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蒙

当前美国有很多人不尊重事实和科学，让人觉得反智主义又回归了，其实反智主义在美国源远流长且从未走远。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宗教、政治、商业、教育领域的反智主义势力。在美国，反智主义者有福音派牧师、民粹主义的政治家、讲究实用主义的商人、右翼的刊物编辑，也有各色边缘作家（比如垮掉派的反智主义者）。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首先指出了反智主义反的到底是何种智：“反智主义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这里的“智”不是理性，也不是智力，而是智识（intellect）。“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作为抽象素质，它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且似乎在智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也会得到高度评价。有智力者总是受到赞誉；而有智识者却遭人怨恨和怀疑，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多余的、不道德或有颠覆性。

“智力的使用范围相当狭小、直接而且可以预测；它是一个可控、可调整、永远有实践性的素质——是动物具有的最突出和最可贵的优异性之一。智力发挥作用的框架具备有限但又明确提出的目标。与之相反，智识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会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寻找整个情境的意义。智力可以被称赞为动物的素质；但智识则是人类高贵性的独一无二的表现。”

《霍金传》剧照

有智识的人（知识分子）如批评家、教授或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神职人员等等，他们不仅靠观念为生，而且为了观念而活，对心灵生活有一种奉献感、忠诚感。“知识分子经常试图让自己成为本民族的道德触角，他们会在公众不得不注意某些基本的道德问题之前就预料到它们，而且如果可以，他们还会澄清这些问题。这样的思想家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特殊的守护者，守护那些与他探求真理的活动相关的价值，如理性、正义等。”

知识分子有所信奉，但又不教条，他们用游戏精神来制衡自己对信仰的虔敬，让虔敬不会以死板的方式发挥作用。知识分子喜欢那种以游戏本身为目的的心灵游戏，即理智活动中的纯粹愉悦，这推动他们不断探寻。“游戏性过度会流于轻浮，会让理智能量空耗在技巧上，会浅尝辄止，毫无创造性的发挥。虔敬性过度则会导致死板，引发狂信，产生空想，它所养成的生活方式要么在道德上平庸，要么在道德上拔高——但这两者均非智识应该采取的方式。”

《生活大爆炸》剧照

霍夫施塔特认为，智识的核心是超然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的思考、新颖的观察、创新、激进的批判。在反智主义者眼中，这些要素都很可憎：超然的智力是没有感情的头脑，概括能力等于抽象、伪善，自由思考是不负责的理论化，新鲜的观察是神经质地渴求新鲜、鄙视传统。

反智主义反对智识的理由立足于一系列错误的对立：首先，把智识跟情感对立，认为智识与温情有些矛盾。其次，将智识与品格对立，认为智识仅仅代表聪明，而聪明轻易就会变为狡猾或邪恶。智识又被拿来与实践性对立，既然理论被认为与实践相反，而“纯粹的”理论精神是深受鄙视的。智识还被拿来跟民主对立，因为智识被视作一种精英的特质，藐视平等精神。但其实心智不是对情感的威胁，而是对它的引导；智识不会危及品格，理论未必从属或低于实践。

霍夫施塔特做了一番概念辨析之后，对美国反智主义的社会史做了详实的记录。早在18世纪20年代，福音派思潮成为宗教反智主义最为强悍的载体，通过唤起迷狂的情绪来传教。传教士滕南特会来回跺脚，恐吓听众，使其皈依，为了迎合他野兽一样的嘶喊，信徒在雪里打滚，没日没夜，许多人活活累死。

还有很多美国人信奉原始主义，希望恢复人类的“自然”力量，去接近“大自然”或神。原始主义还偏爱直觉“智慧”而非文明的教化。美国的男男女女都拒斥欧洲文明，认为它压迫、堕落。“他们在美国的海岸发现了最令人瞩目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存在于美国形成的粗朴的社会形态中，而是存在于自然和蛮荒世界。”

对直接、实用经验的崇拜也延伸到了商业领域。商业行动主义压倒了理性的沉思。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生活的民主性和务实性需要不断行动和决策，这样的生活看重粗朴简易的精神习惯，看重迅速做出决策和果断抓住机遇，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思想上的筹划、打磨或精确格格不入。美国人重视技术知识和创造性，“轻视一切难以转变为实践理智的思辨，轻视一切被调动起来却不是为了发展进步的情感。美国站在了实用、革新、发明、金钱和舒适这边。机器削弱了传统和理想，情操与忠诚，还有对美的敏感”。

《走进比尔：解码比尔·盖茨》剧照

本来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美国的国父们既是贤哲，也是科学家，他们受教育面宽，很多人还精通古典学问；他们广泛阅读历史、政治和法律作品，以此来解决现时的紧要问题。当大众民主制取代精英统治、大众民主获得力量和信心后，许多人认为天生的、直觉的、民间的智慧优于文人和富人具有的、由教育所得的、过分精细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

早在174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建立新殖民地的第一拨苦差已经大功告成，它让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而在每个地方，种种环境下，许多人都安居下来，有闲暇培养更为高雅的艺术，提升积累的常识。”美国东部有着繁荣兴盛的高雅文化，波士顿、纽约、费城的旧派商人都是多才多艺，通常也是见过世面的国际性人物。

当商业在内陆迅速蔓延，文化制度和悠闲的精神习惯被抛在了后面。人力和物质快速迁移，超过了制度和文化。新的商机为普通人开启，出现了许多暴发的新贵。“商业对美国社会的主导越是彻底，它就越是觉得不再需要用自身领域之外的价值观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曾经，捍卫美国商业的理由，就是它所建立的高度的文化标准，但如今，维护商业的依据主要是它造就的高级的生活标准。”

最后，霍夫施塔特探讨了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与大众、与权力的关系。“当权力无视智识的建议时，他们就会烦扰不安，但是，当权力向智识咨询建议时，由于他们恐惧腐化变质，故而会更加烦乱。”他希望知识分子保持多样性，有的服从体制，有的疏离于社会，有的热情、叛逆，有的耐心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