全停止出版，加上审查制度和档案保密，大众很难找到官方介绍之外的其它信息。所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一直在努力。我是一个擅于多线任务的人（multitasking guy），虽然我不仅在做这个项目，但我已为此工作了大约十五年。

混凝土奇观与战后粗野主义

Q2：我发现您演讲中所提供的图像似乎暗示了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一种基于高科技朝向灵活性、轻量性以及要求适应性、移动性的趋势；而另一种则走向重量级的钢筋混凝土，而我的问题跟后者有关。我真的想知道，战后对混凝土的喜好（taste）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受到加强混凝土（Béton Brut）结构奇观的驱动？我想到的是作为化学工业中心的家乡，如果你看看战前的化工厂，会发现它们大多是外观不断变化的棚屋和金属塔等。不过在战争期间，利物浦的（某条）河对岸建造了被视为绝对机密的化工厂，该庞然大物从一端到另一端完全都是混凝土打造的，后来花了三年时间才能拆除。在利物浦还有一座于1939年完工、专门用来伪装轰炸的巨大小麦筒仓也花了3年才拆除。我好奇的是在粗野主义（Brutalism）时期，所有这些重量级的钢筋混凝土都市奇观在建筑师心目中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科恩：我在一本1941年前后的美国建筑杂志上发现了一段令人惊奇的引述文字，当时正在开发大型工厂和大型生产设施的新计划期间，那一段编辑部的文字传达的讯息是，这些在没有装饰的情况下，匆忙建造的混凝土结构也许会导致一种新的美学语言出现。这是一种预言，但我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它：如果你看看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粗野主义原型之一，即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Unite d'Habitation, Marseille），就是在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下建成的：当时以建筑公司为代表的建筑行业其实一直享受着政府公共福利部门的补贴，这些公共福利部门有一套自己的建筑标准：比如混凝土表面应该如何处理、建筑效果应该怎么样才能刻意避免一些过于美观的设计效果等等，这其实是战时建筑行业和公共福利部门的特殊关系导致的结果，至于是否和当时公众的审美品味和风格相关？我不这么认为。不过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建筑历史学家在战时的作用

Q3：有一种专业知识你没有在演讲中发表评论，但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看法，也就是建筑历史学家本身作为一种人物的作用。我认为，例如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他在《空间、时间与建筑：论一种新传统的发展》（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一度论及一种“空中感知力”（aerial sensibility）*来影响城市的论点。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人战争期间在做什么？（更一般地说，建筑历史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在战时做过哪些保护有意义建筑的努力？他们是否也有动员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一起努力呢？）就你所观察到的，这一潜藏在二十世纪建筑文化——科技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分裂的一段插曲，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事实上，是否以我们无法立即看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吉迪恩提出了许多关于空间、形式和感知的观点。他的著作中探讨了人们对于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感知方式，其中涉及了空中视角和高处观察对于感知空间的重要性，强调了“aerial sensibility”（空中感知力）的概念【编注】

科恩：不管怎样，我就像是将来自200个不同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s）的碎片组合在一起生成一张图像，所以它终将仍然是碎片化的， 问题是找到好的作品。在美国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建筑历史学家们被邀请参加“罗伯茨委员会”*（Roberts Commissions）的工作。罗伯茨委员会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在盟军登陆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后开展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保护建筑物，然后在德国归还已从博物馆带出的艺术品。

*该委员会也被称为“罗伯茨委员会”（Roberts Commissions）。该委员会在盟军民政和军政部（Civil Affair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Sec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设立分支机构，在欧洲、地中海和远东战区执行名为“遗址、艺术品、文献”的军事计划，向军方提供文化遗产目录和报告，并对古迹进行保护【编注】

罗伯茨委员会还有另一个方面也涉及建筑历史学家：大家都知道“贝德克尔指南”*（Baedeker Guides）对英国人的作用，不过因为德国人轰炸了拥有著名大教堂的城市，因此人们认为德国人有更好的“贝德克尔”指引轰炸的目标。事实上，罗伯茨委员会的工作恰恰相反，建筑历史学家被邀请参与工作，罗列出不会被轰炸人员攻击的目标列表。举例来说，假设有轰炸佛罗伦萨的需求，建筑学家的工作是告诉你在城里中间有一座重要的大教堂、有四个有意义的建筑等等——除非在遇到非常困难的问题的时刻才轰炸它们，否则请尽量避免破坏它们。

*一系列知名的旅游指南，最早由德国出版商卡尔·巴代克（Karl Baedeker）于19世纪中期创建，提供了各种国家和城市的详细信息，包括历史、地理、文化背景、景点、餐厅、酒店等。在二战期间被认为曾被用作目标选择的参考。英国皇家空军根据这些指南中标注的文化、历史和重要地标，对德国的城市进行了轰炸，包括科隆、汉堡、德累斯顿和其他重要的文化和历史城市。其对轰炸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有时被认为影响了盟军的空袭策略【编注】

因此，

建筑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设定等级（rating），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城市的纪念碑进行重要性核定，以便教导轰炸人员什么不应该被攻击。

这涉及一连串的倒置排序（inverted figure，从不重要的到重要的）。最后，令人惊讶在某种程度上也自相矛盾的是，在像科隆这样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后城市形象中，教堂和哥特式建筑却在战火中尚存，是它们更能够抵抗战火的摧残吗？其实这正是罗伯茨委员会绘制的地图在起作用。当一切变成瓦砾，大教堂仍然矗立在废墟之上。可见

建筑历史学家在这样的困境中确实试图捍卫一定程度的文物保护，这确实是一种重要的事。

感谢本期「知识贡献者」

@寒江（POLIMI）

@桌子（SCUT）

@贝壳（WKU）

@ZWL (CAFA)

@韦豪（IAAC)

@王立杰 (Cloud Architects)

@RH（UCL）

@你怎么还在玩手机（MSA）

@叶子风（AHMM）

@刘传奇（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