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建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是个需要重新思辨的问题，但无论准备好与否，未来已经到来。”
“如果今天还局限于以前的城乡二元论来讨论乡村和城市，永远找不到答案。”
“城乡之间有协作的关系，但不是融合，是“异合”，是不同的东西合到一起。”
“我们县城出来的人，总觉得县城的文化都已经被抽干了。现在这种在地的新发掘，可能使地方志得到更多的内容书写。”
“城市和农村不存在哪种形态是对的或是失败的，主要是快慢的区别。”
“我们一直有种假想，就是城市实践对农村会有什么样的指导。根本问题就在于立足错的基础，以自我为中心。”
2021年12月，首届「三角四方」青年建筑师马拉松论坛的成功举办，宣告了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GBA Lab）的启动。22位青年建筑师和学者通过每人5分钟的接力演讲，对城市的十大问题（包括城市再生、即时城市化、地域性和岭南文化、基础设施与交通、水域、资源、非正式设计行为、粮食与农业、虚拟现实与信息科技、数字化建造）作出了独特而富有创意的回应。（点此回顾：建筑（师）的未来在哪里？来听听大湾区的答案）
两年后，第二届「三角四方」青年建筑师马拉松论坛如约举办，这次论坛不仅围绕城市展开，更将焦点放在了乡村。在活动的第一部分，青年建筑师和艺术家与来自建筑、规划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浙江衢州龙游县的“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项目，深入探讨乡村实践的介入方式和路径。第二部分则由刘珩的新书《平衡即是多》的发布会及一场围绕“平衡”概念展开的论坛组成。城市与乡村、城市实践与乡村实践的关系成为话语的交锋场。
活动伊始，刘珩代表GBA Lab回顾了首届建筑师马拉松的历程，特别提及了2022年在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青年深双」板块的杰出表现。作为“瀫石光”项目的鼎力团成员，刘珩对来自大湾区的杰出青年建筑师的参与表示欣喜，并期待他们展示更为卓越和富有创新性的作品。作为规划专家，朱荣远关注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方向以及城乡关系。他认为一些拥有优越环境的小城市应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他也强调了为年轻人搭建平台的重要性，并提议在龙游县打造一个示范区，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到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瀫石光项目的联合发起人、风语筑董事长李晖则对龙游县政府以及参与的鼎力团、建筑师和艺术家表达感谢，并期待继续推动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跨界融合。
这场聚焦“城与乡”的论坛，将GBA Lab的关注范围再次扩大。我们能否以城市的方式去开展乡村实践？如果不能，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继续面对持续膨胀的大湾区？——我们期待着粤港澳大湾区实验室能为未来的城市与乡村建设呈现更多可行的思路和想法。
   💡目录索引  
PART/1
• 自然的朋友：建筑与艺术，城市与乡村，公共与可持续
——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 创造论坛
致辞嘉宾：朱荣远、李晖、刘珩
分享嘉宾：吕凝珏、左龙、黄丹霞/戴琼、周实、万欣宇
PART/2 圆桌论坛
• 乡村实践的此刻与未来
主持人：周天璐
嘉宾：刘晓都、沈少民、薛峰、张宇星、刘珩、祝建东、孙俊
PART/3
• 新书发布：《平衡即是多》
作者：刘珩
PART/4 圆桌论坛
• 城与乡，困与闲
主持人：钟刚
嘉宾：丁宁、李燎、张宇星、周颖、朱荣远、刘珩
1
自然的朋友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
吕凝珏
青年策展人，风语筑艺术拓展总监，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项目负责人
点击图片展开更多介绍 
联合发起人 鼎力团 共创者……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项目位于浙江省衢州市的龙游县，全国最古老的县治之一，是连接江西、安徽和福建三省的重要枢纽。项目得名于衢江龙游段的古字“瀫 [hú]”，既点名了与在地历史文化的强连接，这个特别的形声字也提供了关于水波交错，状如罗縠的诗意联想。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 “龙游瀫畔·8090青年创造季”，瞄准龙游县城乡发展的主体空间结构——龙游瀫，通过研讨和实践，探讨通向城与乡的未来桥梁，打造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的“龙游范本”——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
活动集结了跨行业的9位先行者，鼎力推荐27位年轻的建筑师、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以群策、群设、群划的方式，勾画未来小城市与乡村现代化的社会、文化与空间形态。最终形成“瀫岸”、“瀫村”、“瀫之灵”三大泛艺术板块，通过生态景观、构筑物、艺术装置、文化空间、在地联合等方式，创造瀫畔未来共栖场景，展示青年人对未来城乡、自然和社会生态的价值共识。
左龙：大地长桌
左龙
建筑师，梓集fabersociety创始人
这个项目我们比较慢热，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做，场地也换了很多次。在这里做一个抽象的、从当代乡镇语境脱离的、有视觉张力的东西其实不难，但我们不想过度放大这件事，反而觉得这是一次讨论中国同质化的乡村/小镇更新的在地化表达的机会，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如何能与本地诉求相融合，探索跟在地化的内容和环境结合的方式。
最早就卡在了选址上。当时有两个诉求，第一是龙游这个地方，山脉、建筑、农田都是沿着衢江东西向展开的，我们想在场地中首先找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和特质。
第二个因素是我们希望场地里不仅是新建，也能有一部分改造内容。这两个因素叠加之后，最终选择的场地是刚才提到的一条平行于衢江的大概4米宽的田间小路，旁边有一个废弃的农具房。
最后形成了由坐落于田间小路中新建的户外长廊和田间路旁改造的农具房组成，两者相依而生，互为补充。它们跟远处的山是平行的，也平行于瀫水徐徐展开，尝试嵌入在地的肌理脉络。
在宽度只有4m的线形场地里，我们首先植入了一张18米长的餐桌，考虑到在地的连接性和功能上的要求，所以想去提供一点似乎日常，但又反日常体验的东西。18米长的餐桌，固然是反日常认知的尺度，我们觉得可能还不太够，我们想让这个桌子悬浮起来，变得没有支柱。所以跟张准老师一起想了个办法，采用一个弧线正弦桁架来完成这个跨度，同时下弦采用刚性杆，来抵消向上的风吸力，最终餐桌呈现出漂浮在场地中的状态。用黑色的防水布包裹结构，也是一种抽象性的表达。
新的建筑长桌是整个场地中组织的要素，但是它同时要跟老房子发生关系，所以在主入口的位置，两者进行结构上的呼应。老房子对它做的动作也不多，因为它本身状态还不错，但是现在在漏水，所以只是延续同样的结构体系增加了新的屋面解决防水。小房子作为多功能的空间，未来会集合展览、聚餐、休憩或者研讨会等多种使用场景。同时我们在老房子的入口地方稍稍把屋面往外悬挑，给主入口提供一个灰空间，这基本就是对老房子做的主要改动。

我们在屋面材料上，尤其是长桌上方的屋面，想了很多可能性，最后还是选择了比较柔软的状态，因为乡村的特点在于它并不强调永久，它带有临时性，在乡村材料本身会随着时间变化，会随着天气、季节变化，甚至可能会损坏会脱落，但这可能就是乡村应该有的状态。
我们最近半年多去了现场很多次，这期间场地的自然环境变化非常多，金黄的油菜花变成绿色的稻田，收割后又是另一番景象，其他各种植被的颜色变化也非常丰富。
最后我们一直在想大地长桌跟当地社区的关系，一定不是特别抽象无法解读的，但同时又不应该十分具体从而限制很多可能性。我们作为一个外来的参与者，希望警惕大张旗鼓和洋洋得意的“我以为”。我们尝试留下的是一种在地化的想象空间，最后它怎么填充，怎么书写，是由居民在地去自由发挥和阅读的。
在驻场和后期拍照期间，陆续有居民来到场地上，使用这个长桌，也有一些有趣的互动产生，我们希望它在审美和内容上能与场地和社区产生关系，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游客与猎奇。
*本部分图片来源 ©️张超
黄丹霞×戴琼：
时间的桥 对话的桥 游戏的桥
黄丹霞 戴琼
黄丹霞，自组空间合伙创始人
戴琼，一级注册建筑师
这三个项目点是由景观，建筑，艺术家共同创作。一个点是翠光岩遗迹，第二个点靠近村落，最后一个点是工业水塔。这其中，有的点更偏向日常，有的能跟自然产生对话，有的可以做得更加轻松叙述。我们去挖掘每个场地的特点和真实建造，最终选择用桥的语言来回应这三个点的故事。
时间的桥是龙游石窟自然遗迹的延伸。河道改运之后，翠光岩石窟堆积了20多米高的河漫滩，慢慢成为非常肥沃的土地，从图上看到不同时期的植物生长和水文情况。
翠光岩段的一张旧相片，衢江路还没修的时候，隐约有一条走出来的路径，翠光岩也作为一个坐标，见证了村落县城的变化。
我们最终选了一个以时间与自然为友的方式，在没有标尺的石头前面加入一条100米长的桥，它成为度量的单位，通过时间的桥使大家感知到翠光岩的尺度。
我们希望这个桥像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未来的植物可以蔓延其上，桥慢慢地消失到土地里面。
这里探讨了4个问题，材料、天文、植被、昼夜。考虑材料的耐久和低维护。材料选择普通钢板，经过场地的风光雨露，自然的温度与之作用，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的锈板颜色，跟岩石之间有了呼应和关联。
桥与天文的关系，它的轴线正对日出日落和月出。
岩石跟桥之间留了30米的缓冲空间，欢迎自然的朋友参与到场地。
桥的两端已经慢慢被植物侵蚀与自然融合。查询水文信息，这里最高水位可以到2米多，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随水上涨的浮桥，但因为技术原因，最终没有这么做。
中间88根光柱与艺术家林万山合作，中间的廊道作为空间的载体，艺术家在里面构建作品。
整个建造逻辑是工厂预制，对场地进行最低干预，所有东西都是模块拼装。
第二座桥叫“对话的桥”。最开始的选点位于定埠村村口，也是现在石刻博物馆的前面。石刻博物馆是目前这个村子里比较大的一个公共空间。古桥其实是一个文物，包括前面的古树，形成了村口的标识景观。这个选点我们挺喜欢，觉得它和村民的日常一直都在发生关系，但这个点很难。
最开始的设想是创造一个场域，把古桥和古树变成一个被限定的风景，让新建的桥成为它们的边界，既是一个便民通行的设施，同时也变成夜间的照明，就像上图这样。
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在项目实施阶段，再去小树林里寻找一个位置。说来也巧，我们第一次进入场地时，就觉得这里特别好，因为它是从村子里通过古桥往河岸边走向耕地的便捷之路。
最后我们在树林的空隙中架了一个阳光板，让它变成光影的容器，实现人和自然的对话。每个点位都是三个人综合讨论的结果，融合了建筑、景观和艺术家的想法。我们希望在村民的必经之路上提供一个限定，整个竖向空间强调由树林、树干去呈现，大跨结构两边采用镜面不锈钢，让它消隐在树林之中。
这是现场实施的场景，整个大跨结构，包括桁架和树木之间的穿插，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这是镜面剥膜后的效果。我们收集了森林里的数字信息，比如气温、光照等数据转化位光影讯号，具体、可读地呈现在LED屏上。
第三个点是整个场地的工业遗存，是水塔之间的桥。这个点非常打动我们，工业建筑的美感非常清晰、纤巧，两个水塔完全掩藏在树丛之间。
但这个地方距离大家的日常生活比较远，大家也用不到它。一开始想了很多办法去植入内容和改造，后来又重新去寻找这两个塔之间的关系。
龙游本地有一个童谣叫“点点鼓鼓，马兰数数”，借此，我们想象两个桥之间在相互对话，发出“哇”的声音，像是打招呼的感觉，整个场地因此变成一个游乐园。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轻巧、自由的方式，不要让每个点都那么严肃，这里就变成轻巧、自然叙述的地方。
它好像在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外星人来到了场地里，和当地的年轻人共处一个游乐场，希望大家在这里能找到简单的快乐。
周实：湿地洞窟
周实
Studio 10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我们这次负责的点位是“湿地洞窟”驿站，它位于船厂岛上，包含了卫生间、垃圾收集等功能。
设计过程中项目场地调整了几次。原来选址更靠近树林、远离水岸，但经过和龙游管理局的领导共同讨论后，决定把它挪到了更显眼、更易到达的湿地水岸边，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服务周边村民和游客、露营者。
设计过程中我们在不同的季节来到场地调研周边环境，研究场地的水文变化情况。每一次过来，场地丰富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水、草、土，石头和洞窟，还有水鸟和野生动物，都美极了。所以我们想让人们在使用卫生间或扔垃圾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里人、自然和构筑物的和谐关系。
设计方案经历了几轮修改，从22年的覆土方案到现在实施的版本，是厚重、永久性的点状混凝土柱和轻盈、非永久性的网状钢竹桁架的结合。
混凝土柱受到湿地水洼几何形态以及古石窟结构形式启发，并且通过模块化的钢竹结构组合来形成屋面遮荫网架，两者共同形成一处给村民、露营者和野生家养动物使用的空间，像是一个“抽象的洞窟”。可以看到有些柱内的小洞窟，人是进不去的，但动物可以进去。
项目材料的选择也受在地环境和手工艺影响，通过混凝土结构表面粗糙的肌理暗示古石窟石柱表面的人工痕迹，竹构架则取材周边竹林，其形态和工艺受当地竹制工艺品启发。
我们设想的是这个人造物是会随自然变化的，最终将彻底融入自然。竹桁架可以爬藤，在混凝土柱顶部则设有种植槽，用于种植本地爬藤植物。此外，场地每年涨水的时候结构柱首层会被淹没，只露出竹网架；水冲刷沉积形成湿地不同的地形起伏，循环往复，也会在混凝土结构上留下水位变化的痕迹。
值得一提，最近我们很高兴观察到有一些动物开始造访，清晨的时候有小狗来这里，村里的大黑牛们也喜欢在附近泡澡、吃草。施工方说有村民过来，提出想在这里的竹架上晒菜和瓜果；虽然这不是最初设想的使用方式，但我们也非常欢迎和鼓励它被创造性利用。
万欣宇x王君：平水桥
万欣宇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
我们的项目是连接船厂岛的一座桥，相对来说比较老旧，比较多破损。它周边是非常多的植物湿地，有很多的动物，有放羊的人，还有过来拍婚纱的人。这个桥坐落在滚水坝上，因为年久失修，中间有一段已经冲毁，每年有两三周桥会被淹没，交通和物流都变得非常困难。
这个设计，我想用罗生门的结构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实践的过程。设计从最开始我们就定调为“在自然与工业之间”。第一轮我跟王君各做了一个方案，希望借这个桥的改造，改善发洪水时的民生问题。设计用混凝土或金属等工业化材料，以一种自然的形式建造出来，把作为基础设施的滚水坝的工业属性模糊掉。但甲方和鼎力团都觉得这轮方案动作太大了，村民过不了河发生的时间很短，只把平水桥的景观做好就可以了。
第二轮方案仍然是用金属格栅这种工业材料，以自然的形态把滚水坝进行半包裹，一些水池在洪水不那么猛烈时能够产生阶梯式的形态。制造中已装配式的方式，曲线被分为固定的几个尺寸拼接。后来甲方认为这个方案还是范围太大了，希望在修复滚水坝的同时做出一个方案。
然后我们想到老平水桥的废墟可能成为新设计的出发点。混凝土的厚重感有可能产生一种历史感。

方案做了两个处理，一个是自身旋转，把工业化的方块元素换成了相对自然的组合，同时把方块边缘柔化，模糊掉工业产品的样貌。
这些白色的部分是嵌入的鹅卵石，在当地我们发现有鹅卵石堆叠建筑基础台阶的做法。我们起初还想用一些金属条作为云雾的意向。后来考虑到洪水的冲击力可能会比较大就没有做。
最后实施的项目更像一个游戏场，在枯水期，游客和当地居民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下面的湿地。
我们的三维模型都是在电脑里用数字化的方式做的，但施工方式是非常人工的。
中途有一个插曲，在混凝土施工完后，施工方突然在群里发了张照片说“我们给您把油漆涂好了”。当时我就崩溃了，也许是施工方内部换人带来的沟通问题，总之他们拿着之前的老效果图就直接涂色了，没有经过任何人的确认。
但没有办法，化工涂料与自然冲突的，设计上无法接受，只能洗掉。
第二个故事：设计的批判。和第一个故事中的提到的波折不同，最终设计并不那么匆忙，因为这个设计也有其深层逻辑。

我们在视觉上的需求和理性思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
左边是吴道子，右边是马萨乔，相差700年。吴道子的画从整体上来看是有透视效果的，但细看家具全部都是轴测，它是透视与轴测混合的形式，这其实是人的直观视觉和脑子里对桌子的方形的理性构建产生了冲突。
但若我们放弃视觉，把理性提到最高点，像塔夫里特别推崇的希尔贝塞默的城市规划。但这是否是我们期待的居所？
因此，稍晚一些，阿尔多·凡·艾克，从对教条的功能主义批判、结构主义，又转向儿童游乐场，通过非正交网格的方式，设计了很多游玩空间，都是由单元的形式组成的，在三维形式时也有非常丰富的空间。
所以我们的设计也是通过对缺失的坝体用工程化、理性方法的填充，再打散成方块上下左右的堆叠、挤出和收进，再通过旋转形成一个游戏化、自然化的效果。
而先上油漆后清洗的方式，更加能够保留工人在混凝土表面涂抹的痕迹，也回应本雅明所说的工业时代的艺术作品光晕消失。
回到透视与概念的冲突，我们的设计不但扭曲了方格网理性，而且通过柔化方块直边扭曲了透视感性，进一步使矛盾加剧了。
第三个故事：自然的规训。不像前面两个故事，没有人解释这个，把一切都交给自然。工业化的产品融入了地景、理性被自然规训，最终成为废墟。我们把现场照片丢进stable diffusion，模拟出自然侵占场地的景象，也许这才是它的归宿。
注：图片均来源于现场演讲ppt
2
圆桌讨论
01
大地艺术节与
“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
周天璐
圆桌讨论主持人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任规划师
我想大家先从体验和观感的角度来聊一下，这次的青年创造季和“瀫石光”艺术生态走廊，在组织成型的过程和呈现的结果上有什么特征，这种集群设计和大地艺术节有什么不一样？
刘晓都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坪山美术馆馆长
现在国内有很多带有创意性质的事件，像双年展叫城市实践，在乡村的应该算乡村实践。它有很多模式，有的大地艺术节只是找一些艺术家做创作，比如浮梁大地艺术节、南海大地艺术节等等。龙游的项目更偏建筑，它涉及到建筑小品类的建造，与那种纯粹的艺术还是有些不同。
从建筑物到建筑小品，到建筑装置、艺术装置、雕塑艺术品，中间有一个渐进的过渡。这次的作品大多带有很强的功能性，但又不是纯粹的建筑，会更注重表达，尤其是年轻建筑师，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创意的空间。一旦成为建筑装置，功能性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强烈。有些艺术家做的装置本身属于艺术品，但经过较强的建造控制之后，保存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如果能够持续积累，后续还会产生更多的成果。我去的那天，雨不小，江南的湖光山色，带有很强的氛围，这些建筑小品在其中呈现出一种特别趣味。
整体来说，这个项目帮龙游打造出文旅名气，同时也为年轻建筑师和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要求他们高度投入、对建筑设计有很高的要求。我觉得他们非常幸运，也以高质量完成了一批非常出色的作品。
沈少民
艺术家，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我也去过现场，有些作品还是挺打动我的。最近几年大地艺术好像比较流行，日本本土的大地艺术对中国影响很大，有点过头了。比方说最近的南海、浮梁大地艺术都是北川的系统，也是相同的语法，大家不断在重复，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就像很多电视节目也是copy国外的，没有任何新意。但是龙游瀫的作品让我觉得打破了这种困境，用建筑师的语言做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北川系统的大地艺术，释放了建筑师们的想象力。
建筑师跟艺术家不同，永远有个甲方。甲方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如果没有甲方，每个建筑师都应该是艺术家。我作为艺术家很羡慕你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大地上自由发挥，从建筑学角度讲自己的故事。艺术家可以胡思乱想，胡作非为，还可以不负责任，这是和建筑师相比的优势。虽然你们有这样的机会，但我觉得有些建筑师发挥得还不够，还是受到系统的限制，没有真正打破界限。希望下一次能有更年轻、更胆大的建筑师在龙游真正地打破规则、突破界限。
薛峰
艺术家
我特别适合今天的现场，因为我是浙江的县城出来的，对县城的空间地域特别敏感。听说风语筑在做龙游瀫石光之前，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龙游这个词。这一次我发现它跟县城的文化沾了边。我觉得它不是大地艺术的概念，而是中国县城新文化的一个新现场。
如果说和大地艺术做比较，我觉得这次的作品和这个地方的关系特别密切，具有一定程度上永久性的存在。
我在2020年参与过我老家宁波宁海县的一次活动，当时街道书记带着团队和两本很厚的规划书飞到深圳，说想做点当代艺术。我当时很震惊，第一次觉得当代艺术开始普及了。要知道曾经我是因为感觉到老家知识和艺术的贫乏，所以才离开的。
我当时就有一次机会，用想象力去改造我的老家，于是我把它画成我想象中的属于当代景观的一个城镇。我老家虽然GDP好像更靠前，但是文化实力跟龙游还是有差异的。因为当各种组合没有到位的话，事情是做不起来的。
我们县城出来的人，总觉得县城的文化都已经被抽干了。现在这种在地的新发掘，可能使地方志得到更多的内容书写。因为高楼大厦已经覆盖了原有的痕迹，很多东西开始消失的时候，这件事出现特别有意义。
刘珩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主任，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我们鼎力团实际上都认为自己是青年建筑师，看到一批比我们更年轻的建筑师的作品，确实耳目一新。所以我们也想做点什么东西。当时在现场确实让人激动，觉得大家做得特别棒，真的不是在说客套话。
我跟艺术家的观点有些不同，我认为建筑师在做大地艺术时的优势在于对尺度感的独到把握。因为大地艺术是在水平方向上延伸，如何控制这些作品，使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一样的场景，建筑师的训练支撑着这一部分。
在现场看艺术家跟建筑师的组合，倒没有感受到界限，我期待看到更多样化、更多元的艺术家组合，甚至能采用不同的媒介。建筑师不同的地域性，加上艺术家不同的地域性或不同的创作方式，能够在这里形成一个集大成。我希望这件事能够继续做下去。
张宇星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趣城工作室 (ARCity Office) 创始人/主持设计师
我希望下一届倒过来，我们来做“青年建筑师”，80、90后来当鼎力团，互换一下身份。
我觉得大地艺术节不是合适的概括。我提三个词。首先是大地艺术课。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建筑师，在城市待得久了，早把建筑、艺术最核心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也异化得差不多了。回归到真正的自然荒野，看到这种衰败景象，感到激动是合情合理的。不是说看到多么好的作品，而是被一个巨大的场景所感动。龙游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县城，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些历史和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呈现出的历史，甚至超越了人的历史。
站在翠光岩时，我感触很深。我们站的位置几百年来标高上涨了20多米，河滩不断积累，河流也在沉积，这个地点打通了自然和历史。在这样的地方，建筑师和艺术家不只是来做作品，而是重新接受自然的再教育。我们的甲方不是龙游县，大地才是我们的甲方。当直面大地时，才会明白大地需求什么，自然需要什么，以及我能做些什么。
第二是建筑艺术课，因为现在建筑学面临巨大的危机，所有人不知道怎么做了，建筑师不知道怎么面对业主，业主也不知道要什么，城市也不知道未来的建筑是什么样。艺术家也有类似的危机，面临人工智能的入侵很厉害，建筑师面临的是整个市场和现代性的巨大转折。这个时候是学习的好机遇。沈少民老师也说过，建筑师开始做装置的时候，艺术家还有饭吃吗？大量建筑师站在艺术家的角度去做大地上的装置，我觉得挺感动的。建筑师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自己作品。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影响艺术圈，一方面开始重新思考建筑的形式，艺术家发现这么大尺度的好像也是艺术品，这就是我想说的建筑艺术课的双向影响。 它跟南海大地艺术节、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不一样，建筑师的建构性、空间性、尺度性都超越了一般艺术家做装置的范畴，我认为有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如果尺度再放大，也用这种方式来做建筑，有可能会带来整个城市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是龙游艺术课。龙游有很多地下人工遗迹，这是水位上涨带来的自然分层过程，给了我关于建筑城市的更深层次的、多维空间的想象。这是龙游特殊的地貌和自然条件，给我们的想象力。唯一要接受的就是大地的考验。
孙俊
浙江省龙游县龙游瀫建设管理中心党组副书记、主任
之前跟朱荣远老师探讨过，中小城市现代化、经济发展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80、90后的建筑师平台在哪？所以我们提出不以大咖为主，而是给予青年人展示才华的机会。希望青年设计师的作品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空间和文化形态，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归乡村、支持龙游的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
02
下一步做什么？
周天璐
圆桌讨论主持人 
现在作品陆续建成，接下来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是关键。让这些作品，连同整个活动的精神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持续地为在地乡村、村民朋友做更多的有效的回馈。
刘晓都
建筑与艺术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有用”和“没用”。建筑师通常受限于“有用”，思维就会被限制。不过龙游这个项目目前控制得还算不错，但感觉各个作品之间联系性比较弱，或许把它们串起来会更有意思。
接下来我觉得可以想想怎么让某些地方有点实际用途。例如某些节点，可以不仅仅是景点，还能真正用得上。比如说图书馆，漏风漏水问题得解决，不然书也放不进去。除了要让有用的地方真正有用，也要让没用的地方别太突兀。
艺术本身就追求“无用”，但也得站得住脚，不能模模糊糊。比方说，有一个用镀锌铁板做的作品很漂亮，但实际上没啥用处，看起来像个遮阳装置，但顶部又有一个很大的缝，实际上根本不能遮雨。我觉得它似乎暗示了功能，但又没有做到，这让人对艺术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产生疑惑。如果想要某些作品有点实际价值，就要让它们真的实现那点价值。把有用的东西充分发挥，稍微控制一下不太必要的部分可能会更好，这样建筑师和艺术家都能看着更顺眼吧。
张宇星
按标准的现代主义来理解，整个瀫石光龙游项目都没用，现在的做法就是“无用”的方式去创造更大的用途。
中国常说“无用之大用”，第一步以建筑师的构筑物为主。第二步再让艺术家去创造。比如观景亭、回音壁、长桌等这些只是艺术家最初的设想。现在我们想象20年后的未来用途，也许已经忘记了以前的设想。如果现在让艺术家进场，重新改造，可以把回音壁变成放羊、养猪的圈地。设计的建筑师设想的回音壁是很美的，但如果在里面养猪、养羊，这种改变对整个项目的冲击和意义，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定。
回到艺术季的再生功能，现在才只做了第一步，创造了一个土壤，真正的艺术还没有开始。接下来要么艺术家进场，要么直接留给土地，变成废墟，然后再重新介入。经过多次、反复的沉淀，艺术家或建筑师本人都能参与进来加速进程。比如，长桌由左龙设计好了，明年交给另一个人，任务还是长桌，但是必须在此基础上二次创作，把它转化成一个新的作品，再生它的意义，甚至可能放大10倍、20倍都有可能，现在确实是才刚刚开始。这就是艺术的开始。
第二点是希望向社会传达“无用之大用”的想法。本来这个地方就没啥大用途，我们只是让它更没用，然后创造更大的意义，这个意义超越了局部的用途。尽管这有点悬，但我认为这是做这件事情的核心。局部价值还在，例如，一些作品被当地村民使用，我们可以制作一个使用手册鼓励他们去破坏性地使用，不要维护，千万不要限制，否则就会沦为城市里标准化的东西，跟农村的需求脱节。我更愿意让村民发挥想象力，比如长桌，让村里的孩子随便怎么用，说不定会超出我们最初的设想。这些用途才是真正的用途，用途也得有学术内涵，得有人来研究这个事，但这可能得到第二或第三阶段才能重新创造出真正的学术价值。
薛峰
我是中国美院的，做了20年的老师。印象里最成功的一次，是有一天校园里突然出现了很多羊，我觉得学校“活”了。张宇星老师已经勾勒了一个公共和可持续性的轮廓，重要的不在于现在的第一步，而在于后续的具体变化和内容推进。过去在美院有下乡实习，在劳动实践中对生活有更深的了解，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的创作。比如左龙的设计，屋檐下的水流到中间来，这些灵感就来自于下乡躲雨的经历，那时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教育，课堂上学到的只是表面。
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三个自然课，大地教育，不仅和文化、文旅局有直接关系，也和教育的概念息息相关。还有更多的概念可以关联，因为教育一直在不断进步，可持续性是个普遍存在的概念。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继续制造内容输出，让它不断地换血，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东西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历史遗留，不能去现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新的文化建设需要在可持续性的具体理念中产生，坐在这里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
在深圳，我们也参与了一些城市项目，有些人想做文化项目，但没有文化意识，用工程意识去计算考量，让我非常愤怒。不过现在我还没那么生气，因为在开始生产内容的时候，很多机制就得发生变化。
龙游这个机制第一轮是容易的，做出来了就容易，没做之前无比艰难。后面要如何输出内容，可能要和更多的人发生你来我往的联系。城里是知识的中心，而龙游输出了城里没有的东西，相互往来才能产生具体的效应。
吴厚挺是个例子，他曾在工作室里艰苦努力了10多年，一直在画平面作品，总觉得出不来。去年他举办了一次展览，开始做立体作品，要是不给他“现场”，他就做不出那么大体量的作品，也发挥不出工作室以外的能力。"汖门"这样的作品，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是大地这个平台给艺术家发挥创造力的机会。你得给他机会，他才能发挥创造性，关在工作室里自动生产是不可能的。
毕蓉蓉（作品：闪光，飞鸟与八朵花瓣），我之前并不知道她擅长声音创作，但她这次请了专家在田野里收集各种声音。声音到处都是，但她做出了声音的轮廓和形象。在上海她没有做过声音创作，只有在龙游，在地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新作品。这些相互联系的事物，只有在两个巴掌相击时才能发出声音，从而记录下具体的声音。
沈少民
我来说几个我的方案，可能对大家能有点启发。
首先是在广州红砖厂的经历。我2014年曾在那里办了个展，展出动物相关的作品。有一天，附近的饭店买了一头牛计划宰杀，但这头牛跑到了我的展区。第二天我的展览要开幕，我就花钱把它买下了，它要回去肯定就没命了，但它现在还活着。我们给这头牛找了个理发师，在它身体两侧染上展览的标题：“这里没有问题”，一面中文，一面英文。每天开馆时，牛会被保安带到院子里绕来绕去，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还上报纸了，很多年轻人也都来和它合影。最后记者还去采访这头牛，都没来采访我。
另一个项目是我向光明区提交的一个方案。他们也想做类似大地艺术的这种公共艺术季。现在各个区都在做公共艺术，很类似，但没什么意义。大一些的比如南海艺术季，也不好复制，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经济实力。所以我建议光明区利用周围环山、草坪和奶牛、羊等动物资源。我提议把羊做成活体雕塑。绵羊毛很厚、腿细头小，可以把毛剪成长方形或其他形状。张宇星老师提议把回音壁做成羊圈之前，我也想过一个方案，可以让动物发出声音，把它变成另一件作品，还利用这个原始场景。我觉得下一届要有延续性，新一批艺术家进场后，如何利用原有作品和空间，创造出新作品。
还有一个方案是关于上海嘉定区的新美术馆。是安藤忠雄设10年前设计的，刚刚才落成。它建在一片稻田前面，展厅很小，但公共空间很大。他们邀请我做一个展览，我给他们提交的方案是我要承包美术馆前面这片稻田，所有作品都从稻田“种”出来，稻杆可以造纸、做纸浆；大米可以制粉；……再往下我就不透露了，
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要思考如何利用当地的材料，将其转化为作品，而不是强行添加外来的元素。如果作品所用的材料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那种感觉会更加贴近自然，更具温暖和感染力，观者也更容易被打动。
刘珩
乡建的艺术项目有两个重要方面要考虑：一是策展的叙事性，二是作品的时间性。“自然的朋友”也奠定了这个基调。时间性在艺术家或建筑师与自然、社区的关系中非常关键。有的建筑师提供概念设计，也有的会比较强调在地，这种双重身份的混合才能够经久不衰。
或许我们应该从两个维度思考时间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社区营造。比如在龙岗，我们的项目就涉及社区改造。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建筑师，创造作品是很容易的，问题在于没人去欣赏，作品和社区有一种精神或生活上的距离，大家很难融入。所以，我在想也许应该反过来，先去营造社区，然后再把作品植入其中。时间性应该如何把握？在农村在城市化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大地艺术展。学术性的批判、未来城市化的红线和现在乡村的和谐之间，也许存在着一些冲突，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把策展的故事性、作品的时间性以及学术上的批判性结合起来，让它们在龙游有所体现，那种持续性的力量就能够冲破限制，达到更深层次的影响。
祝建东
浙江省龙游县委书记
今天听到大家的讨论，有很多启发。张宇星老师谈到了关于无用和有用的问题。尽管中国文人经常说“无用之用是大用”，但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刚才分享的建筑师提到的，这些建筑未来可能会回归自然，被自然所淹没。比如翠光岩，现在是古迹和古道，曾经肯定也非常繁华的，也慢慢被淹没了。
在特定时期，它必须有一定的用途，无用和有用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在乡村建设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城市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困惑，我们的认知或者决策会变成现实的操作。
我们把探索交给年轻人，让年轻人主导策划、打造理想中的空间、产业和社会治理形态，特别是在空间形态和景观艺术方面的探索。我现在也经常去那里，看到小孩子在历史古迹里玩耍，这本身就是一种用途。
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看起来是一种基础科学的事情，但最终还是要用起来，转化为生产力也好，发展和治理的形式也好，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探讨这些装置的使用。
回到最初的说法，从线上的“流量”到线下的“留量”，从”流动“到”留下来“，我们希望留下来的量也会慢慢增加。现在我觉得流量已经开始了，随着流量的增加，留下来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3
新书发布
《平衡即是多》
刘珩 Doreen Heng LIU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主任，
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这本书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我们2010年参与奥迪城市未来国际设计竞赛（AUFA）的整个阶段的研究和设计的集成。10年前，完成这个竞赛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模板。

奥迪城市未来国际设计竞赛(AUFA)于2010年启动，中国策展人由宓带着德国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加特纳(Stylepark AG公司)在珠三角地区做调研。当时正值我们从南沙搬迁到深圳之际，策展团队选择了我和我的团队作为中国的建筑师团队参与这个项目。其他的国际团队还包括了来自瑞士/委内瑞拉的Urban-Think Tank,美国的HY Architects,日本的石上纯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SUPERPOOL,以及印度孟买的CRIT，这让我觉得非常荣幸。这几个团队其实也代表了几大洲。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建筑师每天面对的是具体尺度的项目，这次竞赛的内容是交通基础设施。面对这种城市尺度的大问题，当时作为中国建筑师的我们不理解，这和我们平时面对的空间设计有很大差别。城市尺度上的“大”问题，要求建筑师具有能把所做的研究转化为设计方案，并且能够使方案落地的能力。这也是这次竞赛邀请建筑师的原因之一——研究结果的可落地性。
本书的研究时间周期为2010—2012年，作为研究背景的几个城市，来自地理概念上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片于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有独特性及差异化的城市群，是目前全球发展最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人口及空间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地区是个杂糅的地方，这里的城市虽然有共同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却因为不同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背景，产生出迥异于彼此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给这个地区带来了独特的魅力和无穷的活力。
十多年后，依托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在路上。虽然调研数据已成为过去时，但当年的想法和设计并没褪色，反而更加适时，例如当年畅想的物流模式手机等智能设备的运用等，似乎已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不平衡”的方方面面也依然在变本加厉地持续着。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在多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感交织在一起的当下，人类和地球经历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虚拟信息和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物质存在的认识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瞬间而就的朋友圈、碎片化的知识和只顾及到局部问题或单一环节的解决手段。城市和建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是个需要重新思辨的问题，但无论准备好与否，未来已经到来。未来是多向、相对、灵活而自由的，它隐藏在当下，甚至没有固有和清晰的模样。但讨论它，接受它，并从中寻找在城市和建筑中物质属性的、新的可能性是必要而急迫的。
今天重启此书的出版，也是我们反思这些年来实践的开始，书中所及的问题和内容依然鲜活，也借此机会与同行们分享，并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我们始终保有当年对城市的即时观察和敏锐的思辨力，也始终在研究和设计交叉实践的路上，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刘珩《平衡即是多》前言
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代表参与这个竞赛，源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兼职时启动的“三角四方”计划。我是第一个研究香港以外城市的老师，作为一位设计课老师，“三角四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上的空间出发点。香港、澳门、广州以及深圳，代表了四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空间状态。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很长时间没有具体的建筑设计项目，还是通过教学、研究、论坛，形成我对珠三角在空间、城市化形成的现状，以及它带来的未来问题的研究。
我本身出生在珠三角地区，有家园的感觉，因此对”三角四方“的地域性感兴趣。这些研究同时是我到北方，到西方去读书缺失的这十多年，再回到珠三角的思考。希望能够奠定我未来实践的方向。
项目开始时，我们选择了四个位于珠三角东岸的城市，并把澳门换成了东莞，因为东莞代表了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个起点——全球化。东莞是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先行者，是”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的起源地，当时我们邀请了一些一线工作人员进行采访。
我们对四个地区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式，去理解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给产业带来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了人口构成的区别。这种区别怀有对未来期待的诉说，我们希望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经过田野调查，我们更相信数据能够支撑对湾区各个城市现状的理解，所以采用了新的工作方法——大数据分析。
当时研究的大框架基于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珠三角？我们现在在哪里？基础设施在城市化里扮演什么角色？目前所处地域以及时期的问题是什么？发展愿景是什么？
滑动欣赏
研究的起始点落在了鸦片战争时期。基于当时珠三角的新型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船运，到最后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跟地方经济有很大的关联性。基础设施的迭代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奠定了一个关键的研究基础。
所有的数据被整合后，最终落在这几个范畴内。一是人口。香港的固定人口远远大于流动人口。深圳、东莞的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反差是最大的，广州相对比较好。人口其实跟GDP的增长是有关联的，体现在对于土地的消费。农业用地、建设用地、每个居民对基础设施的占比，决定了我们对一个城市基础设施是否健全的判断。
我们对大区域的判断最后落到深圳。我们选取了富士康和华强北，基于它们形成了对产业迭代的研究。回归到空间，随着产业的发展，华强北破除自身的围合，打开边界，开始慢慢和城市融合，形成了超越产业本身的复合性的存在。
我们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由于产业的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生产用地、建设用地的急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占比越来越高。它的代价是生态用地和农田的比率一直在下降。过去经济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天、人还是很和谐的。经过三十年经济的快速膨胀，其他的社会关系和自然都在缩小。原有的基础设施无法支撑日益膨胀的经济体，而基础设施仍在不断发展。
我们开始思考：未来还在不断膨胀的同时，在有限的空间里怎样能更有尊严地生存？建筑师都知道密斯·凡德罗写过 less is more，少就是多。
中国社会里，前人也总结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结论，就是天人合一。在我看来天人合一就是平衡，只要平衡，就能获得一种永恒。
经过研究，我们进入了设计阶段：怎样获得新空间？空间的重要性该如何重新排序？中国文字对其有恰当的解释。就从”困“来说，困字是有生命的体，它一框起来就变得复杂、不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左上角和底部的口，它就会变成“闲”字，生命又有了新的出口。古人的文字是不是对现在城市的反映？这些字放在深圳的地域里，跟空间又是什么关系？
道路空间占据了深圳20~25%的面积，红色的部分是交通基础设施所占的面积，经过强势的划分之后，所有生命体设想中的公共生活，都变为画地为牢的状态。
如何打开这种封闭，找到一个出口，让生命有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我们把硬直的线打开，道路是不是有共栖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实现人车分流，未来的马路空间是否能还给动物、植物和人？还有什么空间可以选择性让步？或许物流可以实现。
城市未来的物流通过地下承接，以智能终端作为媒介，地面归还给人、动物、植物。
经过对城市剖面的研究，还有一层可能性，让物流能够流动起来。
关于2030年，我们有图中的畅想：位于地下的、犹如机场传送带的物流红线与交通设施并存。它能够联通城市各个人为空间，再将人们输送到所需要的地方。10年后地上会重新出现空置的空间，我们该如何去使用？2030年，不仅人能够利用这些空间，动物、植物都可以。
这个想象最后以这个模型的形式展出，选址是深圳市民中心那块地。我们对地下的物流空间做了可能性研究，地上空间不变，任何事物都可以使用。通过这次竞赛，我终于能把地域的、基础设施的大问题，落到城市的具体设计上，为我能实现思维的转换提供了实践的路径。
我对珠三角的研究始于库哈斯的《大跃进》。我回到中国那几年，是基于他的批判建立起对珠三角的认识，他是以外来人、存在即合理的角度去介入珠三角的研究。
作为珠三角的本地人，我更多是从家园、生存的状态去思考地域发展跟人之间的和谐。当年我跟库哈斯有一场关于珠三角未来的对话。而如今他放弃了城市，走向了乡村，这也是这几年发展的问题。库哈斯的论述只是说明了珠三角的现状，让它获得全球的关注。但对于本地人，应该要考虑真实的未来。所以我想借这次的新书发布，告别库哈斯时代的珠三角，走向一个也许不确定的、新的大湾区的未来。
通过这次研究，我体会到西方人在教育方面如何去跨界、打破建筑的壁垒，把所有的资源实时掌握在手中，作为建筑师有能力把它转化成真实的项目。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研究能力的提升，其实与奥迪城市未来国际设计竞赛的研究息息相关，这种能力也在我们这几年不断获得的落地项目中慢慢显现。
**图片来源于讲者PPT，以及《平衡即是多》（刘珩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 出版）
4
圆桌讨论
01
从乡村到城市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
《打边炉》创办人，主编
乡村和城市没办法分开讨论，甚至应该通过城市看待乡村的问题，在乡村审视城市所出现的问题。我想讨论这样一系列问题：
1. 关于城乡关系。基于对城市的理解，我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乡村？比如，那里的人到底有怎样不同的习惯和诉求？和城市有什么不同？乡村对都市人来说，是怎样的社会和空间？
2. 关于经验借用。过去40年中，我们在城市的经验和实践如何反馈给乡村？我们在城市中学到的教训和反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挪用到乡村？我们应该如何带着自己的失败经验去乡村从事实践，应该自信满满，还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3. 关于操作方式。乡村的公共生活如何通过建设激发出来？他们又该如何在乡村项目中拥有发声的机会？我们该如何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建立良性的关系，具体的形式是什么？
丁宁
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与特种机器人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教育厅粤港澳高校城市运维特种机器人联合实验室主任
我来说说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生产方式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形态，传统的农村是农业经济的自然散落，以农场或是小家庭的生产方式出现。到了城市化时期，我们所期待的农村，我个人觉得是西方的田园大农场。它的基础是相对较高的物资生活水平，合理的供给。以往的农村和现在的新风农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阶段结果。西方现在表现出来的、让人向往的农村状态，是基于全球化和剥削第三世界构建起的资源聚集。真正农业经济支撑下的、自然产生的农村状态，是物资非常匮乏的状态。

城市也不存在失败的问题。城镇化是因为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叫作人力密集型，资源进一步集约化，形成不同的空间，这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加快物流物资的过程。从密集型制造方式为主，转变到以信息化生产为主的高效生产方式，空间形态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不存在哪种形态是对的或是失败的，主要是快慢的区别。
张宇星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趣城工作室 (ARCity Office) 创始人，主持设计师
我从刘珩老师这本书说起。这本书基于奥迪的国际竞赛，奥迪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商，它为什么要让建筑师来研究城市？这一点就很有意思。
第一，城市是由规划师、建筑师来建的，但奥迪很有远见，它知道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的构型，未来的交通与之紧密关联，如果将来城市不需要汽车了，奥迪不就失业了吗？第二，让建筑师来研究，因为建筑师是城市的最小化单元的建构者，这个单元跟基础设施紧密关联。现代主义城市起源于交通工具和建筑单元，比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就聚焦这两点。现代主义城市就是建筑盒子和汽车盒子的结合，发展形成了现代主义城市的巨大系统。其中任何一个改变，都可能引起城市重构，未来城市源于这两者，所以跟建筑师有关。新能源汽车的巨大影响也跟这两个盒子有关。
来继续说乡村问题，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实现百分百的城市化，某种意义上，农业已经消失了。在中国现有的强大物流和信息化体系下，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作为独立的、相对于城市的生产、消费和生活单元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现在所说的乡村已经成为城市的休闲地。
当然它作为生产的功能，跟工厂没区别，只是生产蔬菜粮食。它已经全部纳入全球化的物流资本和信息化体系。基于这个观念，会发现刘珩老师也很有远见。她说的”从困到闲“的这个闲，可以理解为乡村已经被变成城市的休闲地。
如果今天还局限于以前的城乡二元论来讨论乡村和城市，永远找不到答案。乡村就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必须是以前的农民。现在的农民跟工人是一回事，用的全是机械化设备，比生产车间可能还更先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研究未来城市，特别是像库哈斯早期研究珠三角，更多还是以西方猎奇的眼光。珠三角很多奇特的现象西方没有过，因为那时西方没有像珠三角这么高密度的生产和物流、农业和生产的高度混合。
当时和刘珩老师一起参与这个话题，是设想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她提出：平衡即是多。站在更大的区域范围里，农业和城市已经高度混合的状态下，重构整个物流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农业和城市的空间关系，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状态。
刘珩老师这本书里有一篇我的文章叫《糊状城市》，我想象的城市跟浆糊一样，城乡没有边界，超级总部隔壁就是农田，顺德、佛山、东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态，这可能是未来城市的普遍情况。
这种状态下，未来的交通工具挺有意思。如果没有互联网，城市的拥堵会非常严重，因为买任何东西都要上街。现在全部通过快递小哥的物流体系，化解了城市的交通问题。这本书看起来有很多碎片信息，其实观点还是特别超前。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艺术家李燎的工作方式是真实体验，他按照快递小哥的方式去理解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作品《劳动者》），甚至去理解富士康的工人和工厂、城市的关系（作品《消费》）。人在这当中如何被资本主义和强权算法所控制，如何成为城市的受迫者，请李燎来谈谈你的看法。
李燎
艺术家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城市实践对于乡村的意义是什么。丁宁老师说到乡村用的词是“农村”，我很赞成，因为乡村还是比较诗意和文艺的表达，农村是站在生产关系上的表达。在本质上这两种场域产生了对话，在当下的生产关系中，一直没变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关系。

农村里被剥夺土地的人成为流民，进入到城市进行工业化生产必然会造成资源的不对等，引发各方的不平衡。我们一直有种假想，就是城市实践对农村会有什么样的指导。根本问题就在于立足错的基础，以自我为中心。把两者割裂开，指导乡村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文明，还会对农民说：“你是这里的主人”，但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化上、地域上的自主权，他们仍然活在各种现代化的制约之下。
今天谈论的是城市化的臃肿扩大，它也来源于市场关系造成的分工。人有分工，城市也有，这种分工会加剧人的集中，形成城市形态，城市生活本身会出现各种问题。大家没办法在当下以最根本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不停地打补丁，无非是谁的手法高明一点。在我看来，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让所有人都接受更多教育，意识到哪些东西是本质，哪些东西是欲望。
但当下的生产逻辑和消费社会又提高大家的消费欲望去支撑庞大的生产。这就矛盾了，到底是让所有人产生更多的欲望去消费，还是让人们觉得回到西部老家过很闲适的生活就够了？这个本质的问题来源于社会的运行逻辑，而不仅仅是城市跟农村的问题。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过去的经验在乡村可能很难使用，在乡村实践也是非常危险的。我最近去台湾看到一个小细节非常受触动。台湾的乡村也有很多破败的房子，很多农田也被荒废。但基础设施跟城市差别不大。在完善的基础设施之上，划分宅基地可售。这种方式让我觉得它更相信自下而上的建造，让村民参与到自发的实践当中，每栋房子才能不一样。
朱荣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深圳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由于生产方式的差异，城和乡是两种文明。城市是欲望的城市，它对时间的定义和乡村不一样。城市的生产没有时间概念，讲究效率和开放，把每一分每一秒都拿来生产，不睡觉三班倒。而乡村有四季，必须遵循春夏秋冬的循环，只能春种秋收，循环往复。它的文明是根据生产方式和对时间的定义所产生的。
这几年推行的乡村振兴规划，就是用城市人的观点去对乡村做破坏。从工业文明开始进入中国，乡村就因为低效而一直受到迫害。每一次所谓的介入，都是对乡村文明的不尊重。虽然从城市文明来看，会觉得乡村文明很落后，由此孕育的人的行为也显得特别落后。那是因为我们不加思索地以城市的速度要求乡村的结果。
通过城乡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乡村规模那么大，乡村社会的土壤那么厚，谁都替代不了谁，谁也不能说谁不好。乡村社会对城市的理解，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状况，他们真搞不懂城市人在干什么。2005年做福田城中村时，村干部告诉我们：“我们不懂你们，我们只相信土地。”用城市人的标准去看乡村，乡村就会成为附庸。恰恰不应该这样，要站在乡村社会的规律、趋势和特点上，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对。
张宇星刚才讲的我也同意，从乡村的角度来看，城市也是乡村。城乡之间有协作的关系，但不是融合，是“异合”，是不同的东西合到一起。我们的惯用语“深港融合”也是一样有问题，我觉得取长补短才有意义。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朱老师说到的“城乡异合”非常有当代性。现在的乡村建设是用城市的手法在乡村实践，把乡村建得像城市，甚至会把城市里不要的东西投放到乡村。我欣赏的方式是把城市还没有的、城市人都觉得很好的东西设置在乡村，这样的乡村建设才会给人更多的惊喜。
02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在10年前，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和东莞都是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现在香港面临大量人口外流的问题，金融中心的位置也受到影响；广州深圳也有自身的问题。从那个狂飙突进的时期过渡到今天，大家对未来的畅想也随之变化。刚才张宇星老师在解释乡村的消失时，提到了基础设施、物流的影响；对珠三角来说，高铁也很重要，这也是基础设施带来的冲击，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我想请大家从这个角度聊一聊。
周颖
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先谈一下“平衡”这个大的框架，平衡的背面是膨胀性的变化，特别是在珠三角或者大湾区，刘珩老师参加的这个奥迪竞赛竞赛的要求是从大尺度来看建筑。刘珩的研究也是从基础设施、大尺度来看很多人文的问题，刚才的谈论也在说实践和研究的关系，这本书可以看作批判性的基础设施研究。一般的研究学者会把基础设施看为硬件，用这个框架看到很多软件的、人文的、社会的演变问题，而且通过建筑师的视角想到未来的城市，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

自2017年，珠三角被大湾区这个词汇代替了。这个变化，也可以说是品牌上的演变。从书里可以看到很多基础设施的连接，人文的连接都有了，所以不管怎么去叫它，经济、文化上各种连接一直是存在的。
朱荣远
第一次接触“平衡即是多”这个概念是2015年双年展，刘珩当时负责的展览板块叫“珠三角2.0”，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珠三角进行了想象。谈论平衡是因为它失衡了。基于当时对珠三角和深圳的研究和解剖，得出观点：从人、时间、空间三个要素的关系来看，深圳不是一个大城市，而是若干个大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群。如果“平衡”是把深圳当做一个大城市的话，我们要提出的就是深圳不是一个大城市，为什么这么说？
拿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来举例，如果我们以福田中心区为最高标准，那龙岗、宝安、坪山也要具备福田中心区的标准吗？还是说要有不同的层级，比如市级和区级？公共服务就出现了某种时间的障碍，即“时间墙”，当超过某个时间的时候，生命的附加值是降低的。从2007年深圳的城市状况、人口布局以及土地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不能以单一的中心去决定深圳未来作为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内容。这种失衡就是把一个大城市变成了若干个大城市的概念，破坏了原来的平衡。我们希望人们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好的服务。因此深圳就不是大城市。如果这个认知能实现，那所有道路系统的配置方式就要改变，比如龙岗和福田之间的地铁三号线应该改为铁路，而不是30多个站的地铁。如果把它们当作两个城市，城市之间就应该是快线，几个站就把两个城市的关系建立起来。龙岗区、坪山区内部再去建立自己的循环系统。现在很显然不是这样，因此基础设施就带来了失衡。改变的方式是从结构，也就是其主要构成部分——基础设施开始。
同理，珠三角也不应该是11个城市，基于人的文明状态，需要更多的城市。只有分裂成合适的公共服务单元，珠三角或者大湾区的城市文明水准才会整体提高，而不会出现资源挤压。
改变平衡还有社会学的意义，人心理因素的平衡、失落感的平衡。比如深圳过去有个地方叫二线关，分离的是特区内外，背后是土地带来的心理差，这种平衡怎么去解决？如果平衡特区内外，意味着深圳所有人的心理状况都是一样的，用公共服务水准的平衡来看，深圳需要做更多事情去解决社会的快速进步带来的差异。
03
从困到闲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刘老师书中所提到的”困和闲“，在当代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有好的基础设施，有便利的交通，但人并不一定会有更多闲暇，反而频频出现精神疾病，因为那些时间并不被人们所支配。打边炉之前的一篇文章，认为科技园就像监狱、奴隶社会，每个人在这当中没有自己的时间。深圳康宁医院的床位是非常紧张的，很多人遭遇到失败，精神出问题的时候，就会躲进梧桐山。所以我想说，哪怕有很好的基础设施，但大家没办法闲下来，还是按照惯性不断运转，消耗掉所有能量之后，人会在什么地方？
刘珩
《平衡即是多》作者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设计实验室主任，南沙原创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未来是不是会”更好“，其实是打引号的。关于新书，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10年前库哈斯的“广普城市”是珠三角1.0版，大湾区会不会是它的2.0版？珠三角这个说法表现了一种空间的唯一性，因此它也滋生了唯一的文化。而大湾区不是唯一的，世界上还有好几个湾区，这个名字背后是一种膨胀的野心。
第二，平衡即是多。中国文化总有要同时完成很多事的强烈欲望，事事叠加的时候该怎样才能获得更多？只能平衡，所以我说平衡即是多。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欲望的叠加？还是要做革命性的、结构性的改变？
第三是理想城市概念的提出。平衡即是多的1.0版，讨论的是城市人因为厌恶城市，而到乡村去寻找另一种平衡。但有没有可能在享受城市日常生活的同时，还能享受田园牧歌的休闲？这也是我们在《平衡即是多》的设计研究里最后想象的状态。我们既希望能够有非常decent（像样的）生活空间，也有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
我和钟刚老师最近一起参加了南山的半马，比赛期间有局部封路的时段，开车的市民就觉得跑马拉松的人占用了机动车道，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这种空间的竞争用什么机制去取得平衡和和谐？这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城市决策者、规划者的问题？这是不是就是未来的问题？我们10年前在研究的事情，10年后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激进了。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寻求新的平衡，新的平衡的点在什么地方？
朱荣远
“困”来自过去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和定义。深圳蛇口喊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相当于打了个炸雷，一下把天给劈开了——原来时间和金钱是划等号的。十几年前，规划局有一个处长讲：“深圳有休闲的设施，但是没有休闲的人群。”如今从贫穷到温饱，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深圳对时间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不只是金钱了，这是深圳文化和文明的进步。
刚提到的跑马拉松，就是解困的一种方法，用体力输出去化解心理和健康问题，人要活得更长，用生命的方式去重新定义时间。
对深圳而言，困依旧还有，但是形式和40年前不一样。今天的闲也没那么简单，不是躺平，是用更多时间去做对生命有意义的事情，而不只是赚钱。
李燎
我冲着赚钱说一下。在分析问题时纵向地去看有哪些问题可以提出来，很容易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事物一直都是螺旋上升状态，有可能到了一个点，虽然跟前面的某个地方看着相似，但已经在不同的维度了。有数据证实，以前，在社会生产只是为了生产本身，而不是为了交易的时候，人受到的苦难会少很多。社会一旦变成以交易为先，人受到的剥削、困苦就会越来越多。
自古以来的人类社会，有过虽不发达，但人活得相对自主的时代。现在重提，不是说我们要回到远古的状态，而是说在生产力爆发的情况下，终有一天会覆盖掉所有的生产资料。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到，我们还在螺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调整架构，进行更好的配比，向着更舒适的方向，这可能是城市值得讨论的话题。
04
从人工智能到人的危机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我们对眼前是很冷漠的，反而是对于算法的推送会有更高的热情，更浓的连接度。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差异越来越小，我们最终都被算法所控制，差异性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在社会中越来越工具化了，人如何去争取自主性？或者说争取一种“闲”？想请人工智能的专家丁宁老师来进行一些回应。
丁宁
建筑领域和城市化相关的从业人员，对现在制造出来的城市，或多或少都不太满意。但城市化的状态还是会进一步聚集与加强，背后的推动力是不可逆转的，就算不满意往前滚动的车轮，但背后的推动力还是会一直存在。
为什么要城镇化？为什么要城市化？因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聚集、驾驭能量和材料，来获得下一个量级的对能量的驾驭。为什么要去不可遏制地掌握这么大的能量量级？是因为生产效率还没有达到所有人最满意的状态。中间的状态不管好坏，都是不可遏制的，最好的方式还是接受它。
我们现在虽然说被算法控制，但它毕竟还是提供了便利。我们自己所谓觉得好的东西，也是算法，也是社会化的策略。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艺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街上不允许丢垃圾。如果用技术的方法解决：在街上全部装上摄像头，跟踪每个人的行为，一丢垃圾就冲出一个机器人把你抓住；如果用文化或者风俗习惯的方式：所有人都约好丢垃圾是不文明的，逮住你也不能拿你怎么办，只能一起鄙视你。用这种方式来牵引每个智能个体，是更优的解决思路，投入相对较小，所以和算法或者技术对立的那些东西，其实也都是算法。再下一步，算法可能会更人性化，让人感受不到被固化的、不自由的感觉。中间阶段或多或少会有点不舒服，忍忍也就过去了。
大模型的技术会让你感受到城镇化真正的好处，以往的方法，比如说乡村的方法也有好的地方，好在特定场景起到的优化结果让人觉得舒服。但换一种场景它就不合理了，应该被淘汰。比如说古文优美，但效率太低，不得不用更好、更快的方式去取代它。核心的问题是现在的生产供给还达不到所有的人的需求总和，还需要一些很长的时间。
张宇星
现在中国人其实挺痛苦的。一方面是对现代主义城市的痛苦。我认为我们没必要站在特别反对的程度，好像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问题。恰恰相反，我们能坐在这那么开心地聊天，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走到今天提供了那么多便利。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的“困”，远不及给我们提供的钱的和便利。只是我们应该更往前看，我们有更高的追求。我不认为中国今天已经完成现代主义城市的进程，跟西方比至少还要补几十年课。
另一方面，中国人当下又面临一个新危机，就是大模型，chatGPT，这些是西方人同样面对的。我原来对这些不是特别理解，但有一篇文章这样解释：大模型里就两份文件，一份压缩文件，一份代码程序文件。
压缩文件是什么呢？比如我跟踪全球的艺术家，然后全部算一遍，需要很大算力、很长时间，得出一个所有艺术家的行为数据模型，算出来以后压缩成一个数据包，就掌握了艺术家的观念思维方法，成为一个超级艺术家。再经过训练，它就能模仿所需的艺术家。算法核心就是解决压缩问题，再加上训练不断修正。
通过算法把数据量压缩后，再进行程序代码展示。人的总结速度没有机器快，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一旦推广，人类百分百农村化，我们所有人都是乡村人，城市没有意义了，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天天交流，其实等同于芯片。过往城市比乡村牛，就是因为乡村没有算力。未来就不是在讨论城市化的问题了，是讨论人类和机器的问题。后人类时代已经来临了。
丁宁
本来是讨论跟城市的关系，后来说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现在说得这么恐惧。刚才张宇星老师讲的人工智能好像处于不可控的状态。这其实还是站在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从更大尺度，比如意识载体的角度，人迟早被替代，接受这个过程就行了。
如果人工智能是真智能，下一个阶段也会衍生出缺陷或负面的东西，比如遗忘。人不想忘记事情，但这也是一种机制，忘掉以前的东西，才会有新知识进来。人不会无限制地个体重复，会有新的可能性出现。
从个体的角度讲，活得时间越长，所驾驭的信息量和能量就越大，大到超出体系承载的能力，到了刚开始知道怎么回事，就基本上要走人了，这是一种合理的机制。如果是真智能，它也会用这种机制来驾驭节奏，也会引申出个人的判断，遗忘机制和死亡机制，甚至是这种多样性造成的不完美状态。
周颖
为什么叫人工智能而不叫工业智能？因为最后chatGPT或者midjourney，它们学的还是我们人做的东西。至少我们活着的时候，我认为艺术家们，特别是好的艺术家，还没有那么容易被取代。因为我们太奇怪了，至少我有这种信念，但这也意味着社会会被分化。也许10%的人会更加特别，剩下的人就更容易被取代。这让我想到困和闲的概念，每个社会都有“闲人”，也有“困人”，平衡对人类的社会很重要，但从古到今从没有平衡过。文艺复兴后，很多知识分子都想过这个问题，怎么让社会更加平衡，但让大家都一样不是平衡，而是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后的结果是平均化的。它预测你下一句话的方式，是从你之前所说过的话里挑选学习，就像小孩模仿大人讲话。
随着生活的发展，怎么能让大家都拥有80%的闲时、20%的困时，而不是有些人100%的闲，有些人100%的困。数据化的意义就是让数据告诉我们怎样的分布对于城市来说才是合理的。
钟刚
圆桌讨论主持人 
由刘珩老师这本书，我们发散讨论了很多，由城乡问题讨论到人的危机，在这当中有很多的话题点可以持续展开。这本书的结构有一种复杂性，还有一种时差感，给当下很多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和反思。
文字整理：李玺、刘媛卉
编校：王婉琳
排版：张婉琳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