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笼罩的生活已经过去半年多，但看到街道上曾经的蓝色围挡还未拆除，众多高校、小区、办公区的门禁也并未放松，不禁对城市的复苏有些失望。报复性的消费狂欢可以给一个城市带来短暂的高潮，但潮水退去，回归日常生活的细微和本真之处，城市还剩下哪些无可替代的魅力？当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取代人们在城市中的公共生活，带来城市无法企及的便利与快感，城市的公共性又意味着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3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流动的公共”为题，邀请了65位城市、建筑及人文领域的代表对5个子奖项进行提名，又由10位专家组成的初审团进行投票，经由7位终审团评委实地考察，最终得出本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整个过程历时6个月之久，引起了业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希望发现具有生命力的公共空间和领域，为城市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做出贡献。
2023年10月26日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盛典在成都举行，全球知识雷锋受邀来到成都一起见证人文城市奖的诞生。作为主流媒体举行的城市建筑议题盛会，集结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下午的论坛中，电影研究者戴锦华、建筑师张永和、哲学家汪民安、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当代建筑及城市评论家周榕、人类学家项飙、音乐人小河，从自身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观察视角出发，探讨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性。晚上的颁奖典礼中人文城市奖最终揭晓，深圳金威啤酒厂改造项目获得公共空间奖，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获得建筑贡献奖，南京小西湖街区获得社区营造奖，“福道”——福州城市森林步道获得生态友好奖，艺术在樵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2022获得城市创新奖。成都猛追湾城市更新获得组委会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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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和颁奖典礼中，“人文”“公共”“多样性”“激活”“流动性”等词汇密集地涌现，让我逐渐迷失在“人文”的汪洋之中，沉醉在词藻和图像编织的城市物语中。直到第二天坐上离开成都、返回北京的飞机，才缓过神来：欣赏了这么多“人文城市”的典范，不如来来谈谈“人文”的对立面，怎样的城市是不人文、不公共的？城市是怎样变得对人越来越不友好的？
疫情前的某一年，我在上海外滩散步，宜人的晚风和舒适的温度让我产生了就地躺下片刻的冲动。于是我找到一处环状长椅，刚躺下几秒，就听到“女士，这里不允许躺下”的礼貌提醒，我猛然睁开眼睛，看到一位安保人员站在身旁。我连忙道歉起身然后逃离了这个尴尬的地方。
同样的，在22年中旬，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一个小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多层环形条带状的艺术装置，名为“Please Be Seated”，起伏条带的低处，刚好是适合一个人躺卧的形状，不同圆圈之间的人还能产生目光的交流。我正在心中感叹“不愧是北京最潮的地方”时，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女士，这里不允许躺”。确实，这个装置的名字叫“请就坐”，言外之意也许就是，“请注意形象，不要在公共场合肆无忌惮地躺下”。
©Julius-Christian Schreiner
2018年，德国摄影师朱利叶斯-克里斯蒂安·施赖纳（Julius-Christian Schreiner）发表了一组名为“无声的行为”（Silent agents）的摄影作品，展示了一些散落在城市公共空间的细节，比如公共长椅上防止人躺下而加装的扶手，阻止无家可归的人在墙角、檐下和桥下睡觉而铺设的水泥锥、石头或其他构筑物，防止滑板少年占领而在扶手、座椅、楼梯等光滑表面增设的突起物，防止人们胡乱将自行车锁在街头电线杆而安置在电线杆底部的金属罩，禁止人们翻越或坐于低矮水泥墙上而安装的金属网等等……其中有的可能是设计者的无心之举，但那些荆棘状的、尖锐的突起，丝毫不遮掩对徘徊者的敌意，用鲜明的形式呵斥靠近的人赶快离开。

防流浪汉装置，左图：中国广州，右图：英国，布里斯托尔
在维基百科中，专门有一个“敌意建筑”（hostile architecture）的词条，将这类设计描述成一种用来引导或限制使用者行为的“城市设计策略”，并将这些设计分门别类：防止露营、防止躺卧，栅栏、尖刺或凸起、摄像头、喷水器……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埃丁（Fredrik Edin）在2017年出版的书中，用“排他性设计”（ Exclusionary Design ）来描述这种城市现象。他认为城市在用各种手段排斥着无家可归的人、穷人、乞讨者等等，同时，也排斥着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群体。他还提到，除了这种五花八门的排他设计，最常见的驱逐城市中“不体面的人”的方式是：拆除。拆除那些城市“藏污纳垢”的角落和经常被这类人群使用的公共设施，用崭新的、光鲜的、秩序森严的新空间彻底取而代之。而排他性设计的背后，是遮掩问题和转移矛盾，将真正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暂时排除于视线之外。
城市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身处其中的人“Behave yourself”，做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体面人，并用各种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强化着这种规训。疫情时期的隔离与封闭，把本来就存在不友好面孔的城市推上了高峰。曾经，城市可能只是对非主流的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不友好；后来，居民所有的合理需求都被“异质化”了，只有极具必要性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如今，我们怀着一颗不安又迫切的心，来重新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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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城市一直是文明的标志，寄托着人们关于政治治理、社会体系、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理想。无论是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还是《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都有秩序井然、层次分明的构想。谈到理想城市，多数人可能想到《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祥和之景，也可能想到万物互联、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未来城市……

而在论坛中，汪民安教授借用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褶子”（Fold）的概念，拓宽了对理想城市讨论的边界。褶子不是光滑的，而是无休无止的折叠、打开、折叠……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折叠和展开中，就必然会产生内与外的丰富性、光明的空间和阴暗的角落。褶子不是流畅的，而是断裂性的连接，是内与外、上与下、光明与阴影、精神与物质的不断伸缩与交替。汪民安指出城市应该也是一个绵延的、翻腾的褶子，身处其中的人的状态、感知、心情也会随着物质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转变。但放眼我们的城市，有被层层切割、界限分明、强调管理与秩序的“条纹城市”，有严谨高效、充满平坦宽阔的马路和并排驶过的汽车的“平滑城市”，却唯独不见褶子城市的身影。因为褶子城市不是以功能、管理、效率为逻辑的，不符合现代化、工业化的标准，也不便于管理者对城市的治理与控制。
有褶皱的城市，不是光亮整洁、井然有序的，甚至是表里不一、藏污纳垢的，但却减轻了城市的“敌意”，让没那么体面的人也可以在城市中怡然自得，找到有归属感的角落。周榕教授也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过“人文是一种城市‘弱相互作用力’，城市空间能否提供一个成熟而多元的‘社会性支撑系统’，是人文城市的要义所在。人文化成，强弱共治。惟有真正强盛的文明，才能自信坦然示弱，才有勇气‘让弱的声音喃喃自语’。”一直朝着“更高、更快、更强”发展的现代城市不曾考虑谁被甩出了时代的列车，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到了放慢脚步，重新审视城市价值观的时刻。终审团评委戴锦华教授也在曾经的公开讲演中，多次提到城市的公共性是远远不足的，我们很少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看到残障人士，甚至中年以上的人都很少。她放眼四周，时常感叹自己是这个空间中最年长的人。城市太过标榜年轻与活力，却忽略了那些更需要关注和关怀的群体。反观众多建筑事务所设计项目效果图和定妆照中，是否出现过一个看起来没那么光鲜亮丽的人呢？我想这无可厚非，不会有甲方希望投入巨资建设的项目最终变成“天涯沦落人”相逢的地方。
“公共性”（public）的概念源自古希腊的城邦（polis），即人们以平等对话、协商的形式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场所。但戏谑的是公共性从诞生之初就不是包含所有人的，女性、奴隶、外邦人、未成年人都被排除在外。如今，“公共性”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媒体尤其是建筑领域的讨论中，但其含义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含混和模糊了，我们常常忽略了公共性所隐含的主体，以部分人的需求和利益来概括公共。
在论坛中，人类学家项飙提到好的公共性是触手可及的、具有切近性、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并和个体发生关联并激发其不断创造新的公共性的。他在演讲的最开始，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公共与私人的关系：“权力、资本、技术……都是公共的，所以这些对我们的存在产生各种威胁的力量，也主要都是来自于公共。所以一方面我们渴望公共，但另外一方面公共也在威胁着我们……在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公共的切近性。切近性的意思是，公共肯定不能跟人的个性、跟人的个体经验、私人性对立。公共应该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让人联想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调承认人的多样性是公共的前提，以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是一个存在于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领域”和“公众由私人集合而成，但私人一经形成公众，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等哲学论述。由此可见，对公共的讨论如果遮蔽和模糊了其背后的主体，那公共与集权别无二致。
所以，我们所谈论和倡导的公共性不应只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城市白领、打卡网红的公共性，而应是所有市民的公共性，是坐着轮椅、拄着拐的老人的公共性，是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公共性，也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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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提名与获奖项目中，我们看到了人文与公共的多种样貌。在其6月发布的《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正式开启！》的官宣文章中，以上海普陀区武宁路桥的桥洞下的咖啡厅开篇，并提到提名人庄慎说，很遗憾因为这一项目已经停止运营，无法进入这届人文城市奖的提名。但在两个月后发布的“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入围揭晓”中，我们又很高兴地看到了以这间咖啡厅为封面照片的苏州河驿站项目，这里曾是封控期间快递骑手的露营地和庇护所，据说最多时聚集了五六十人，在此之前也时常有打非洲鼓、吹萨克斯和跳街舞的群体在这里聚会，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最终停止营业。建筑师张斌自2016年起在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设计了数十个市民服务站点，他在采访中谈到自己一直担心这个位置特殊的驿站不能被充分利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开业后的大半年中，从开始没什么人气到慢慢聚集了一群人，包括周边中老年居民、年轻人、外国人等等，并且一些城市亚文化群体也发现了这个特别的场地，陆续慕名而来。这间桥下咖啡厅也逐渐在"咖啡厅比垃圾桶还多"的上海有了一席之地。
苏州河武宁路桥下驿站
©致正建筑工作室，摄影师：杨敏
幽暗狭长的场地从设计的限制条件，转化为了项目与众不同的亮点，桥下的空间就像是城市中的一个褶皱，与通常宽阔明亮的城市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设计中有很多别具匠心之处：可开可合的立轴旋转的门式展墙、钢木混合的胶合木建造系统……但其中让不同人群在此相聚的，是从设计手法上看没什么特殊之处的阶梯式“城市看台”。在另一个入围项目黄涌市集中也有相似的经验，建筑师靳远没有把整个场地占满，而是留出了四周不被限制和定义的空间，相较于造型优雅精致的拱顶大棚，这片空地成为了三轮车的移动摊位，是市集中生意最好的地方。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从来不是复杂的，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和装点，恰到好处满足人们最日常的需求、给人自由活动的可能足矣。
除了设计的因素外，桥洞下的特殊空间给管理和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弹性和模糊性，没有门牌号，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试运营的形态让咖啡厅长期处于城市管理的边缘区域。小尺度的面积也减少了经营者的压力和成本，不需要管理严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就可以经营起这个小空间。桥下咖啡的店主，在封控关店前让驿站室内外的灯全部打开，使桥洞在暗夜中透出温暖，这份温暖来自于光，也来自于人与人真正的连结。想必这也是大企业商业化运营管理模式很难做到的。
金威啤酒厂改造，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外滩段，
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黄涌市集
公共空间奖的入围项目尺度各异，工业遗存、河岸公园、廊道、驿站、菜市场……从一二百平的小空间到上万平的综合体，可见面积的大小、投入的多少不是评判公共性的标尺。但把差异如此之大的项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实在是很难评判公共性的高下。如果沿用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的思路，用数据来测度的话，应该将人流量、人群性别比、年龄比等人群多样性指标、人群停留时间、适宜人活动的温度天数在全年中的比例、建筑面积等等纳入考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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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建筑业内的奖项不同，在这个大众媒体主导、人文视角切入的城市奖中，也出现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林家杨梅大棚
左图 ©梅可嘉  右图 ©林灵
位于杭州临安区三口村的林家杨梅大棚，是由杨梅种植者林家父子，依据山势和杨梅树的位置，一点点搭建出来的。他们没有设计图纸，也没有任何的建模、渲染。建造大棚的目的也很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价值和宏大的叙事，就是保护杨梅免受高温、大雨等天气因素的影响，为杨梅搭建一个庇护所。当然，这个项目属于是农业设施，并没有很强的公共性，但它所传递的与自然融合的简单的智慧是打动人心的。在各个领域都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席卷的一年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实体空间如何衰落、技术如何重构文明与世界的讨论，但人还是会被一个纯手工的、没有复杂的功能和舒适的条件的、用热镀锌管插到土里搭建而成杨梅大棚所吸引。费俊教授在论坛中提到身体性的缺失成为一种现代的危机，大量过度的线上虚拟生活引发了感官的碎片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边缘化。而好的艺术作品、建筑项目在不断激活着人的感官，让人重新体会到人和人、人和社区、人和城市、人和自然的连结、碰撞、融合。周榕教授也在论坛中谈到：“我理想中的、未来的人文城市，应是一座体感城市，而非仅是观感城市。”
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艺术在樵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2022
不同于传统建筑类的奖项，三联人文城市奖还设置了“城市创新奖”和“社区营造奖”，除了建筑、景观、规划等项目，还把城市事件、公共艺术、社群运营、社区实践囊括进来，同时本届入围奖项中还包括纪录片。这些形式各异的媒介在城市中与建筑和改造项目“同台竞争”，以更少的成本、更细微的介入、更有灵活性的尝试来激发城市的公共性。“艺术在樵山——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2022”和“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都是在2022年底开幕，那是个极具不确定性的时间点，没人能预料到明天、下周、下个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两个展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筹备和开幕的。当时北方已经是深冬，但广东还有着秋意，这样一场集体的、大型的城市庆典无疑给人们带来了重新流动和重建连结的信心。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展览，成为一种催化剂，让人与城市、人与艺术之间发生更多奇妙的反应，发挥出与建筑项目非常不同的能量。有的时候，城市中的问题是可以不靠空间、建筑找到答案的，背后可能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管理系统等等不同方面的矛盾，这两个奖项让我们看到关于解决方案的更多可能性。有的时候，将城市的褶皱策划成一次聚会、一场展览，要比将褶皱熨平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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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人文城市、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贾冬婷曾提到“要通过评奖进一步实现权利重塑，三联需要更好地推进媒体在其中的作用。目前，三联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充当了一个联结者的角色，来激发和推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合力。不过，这样的推动需要面对资本与政府的强力主导，所起到的更多还是一种‘软化’或者‘疗愈’的作用。”
三联人文城市奖所倡导与传递的价值观在建筑领域已经成效显著，但似乎并未建立起与大众对话的有效途径。这可能与奖项的评选流程相关，虽然在提名阶段请到了65位提名人，但大部分都是城市、建筑领域的知名人士，很难代表其他领域和不同身份的人的视角。其次，在提名项目的报道中，也都是以设计师自述的方式来撰稿的。这使大部分的稿件与发在建筑媒体上的“新作宣传”别无二致，可能多了几句设计过程中的趣事与心得。但来自居民和使用者的反馈还是无处体现。缺少了来自公众的声音，没有发挥出大众媒体的优势，是评奖与宣发中的一点遗憾。
从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主题“重建联结”、2022年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季的“跨越边界”，到本届“流动的公共”，三联种下一颗以人为中心的种子，探寻城市更加人文与公共的面向，激发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关注具体的人，千差万别的人，创造更多样的公共性，虽然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种意识在随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讨论渗入当今的城市价值观，成为新的城市精神。
END
作者：张婉琳
全球知识雷锋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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