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马
谈影撩色
本文首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谈影撩色专栏
这几天，全球的社交媒体都沉浸在一种“粉色狂欢”中。因为好莱坞电影《芭比》对粉色的重新定义，粉色成为今夏最流行的“女权色号”。
当我在GOOGLE上输入中文“芭比”或英文“Barbie”，界面立刻变为粉色甚至还跳出粉色烟花时，我不由慨叹：这场以女权主义《芭比》作为核心引擎而发动的全球性粉色营销，已经无孔不入，也无法回避。
哪怕是在Google页面搜索芭比男主
Ryan Gosling（饰演Ken）
界面也非常blingbling
就在前几天，小红书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热搜：“感觉全世界都在和芭比联名”。
是的，配合《芭比》电影上画，拥有芭比IP知识产权的美泰公司，已经和超过100个品牌联名，出了上千种周边产品，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总浏览量已经超百亿。
芭比部分联名产品
穿着芭比粉去看电影，成为一种潮流的观影仪式，拍摄粉色观影打卡照也火遍全球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尽管，“流行”本身浓烈的商业消费色彩以及它所意味的“从众”，与《芭比》所传递的价值观其实是南辕北辙——电影输出的观念可是每个人都要打破标准、追寻真实以及独特的自我。
“不论你是喜欢芭比（《芭比》），还是讨厌芭比（《芭比》）”，你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整套极为成功的IP市场营销案例，不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让一个曾经非议满身、遭遇女权主义者长期批判、快要被时代抛弃的旧品牌起死回生，“光鲜”、“正确”了起来——不止品牌公众形象被成功重塑，甚至还貌似扛起了“女权主义”的大旗。
芭比曾因制造女性身体焦虑、性化女性、以男凝视角规训女性、性化女性、充斥着消费主义等问题备受批判。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在今夏这场全球性的芭比浪潮中，到底是女权借力了资本在推广“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还是资本利用女权又做了一次漂亮的生意、收割了新一轮的钞票而已？
恐怕兼而有之。
一方面，制作成本高达1.45亿美元、营销成本高达1.5亿美元的《芭比》，的确是一部女权色彩鲜明的电影，它是如此直白地调侃着父权制，调侃深受父权制“毒害”的男人们，并且密集地输出着女权主义的概念和口号，而这些声量又经由资本和商业的“放大器”，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循环播放”。
虽然我并不认为电影输出的观念有什么振聋发聩之处，因为新时代的女性们早已从各种脱口秀、段子、金句里接触过更加尖锐犀利讽刺的调侃，但电影所选择的喜剧形式、剧作创意、戏剧结构、奇观式的视觉呈现，的确算一次不错的将观念电影化的尝试。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芭比》不过是资本再一次把女权当作了一门赚钱的生意，恐怕也绝不能算冤枉了它背后的资方——华纳兄弟和美泰公司。无论电影内外，其实都去不掉一股钞票味。哪怕是包装得再“隐蔽”。
就如同电影里的“自黑”，当原本想否决“普通娃娃”的美泰CEO被提醒——生产普通娃娃会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时，他立刻就调转了“风向”。因为，资本从来都并不真正care主义，除非这个主义是资本主义。资本也并不真正care颜色，除非这个颜色可以变现成钞票的颜色。主义和颜色，是否可以作为商品进行开发、应用，全视其潜在的市场兑现能力而决定。
将女权主义商品化的趋势，远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资本与商家早就嗅到了这股商机。而继2018年metoo运动燎原全球之后，这个趋势日盛，如今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产品，都纷纷将“女性主义”变成了必备的商品label（标签）之一。
无论是商品生产者，还是广告商、营销者，都清醒地、蓄意地将女性独立等观念与商品的生产销售和营销捆绑，混为一谈，成功让“消费”（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标榜个性和身份认同的行为。比如前几年SK2的现象级营销案例，他们走进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打出了反对“剩女”标签的女权主义旗帜，可谓一呼百应。
2016年SK-II#改写命运短片 | 她最后去了相亲角
所以，电影《芭比》的确是一个女权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传声筒”，但更是一个需要到市场上兑现其价值的商品。观众对电影《芭比》的消费，虽然是一次意识形态的消费，归根结底还是一次商业消费行为。终究，
是每一位观众走进电影院所贡献的票房，而不是“主义”本身，决定了电影所表达的“主义”，是否还有机会进入“再生产”的流程。
这时，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也来了：当女权（女性）主义，被架上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轨列车”隆声向前时，它对父权制的反抗还剩下了几分力道？它，还能够完成它的使命吗？甚至，这样的女权主义变味了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现代女性其实本来就受着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压迫。如果资本也有性别的话，它至少曾经一定是“男性的”，而今，随着“她经济”“她力量”’的崛起，资本的性别色彩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奏，但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个时代的资本实控者依然是男性为主导的。
推荐下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所以，当女权借由资本之力去反抗父权，当女性凭借成为有钞能力的消费主体而受到资本的重视时，女权真的可以和资本愉快地携手作战，并完成反抗父权的历史任务吗？
我认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之任务。
女权主义最核心的理念基石是：消除不平等，包括消除性别不平等。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却是天然要生产“不平等”的，制造出不同的阶级。即便资本不是父姓的，也注定和“平等”无关。
而靠着消费能力“夺取”回来的女性权力，会客观上把那些无消费能力或者低消费能力者排除在“女权”之外，让“女权”沦为一部分人的“女权”。消费主义，本身就带着鲜明的阶级性，它与女权的平等理念也同样背道而驰。
最贵的芭比，售价高达35万美元，戴着极为昂贵的巨钻项链与戒指。芭比有着极为鲜明的阶级属性。
有一部分芭比穿戴者奢侈品牌服饰，各种锦衣华服。
我们可以看到，从内核上讲，女权主义和父权制、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其实原就是格格不入的，但当下的现实却又是：几种力量混居在同一个历史时空里，彼此角力、纠缠。而《芭比》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着这种博弈纠葛。
电影之外，导演格雷塔·戈薇格、制片人和女主演玛格·罗比，都是女权主义者，但他们也都是资本的“打工人”，必须与好莱坞由男性一统天下的资本合作，借资本之力完成《芭比》这部作品。资本提供的不止是生产成本，更是被商业赋能的巨大影响力，即便是女权主义者，也很难拒绝这种诱惑。格雷塔的第一部长片是投资1000万美元的独立艺术片《伯德小姐》，第二部电影是投资4000万美元的《小妇人》，而到了《芭比》，制作加营销的总投资高达近3亿美元——也所以，即便最初很担心接手《芭比》会成为自己的career killer，格雷塔还是接下了这个case。
两位主导电影创作的女性影人，在男性主导的资本所允许的框架内争取到了有限度的创作自由，而把控在父权下的资本愿意自己在片中被黑、被嘲，也不过是一个商业决策——既然过去打名誉权官司维护芭比品牌形象并于事无补，既然已经都被喷得奄奄一息了，还不如以一种自嘲的姿态直面批评，甚至加入到批评的对话中，或能“出奇制胜”。于是，女性创作者（打工人）和男性主导的资本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从积极的角度讲，女导演、女演员、女性电影从业者，至少在和男性主导的资本博弈中比过去多了话语权，也多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如果更尖锐一点看，这种有限的进步，也不过是制造了一种女性成功与女权繁荣的幻象，这种繁荣幻象又愈发掩盖了更深刻、更根本、更加普遍的问题。
芭比扮演者玛格罗比，在参加各种电影宣传活动时，都身着合作品牌香奈儿。
诚然，我们在荧幕内外，都看到了一种皆大欢喜的Happy Ending，可这到底是一场限定在男性资本框架之下的游戏，服务于资本和商业，一切的讽刺、批判，都显得那么温和，电影内外都是，罩着一圈“粉色的肥皂泡”。
荧幕外，出演经典芭比的玛格在采访中诚恳表达着自己对美泰公司的尊敬，认为他们能够做到让芭比畅销60年实在了不起——好似美泰过去遭遇的各种非议完全不存在一般；而荧幕内，我们看到女权对男权的胜利，是来的如此容易：一段口号、一顿洗脑、一日革命，就搞定了。现实问题的银幕解决方案，就像一块粉红的泡泡糖，吹起来好看，可一触即破。
女性真正面临的结构性生存困境，反抗父权与资本主义道路之艰辛，都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样一部皆大欢喜的电影里得到呈现——《芭比》，真的太过欢乐和轻松了。它，真的是一部喜剧，也只是一部喜剧。
我不认为它如今的热度与它的质量本身相匹配。它的热度得益于时代风向的变化，得益于于资本的加持，甚至是得益于一部分极端男性对它的激烈反对。但愈热愈需要冷思考，不是吗？
谢谢阅读。也欢迎文末留言交流你对《芭比》和芭比热的看法：）
我的更多文章：
《不完美受害人》：那些依仗成功狩猎女性的男人
章泽天，成了一张“试纸”
刘强东、邓文迪和章泽天之间的“隐秘”联系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