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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对食材有着自己的挑剔要求，疫情期间涌现出了不少美食团购群，购买农场走地鸡、本地难得一见的蔬菜或者新鲜捕捞的海鲜。《华盛顿邮报》走进了唐人街，探寻这些店面如何追根溯源，供应真正新鲜干净的食材。 

华盛顿邮报截图
纽约入春，唐人街一派欣欣向荣。加里·梁(Gary Liang)商店外的桌子上堆满了红艳艳的西红柿，每磅仅售2.99美元。梁先生原先是花商，在疫情期间开始销售新鲜蔬菜，以维持他的公司G&J florist的运营，他直接与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农民联系，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供应链，包括瑞士甜菜、日本红薯和耶路撒冷洋蓟这类寻常超市里很难买到的食材。 
45岁的梁先生说：“我开始研究地图，开车去了州外的农贸市场，认识了一些人。我想把真正新鲜干净的农产品带回城市。” 
现在，梁每周往返八小时，去取农产品和新鲜的农场鸡蛋。这种做法延续了唐人街食品供应商悠久的传统，那就是直接去农场，越过中间商——1882年的《排华法案》迫使亚洲移民生活在严格隔离的社区时，这个社区就有这样的传统。 
“这些人不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从农场到坚尼街：唐人街在全球市场上的另类食品网络》一书的作者瓦莱丽·伊姆布鲁斯(Valerie Imbruce)说，“所以他们运用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开发了一套食品系统来支持文化需求。” 
距离《排华法案》被废除80年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亚洲社区中，家庭经营的食品市场仍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和肉蛋鱼，这些市场通常与前几代人建立的农民和渔民有着同样的直接联系。这些市场老板的子孙们现在正在考虑如何继续运用这些精心开发的供应链，同时将他们的客户群扩大到当地唐人街人口之外。 
“在很多少数民族社区，你往往会看到比通常超市更便宜、质量更高的产品，”30岁的杰弗逊·李(Jefferson Li)说。他和父亲彼得在纽约经营着自己的家族肉店——李氏肉食批发公司(47 Division Street Trading)。“这些人是在一两代之前刚刚脱离农业社会，所以他们的文化期望是每天选用新鲜的食材。” 
李氏肉食批发公司。来源：谷歌地图。
1985年，彼得·李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最终开了自己的店面，跟城外做养殖业的朋友保持着联系，比如长岛的养鸭户。最终他帮助整个社区创造了一个中式的烧腊市场：“我爸爸和我只要在哪家餐馆的窗口看到一只明炉烧鸭，就能根据它的肥瘦度告诉你，这只鸭子出自哪家农场，”杰斐逊说。 
社交媒体带来新客人 
疫情早期的沮丧和恐惧促使杰斐逊利用社交媒体为他家的商店招揽生意，也让当地社区继续获得优质食材。他在Reddit上的帖子充满了悲情，时而粗俗，时而有趣，时而非常个人化，其中包括这样的帖子：“10刀买13磅鸡腿，外加一打鸡蛋。不喜欢鸡腿？行啊，换点别的。我们的价格总是比你的GPA和你父母对你的期望要低。” 
不出所料，这篇帖子迅速走红。“我真的是坐在送货卡车上写出这条的，”杰斐逊说。“我看到超市里的鸡腿每磅要价59.99美元。起初我想，‘好吧，我也应该这么开价，’但后来我想到了像我这样的家庭，像我姑姑和奶奶这样的人。我不想成为一个人渣。” 
反响是巨大的。它吸引了社区外的非亚裔购物者，通常这些客人采取团购的方式，一群人下400美元或更高的订单。杰斐逊开始添加英文标识，这在一家只有中文标识的商店里是一种新奇的做法。随着疫情消退，大订单没有当时那么频繁了，但这家店的顾客仍然更加多样化。 
十几岁的时候，史蒂文·王(Steven Wong)夏天都在玛莎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从事商业捕鱼作业，一边学习风向，一边扛着比自己体重还重的海产品袋。现年43岁的他和他47岁的哥哥弗里曼是经营Aqua Best家族企业的第二代传人。在Aqua Best，一条闪闪发光的整条鲈鱼售价为每磅8.99美元，比曼哈顿附近的其他新鲜海鲜供应商便宜大概3美元，而新鲜虾的价格甚至比折扣超市还低。 
“我妈妈灌输给我们的是，你永远要去追寻食物的源头，”史蒂文说。“所以这是为了与渔民建立关系，确保新鲜。”这家企业之所以能维持从拿退休金的本地老人到米其林星级餐厅的顾客，确保食物新鲜、价格公道，其中一个举措是在加拿大拥有一龙虾养殖场。 
提供亚洲人需要的食物 
唐人街的居民起先找不到他们熟悉喜欢的食材，比如小白菜和凤爪。上世纪80年代，理查德·李(Richard Lee)在纽约州北部创立了宝宝鸡栏(Bo Bo Poultry)，专门出售连头带脚的整鸡。他们现在在37个州和波多黎各出售他们的鸡。 
“亚洲人的烹饪方式不同，”李的女儿安妮塔(Anita)说，她今年45岁，2001年加入家族企业。“我们会更喜欢用老一点的鸡，通常煲鸡汤或者清蒸，而不是烤。肉需要更紧实、更鲜美，更有鸡味。”她说，因为华人移民社区往往更习惯于在家做饭，这让宝宝鸡栏能够保持价格竞争力。 
亚洲移民在唐人街社区繁荣的城市外建立农场的历史由来已久。1940年，余龙光(Yee Lung Kwong)和妻子余冬淑(Yee Dong Shee)带着四个孩子，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州的农村，他们种植亚洲蔬菜，在唐人街出售。 
“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农业知识，但大部分时候是在试错，”他们45岁的孙子罗兰·余说。1950年代，生意扩展到新泽西州南部，到了70年代初，余家开始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博因顿海滩(Boynton Beach)耕种1000英亩土地。到了罗兰和他的兄弟伊森这辈，已经是耕种菜园的第三代。今天种植的蔬菜——比如卷心菜、油菜和大白菜——既出现在唐人街的农产品市场，也出现在全美各地、主题公园甚至游轮上，受到了各种文化的美国人的喜爱。 
余龙光菜园早期使用的卡车。来源：余氏菜园官网。
活动人士简·李(Jan Lee)是纽约唐人街的第三代居民，上世纪40年代白人卡车司机严格控制货运路线时，他的父亲曾从佛罗里达向北运送农产品。对于简·李来说，他深感担忧的是，随着房地产开发商买下廉价建筑，各地的唐人街正受到中产阶级化的威胁，这也使得人们更难购买负担得起的新鲜食品。“华人社区过去是被迫适应，因为它被关进了这些贫民区，”他说，“但唐人街的生存和未来现在岌岌可危。有多少夫妻小店能够生存下来，并继续销售低成本食品？” 
店面消失，人口老龄化 
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佐伊·林(Zoe Lin)一直在研究唐人街的变迁，她指出，唐人街的店面式微始于2008年的SARS疫情，并在飓风桑迪之后继续下去。 
“当我在实地做人种学研究，并查看谷歌历史街景时，”林说，“我发现唐人街只剩下30%的批发商和40%的食品摊贩。” 
企业主和活动人士之间的共识似乎很简单：如果你重视这个社区，那么就来这里买物美价廉的食物，让这个历经几代人、克服各种困难努力维系的体系继续兴旺下去。 
杰弗逊·李说,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愿意将自己视为集体的一部分。一块砖起不了多大作用，千块砖却能搭起地基。当你在我们这里购物时，你不仅仅是在支持一家企业，而是在支持整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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