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孩子走失后，他们再无正常生活

《32年，“打拐妈妈”李静芝的寻子故事》记者手记

记者｜吴淑斌

很早之前我就听说过李静芝的寻子故事，也曾经在一些寻子电视节目里看到她的演说。在每个节目里，她满脸“苦相”，眉头总是蹙着，一遍又一遍地讲自己寻找孩子的伤心往事，两三分钟后，情绪开始失控，在镜头前哭了起来。

幸运的是，去年母亲节，李静芝终于找回了儿子嘉嘉。半年过去后，重新做这个选题，一方面是想知道，走失了32年的儿子的归来，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更重要的是想关注李静芝背后的“寻子联盟”，那些已经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寻子的父母们，如何奔波在路上。

李静芝和儿子嘉嘉在西安城墙游玩（缓山摄）

儿子回来后，李静芝不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但她从来不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不是为了自己能露脸说点什么，而是想给其他寻子的父母们创造曝光的机会。起初，我请李静芝引见几位寻子联盟里的父母，她过了半天给我发来消息，“八九户家长会从各个县市赶来，一起在家里见，我在群里说了一句，结果大家都想来。”

我和摄影师在约好的时间到达时，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位家长。眼前这些家长大多来自农村，讲蹩脚的普通话，表达能力并不强。他们那么像曾经的李静芝，蹙着眉头，脸上写满了悲伤，聊着聊着就会哽咽起来。

他们的孩子全都丢失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有二三十年了。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一方面，宗法社会的影响依然强大，执着地“想要一个男孩”成为一些家庭的执念。事实上，大多数家庭丢失的孩子，都是两岁到五岁的男孩。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经验，比如，找孩子必然是要到各个农村去，越偏远、越不发达的农村，找到的希望越大。

另一方面，有孩子的家长养育孩子时，也还遵循着熟人社会的传统，甚至放心让孩子独自上幼儿园，算得上散养，这在人口爆发式流动的年代，为拐卖活动提供了条件。

没有手机、没有监控、没有实名制，照片都稀罕，人贩子带着孩子隐身，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孩子丢失了，就像一滴水，汇入了茫茫大海中。

《亲爱的》剧照

父母们执着于找回自己的孩子，买家们也执着于“藏孩子”，似乎双方都在为“有一个孩子”拉锯着。和李静芝一样，许多家长在寻子中，都有过在陌生的村庄里被联合起来的村民欺骗的经历。在那些村民的心里，没有孩子的人家花钱买来孩子“延续香火”，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很容易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共同守护这个秘密、这桩买卖。

受制于年代的技术手段，在寻子路上，丢孩子的家长们，所能使用的资料往往都是古早的，孩子两三岁时的照片和特征、走失的地方、“能说爸爸妈妈的名字”等等。我脑海里无数次冒出，“这能找到吗？”但我不忍心说出来。

和正文里写到的贾正博一样，许多父母都是在自己的“一时疏忽”中丢了孩子，我十分容易地感到了他们的自责。一位姓赵的妈妈在1992年独自带着两岁的儿子到北京玩，返程时在北京西站遇到了搭讪的陌生女人，她喝了对方买的饮料后沉沉睡去，醒来后儿子早已不见了。因为记得对方是个漂亮的四川女人，29年里，她抛下丈夫和其他几个孩子，独自到四川边打工边找人，过着最低质量的生活。我问她，你一个人怎么找人呀？她拿出一张红底的寻人启事说，“我拿着这个到处问。”

这是客厅里最漫无目的的一个妈妈，随意地挑选打工的城市。四川那么大，她甚至不像其他父母一样，打听附近的村庄是否有人家曾经买过孩子。“这样怎么能找到啊？”这是我唯一一次不小心说出口。她的眼眶里很快充满了眼泪，开始抽泣，只是反复嘟囔，“我的错，我得找，我得找。”

《亲爱的》剧照

夜深人静时，这个疑问他们一定思考了无数遍，他们也一定知道，靠新技术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后来意识到，为什么有了DNA采集技术后，许多父母还是主动放弃了正常的生活，搭上自己的半生，用一种低效的寻子方式时刻奔波路上。

驱使他们的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也是父母们需要的一种赎罪感。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自责，通过让自己吃苦，惩罚自己犯下的滔天大错，能让他们心里好受点。如果他们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也许会加重自己的负担和痛苦，“我弄丢了孩子，怎么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呢？”我也才理解了李静芝为何在客厅里苦口婆心地劝同伴们，一定一定要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场可能持续终身的拉锯战，不仅是寻子父母与买方之间的争夺，也是他们与自己的抗衡。只有在寻回孩子时，两场对峙才会结束，父母才能与自己和解。

在外人看来，每个家长的故事似乎大同小异，粗心的家长弄丢了孩子，从此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期间吃尽了苦头。我很想帮助眼前每一位压抑、绝望、痛苦、挣扎的父母，把每个人的故事都详细写出来，给他们附上一张寻子照片。但心里又知道，其实我也无能为力。

寻子的父母们聚在李静芝家里，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寻子启事（缓山摄）

这很现实，又很残酷，外人眼中所谓的“大同小异”故事，落在眼前每一个家长的身上，都是掏空了他们三十年心血、折磨了一家人三十年的具体悲剧。当我坐到他们面前时，会迅速地被这种痛苦感染，当我远离他们时，他们又成了群体中面目模糊的个体。有的家长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会尽量待在离李静芝更近的地方，在摄影师给李静芝拍摄个人照片时，悄悄地在一旁打开自己的寻子启示，或是在李静芝招呼家长门拍合照时，假装不经意地抬起手中的寻子卡片。

在李静芝的劝说下，每个家长都做了DNA采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匹配上孩子。

李静芝有一个想法，国家应该给所有适龄青年采集DNA，与寻子父母们比对。“做流调能这么详细，采集DNA就是一滴血，也可以的。”我没法回应这个提议，除非自愿，否则人们并没有义务把个人生物信息上交，这是一个庞大的个人信息库，谁来保护它不被泄露？

对寻子的家长们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救命稻草，但在没有契机的情况下，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想法。我只能拿着手机和摄影师一起，尽量地多给这些父母拍照，给他们的寻子启事拍几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