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亿字，282册，510种
这是《儒藏》精华编取得的成果
这部鸿篇巨制如何诞生？
蕴含着怎样的文明智慧？
背后又熔铸着一代代学人
怎样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近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
《儒藏》工程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
王博受邀登上
由中宣部、教育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
2023年《开学第一课》
为全国青少年观众
讲述传世典籍背后的守护故事
回顾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先生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皓首穷经编纂《儒藏》的过程
一起走进王博教授的课堂
了解《儒藏》背后的底蕴和故事
感受北大学人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
 点击视频，走进 
↓王博教授的课堂↓
一套儒家文献的宝藏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从文化传承工程、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新发现等角度溯源历史，寻脉中华，呈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盛景。节目精选三个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国家版本馆、《儒藏》、《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着眼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大范畴，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北京大学副校长、《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王博教授主讲《儒藏》工程，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丰富生动的传统文化课。
节目中，同学们捧着《儒藏》好奇地发问：它的名字究竟是读“儒zàng”还是“儒cáng”呢？王博教授回答了同学们的疑问：“儒藏”是指收藏儒家文献的宝藏，所以应该读《儒藏（zàng）》。他向同学们展示了关于《儒藏》的一系列数字：两亿字，282册，510种——这是《儒藏》的“精华编”取得的成果，而若要做完全本《儒藏》，则将达到10亿字左右。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整理这样一个大宝藏呢？因为通过《儒藏》，我们可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影响了我们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思想。”
王博教授谈道，自古以来，中国都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文献的传承离不开历代有志之士对文脉的守护。他向同学们讲述了《儒藏》工程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的故事。2003年，76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开始主持《儒藏》编纂工作。当时，他已经被诊断出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坚持编纂《儒藏》，他毅然说道：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汤一介先生思考《儒藏》
2014年6月27日，已是肝癌晚期的汤一介先生出席《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他在发布会上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儒藏》）工程来尽我的力。”短短73天后，汤一介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传统，将一生奉献给了文化传承的事业。
王博教授指出，我们今天要建设新文化，需要贯通“旧邦”与“新命”，在看到“未来已来”的同时也要铭记“过去未去”，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寄语广大青少年们：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传承中华文明和智慧这团真火，这是汤一介先生那代人、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你们以后也要继续传承中华文明和人类智慧，开创美好的未来。”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儒藏》“精华编
编纂《儒藏》的设想，自明清以来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却一直没能实施。佛、道两家的经典汇编——《佛藏》《道藏》早已存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脉的儒家却迟迟没有总集。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重又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
“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让世界的研究者都用我们的东西。”
汤一介先生最先提出倡议后，得到了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2002年11月，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工作小组。同年12月，以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教育部立项。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先生任总编纂。2004年6月，北京大学设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汤一介先生与几位总编纂广泛团结海内外学界同仁，认真组织，合理分工，联合进行攻关。至此，《儒藏》工程步入正轨。
 ▲张岱年先生（前排左二）、季羡林先生（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 
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绝非易事。从《儒藏》工程启动的那一天起，汤先生就以自己一生秉承的祖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勉励全体“儒藏人”，而这也是《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同仁们的共识。
项目启动之初，《儒藏》中心的同仁们就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影印出版，还是校点出版？后者更便于读者研读和利用，更有利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但要想保持精确度，其难度将数倍于前者。最终在汤一介先生的主持之下，大家决定迎难而上——采取校点排印出版。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把校点质量看作头等大事，总编纂孙钦善教授经常用《诗经·小旻》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儒藏》同仁从事编纂工作所秉持的敬畏心，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也曾说：“《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曾与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儒学丛书《儒藏》的情况，习近平问他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赞扬他为传承中华文明做了一件贡献非常大的事情，并亲自翻阅了《儒藏》“精华编”已出版成果，强调“儒学是我们的文明宝库，整理儒学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北京大学时，同《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的积极贡献
编纂《儒藏》，有何意义？
2023年，由北京大学主导推进的《儒藏》工程取得里程碑式进展。《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282册全部整理完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这凝结着来自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部类主编和校点者们的智慧，凝结着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汗水，更凝结着《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和付出。
《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有将近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该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价值不言而喻。其他已有整理本的儒家文献，“精华编”大都在底本校本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力争超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儒藏》的编纂不仅具有学术上的实用价值，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汤一介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编纂《儒藏》，就是对我们民族文化根源的梳理和再认识。”
2014年汤一介先生谢世后，王博教授接替汤先生担任《儒藏》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并于2019年起兼任《儒藏》中心主任。王博教授也指出：
“《儒藏》工程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儒藏》的编纂，应该放在‘旧邦新命’‘返本开新’的视角下来理解，也应该放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视角下来理解”。
不久前，《儒藏》“精华编”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标志着《儒藏》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将发挥更大的公共服务作用。《儒藏》将得到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更大地彰显其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普及。
回看《儒藏》“精华编”的二十余年，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是整个工程的枢纽，起到了发动、统筹、把控质量的作用。一代代《儒藏》中心的学者们，倾尽毕生精力和所学，将岁月留给了《儒藏》。他们秉持老一辈学者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学术作风，为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默默奉献。
如今，全本《儒藏》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儒藏》全本计划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亿字，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儒藏》中心的学人整装再发，肩负着赓续五千年华夏血脉的使命和责任，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千秋伟业之路上上下求索，不畏漫长。
“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王博教授在讲述的最后
将北宋张载的一段话送给同学们
仁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旨
也是以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儒藏》学人
毕生所践行的为学、为人准则
在浩瀚宏大的《儒藏》背后
是传扬中华文化的自觉与担当
是守正出新的抱负和勇气
赓续文脉，上下求索
北大《儒藏》中心的学者们
仍在路上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官方微信
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央视《开学第一课》节目组
编辑：吴纪阳
排版：唐儒雅
北大官微责编：郭雅颂
北大人责编：陈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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