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孔子有一句话，千古流传，记录在《论语·卫灵公》篇中：
有教无类。
其意是，不分贵贱、贤愚，无论处于什么阶级，任何孩子和成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
孔子之所以伟大，首先就在于，这一理念，远远超过100年后的秦国商鞅。
（图源：青驿网@haruxu，版权所有）
商鞅为了帮助秦国王室变法图强，在《商君书》中提出了「连坐」制度，要求：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其目的是使下层民众，哪怕是家人之间，也互相监督，一人违反律令，则全家被株连，将一个群体捆绑在一起，大大减轻了封建统治者的汲取资源难度。
随着历史的年轮，走过了1978年，开始沐浴现代化法治阳光的我们，从根子上驱散了「连坐」思维在任何生产、生活、资源分配等角落里的阴影。
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和「就近入学」分配制度的实施，保障了「有教无类」理念从空中的第一次落地，「就近入学」分配制度也排除了户籍、房产之外其他所有社会条件对孩子入学选择的干扰。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会打我们的脸，让我们觉得，今人还不如2574年前的孔夫子。

2
该县将义务教育入学分配与量化积分挂钩，以后还会根据县实际情况，逐步将医疗卫生、文化旅游、金融服务、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资源纳入新市民积分管理服务内容。
也就是说，孩子能否读书、到哪所学校读书，除了看户籍、房产、社保之外，还要考察新市民父母的信用积分。
县里能够掌握的总分是200分，包含创业情况、投资纳税、发明创造、公益服务、人才引进、表彰奖励等加分情况，以及违法犯罪等减分情况。
特别地，新市民父母如果：
在该县参加无偿献血，每献血100ml，可得2分，最高限30分；
在该县参加造血干细胞采样，每次可得10分，捐献1次可得30分；
向该县慈善机构捐赠，每满1000元，可得2分，最高限20分；


在该县5年内有违法、犯罪记录，将减分。
当孩子要入读公立小学时候，父母的信用积分，就要开始发挥排名、筛选的作用了。
父母积分高的，孩子往前排；
父母积分低的，孩子往后排。
积分低的父母，孩子要么等着被安排进地段远、学分落后的学校，要么可能无法入学。
所以，孩子该在哪里读哪所学校，完全由父母的所作所为来决定。

可无论是投资纳税、献血公益、慈善捐赠中的哪一项事项，孩子能够决定父母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有时间去参与吗？
如果父母身体抱恙，本身就羸弱不堪，或者有血液类疾病，导致不适合献血，那么孩子就一开始就落后了；
如果父母无意之中违反了交通规则，已经按照交规缴纳了罚款、扣了交通分数，那也要连累孩子；
如果父母工作能力欠缺，家徒四壁，养家糊口已经很艰难了，根本没有余钱去做慈善捐赠，那么孩子也跟着抬不起头，自觉往后躲闪……
甚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少部分孩子已经成为了孤儿，父母都不健在，难道连参与选校、排名的资格都会失去吗？
再设想一种极端情况：父亲一方不负责任，背负了刑事责任，身在牢狱之中，而母亲改嫁，孩子成为了事实上的孤儿，那上一辈的污点，孩子刚要从懵懂状态接受启蒙教育时，就成为蒙住眼睛、大脑的黑色幕布，继而从孩子起跑线开始，成为背上卸不掉的枷锁？
我们倒是想问一句：这其中有哪一项，是孩子自身能决定的吗？
如果不是小学适龄阶段的孩子能够决定的，那凭什么，由别人的所作所为，来决定自己该不该上学、去哪里上学，哪怕别人被指定是父母？
这些懵懂无辜的孩子，何错之有？生来就要被排号轮座，沦为最后一档的位次。

我们倒是要反问一下，现在到底是不是处于9年义务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孩子充分享有法治保障的2023年？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即使父母不是当地户籍，但是只要在当地工作或者居住，孩子就应该具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让孩子“就近入学”，本来就是地方执政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即便是随迁子女也不应该例外。
这种责任，并不止于“可然”，而应该是一种兜底性的公共服务，即应该优先让孩子们有学上。
地方上的任何制度创新、方法创新，都不能离开这个法律前提。
如果父母买不起、租不起核心区的房子，只能租住在郊区，或者厂房附近，那孩子确实应该就近入学。

如果父母工作/居住在核心区、好学校附近，那同样应该就近入学，不应该被设置其他门槛和条件。

如果同地段的生源过多，学位供小于求，导致无法安排本地段的所有适龄儿童，那也应该从孩子本身的条件来筛选，或者电脑随机抽签派位，而不应该往上追溯至他们根本无法决定、控制的父母。

小学学位比浙江省该县更加紧张的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已经做出了示范。
就近入学、全区分配、大学区制、名额到校、电脑抽签……
一律排除了父母在社会上的作为带来的影响，比如：纳税多少、是否引进人才、是否公益献血、是否当过国际赛事的志愿者、是否违法和犯罪、是否疫情期间阳性过……

3
我们回过头来想，如果一项公益事业的开展，不是依赖于潜在参与者的自觉、自愿，而是带有强迫性质，实施的不是对参与者的奖赏（这种奖赏不能剥夺其他人的正常权利），而是对不参加者的惩罚，那就不能冠以公益的名义，而成为强制摊派的任务了。
如果在身体合适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献血，利国利民利己，献血者和家人未来有一天需要用血时，还可以优先享受。
如果捐赠是用于慈善，不带有其他目的，那么既不损害捐赠者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有利于他人、社会，功德无量。

一旦被强制摊派，这还是公益事业，是利己、利人、利社会的正和模式吗？
恐怕成为零和游戏了。
同样的道理，
新市民的信用积分制度，应该用来对高积分者颁发奖赏、且不伤害其他人的固有权利，而不应该用来对低积分者施加惩罚。
比如，对高积分者：
颁布“荣誉市民”称号；
创业时享受更多地方税收减免优惠；
购车时选择牌照有优先权；
赠送公益基础设施的门票：图书馆、少年宫、音乐馆、电影院，等。
这都将成为良政、善政。
如果积分制度的目的，是用来对低积分者施加惩罚，尤其是对无关积分的孩子入学资格的惩罚，那就是懒政、惰政，甚至是可能造成悲剧的恶政。
这些年，我们在全国各地，见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规定，直到习以为常：

当房子不好卖时，把房产证和孩子的入学资格挂钩；
当城乡居民医保缺人缴时，把医保和孩子进入学校挂钩；
当城镇化指标完不成要减少农村户时，把父母是否进城和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挂钩；

当注射疫苗的考核指标完不成时，发动孩子回家里，给父母施压，今晚拿不到父母的注射证明明天就不能去上学；

当血站的血源不足、公益事业难以推广时，将献血和孩子入读公立学校的资格排名挂钩……
在将老百姓当做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压力也有诉求、能赚钱也想花钱、既承担天大的责任也渴望有丁点权利的人，就没办法以奖赏的方式来推动他们为地方财政、为地方税收、为地方政绩，来做贡献了。
难不成，只有把无数的他和她，当成有孩子、有软肋的父母时，才有办法用惩罚孩子的方式来拿捏、驱使他们吗？
怪不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再也不愿意生育下一代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成为了凭人拿捏的软肋。
我们当然不能一味地怪责当代的年轻夫妻。
而更应该反思，是否为年轻夫妻一代，提供了足够的良政、善政、温暖平和的大环境，来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释放出父爱、母亲，陪伴孩子体验人之完整。
有些年轻人说：我这辈子已经成为了软肋，不希望下一代再成为软肋。

这种心理诉求，不算过分。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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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变迁、P2P网贷、瑞幸咖啡造假、长租公寓爆雷、中国银行「原油宝」、蚂蚁集团IPO、恒大爆雷……地产巨头刀尖起舞、互联网寡头纵横捭阖、资本人物掀起权谋大戏，在明哥笔下，纤毫毕现，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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