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传统摇滚乐的根扎得深,要不要把这“old school”的根拔出来,每一代的不同乐队,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记者|薛芃
摄影|缓山
“把老祖宗秦始皇的口音发扬光大”
跟黑撒乐队是约在排练房见面的。前一天,我们通过微信沟通好了时间地点,但我低估了排练房难找的程度,直到找寻到附近的第三个地下车库,才觉得好像对了。
西安南门外的繁华地带,一个地库内,往深处走,隐约听得见秦腔声。转过一个弯,才发现是从另一个出口外的地面上传来的声音。陕西人歌唱,高亢得很,高亢中又带着粗粝与质朴,那声音是实心的,能穿透墙壁立在耳边。我从这声音中缓过神来,黑撒的有些歌也是这样,不是音质上的相似,而是那股子穿透力,尤其是用方言唱的“很西安”的那些歌。
见到黑撒时,他们正在调整一首去年的新歌《夏天又来了》,与我印象中黑撒的歌不大一样,很轻快,也很上口。主唱曹石反复浅吟着其中的rap,贝斯手双喜和鼓手毕涛演奏中间时常打趣几句;另一个主唱王大治叉腰坐在键盘前,背倚着墙,闭目听;吉他手张宁坐在拐角,低调地存在着。乐队成立,到今年是第13个年头,他们在一起排练的时间虽然没刚开始那么长了,但效率会更高,该磨合的已磨得严丝合缝,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这首歌没用方言唱,便是暂时撕掉了黑撒的一层标签。后来我问曹石:“怎么去定义黑撒的音乐风格?你们有摇滚、有说唱,有时候又很民谣。”“那就算是方言乐队吧。”曹石半开玩笑地说。
2007年,黑撒推出第一张专辑《起得比鸡还早》。那时候还在摸索,甚至还不是以乐队的名义,而是组合——“夜晚的骑士和马蜂”,也就是曹石和王大治。两人都是西安人,2003年在一起成立了时音唱片工作室,是当时西安第一家为乐队录音的专门机构。他们也自己玩音乐,用西安话写歌玩,把词曲、编曲、录音混缩都包办了,只是演出的时候,会找朋友乐手来帮忙。不过那时候演出也不多。
第一张专辑刚发行不久,陕西最大的都市生活报《华商报》就用了大量篇幅去介绍黑撒。第一张专辑就在西安本地爆红,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对于任何乐队来说,也是难得的幸运。接下来,每两年推出一张专辑,这期间,还参演了一部讲西安故事的电影《高兴》,王大治在里面客串了个泡馍店老板,像得很,以至于拍摄期间真的有人把他当作店老板。
黑撒乐队主唱曹石
黑撒的代表作,基本上都集中在头三张专辑中。曹石是创作的主力,如今已过不惑的曹石,看起来仍像个大男孩,瘦,不算高,走路蹦蹦跳跳的,眼镜上架着渔夫帽,看起来有种学生气。贝斯手双喜也是如此,带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疫情期间,曹石写了首新歌,叫《狂欢年代》,会放在新专辑里。他觉得2020年过得太疯狂太魔幻了,一切都失去掌控。现在写歌,曹石变了很多,不再像从前年轻时那样忧郁。前不久他发了条微博,说:“黑撒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那样’的歌:《时光倒流》《和美人告别》《西万路上的雨》《夜幕下的西安》……十来年前,我写的歌一首比一首悲切孤独,像一支倒挂着凋零的野花。最终我幸运地走出了那个氛围。”
大概就是连续出前三张专辑的几年中,曹石把他的忧郁和多愁善感都写进了歌里,他需要团队精神的支撑,把这些情绪和记忆释放到作品里,再去寻找新的创作。在这些作品里,《流川枫与校花》是忆青春的极致,讲校园爱情,讲错过与失去,也讲记忆的残缺之美。
我看了黑撒排练的第二天,他们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疫情之后,这大概是西安第一场户外的音乐节,取名“刚好”,规模不算大,压轴的是黑撒和达达。当黑撒唱起《流川枫与校花》时,原本躁动的场子静了下来,前排女孩儿们湿着眼睛跟着哼唱,想必是想起了谁。
这是我头一回看黑撒的现场,也是头一回看到全体陕西话大合唱,被强大的地域性的集体力量感动了。可我无法跟唱,因为不会说方言。正是因为方言,黑撒成了西安的名片。他们唱陕西的美食、西安的大街小巷和西安的女娃。在他们最早的作品中有一首《秦始皇的口音》,里面有一句歌词“把老祖宗秦始皇的口音发扬光大”,直到现在,这句话仍是乐队的口号。
“摇滚废都”
黑撒的五位成员里,只有双喜一人不是陕西人,但在西安生活了近20年,他也被“西安化”了。我从未好奇过,为什么西安可以孕育出黑撒这样地域性极强的音乐,他们与这座城市极度匹配,好像理所应当是这样。
不仅因为黑撒是从这座城市里生长出来的,更是因为这座城市拥有根基深厚的摇滚传统,这传统往最有名的前辈身上追,大概要追到张楚、郑钧和许巍那里。再往后,到了21世纪初,西安摇滚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期。
2001年,在西安的东南角寒窑,举办了属于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音乐节“寒窑音乐节”。寒窑很偏,传说中是王宝钏、薛平贵爱情故事发生的地方,当时公交车到不了,只能坐一半车,再走路过去。
20多支乐队、通宵的演出。那一年,曹石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演出演到一半被叫停了,可能是扰了民。大家摇着大旗唱着摇滚走回了市中心。寒窑音乐节只办了这一次,多年后再次卷土重来,却不再是那个味儿。
之后的西安“摇滚圣地”,转移到了一个叫作“八又二分之一”的酒吧,也叫“八个半”。“这是真正的地下音乐场所,因为它就在防空洞里。
“八个半”在长安路上,离很多年轻人曾经生活过的城中村八里村很近。来来往往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不是个“正常”的地方。“那时候玩摇滚的人打扮得完全不一样,男的要么是莫西干头,要么是大卷头发,穿着大皮靴子,身上还有文身。抽着烟,手里再捏着一瓶酒。总之一定是打扮得很出位,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朴素。”
“八个半”的第一场演出有三支北京来的乐队,其中有一支就是后来组建了Joyside的主唱边远带来的,另外还有西安本地的两支朋克乐队“妖蕊”和“潜”。一直以来,西安的乐队看似地域属性很强,但其实风格非常多样,玩什么的都有,但总的来说,躁也好,实验也罢,都有着浓烈充沛的情感在里面,不会克制。这或许是西安人的属性,而不是独属于西安乐队的。
但在“八个半”主理人张玮看来,当时西安的腐尸乐队已是全国范围内的标杆,无须再引入同种风格的外地乐队,他希望把西安本土没有的或是不成熟的音乐风格引进来。
“八个半”开业一年多之后,西安北郊的另一处防空洞发生了爆炸事件,“八个半”的防空洞也因此被收回。短暂的辉煌就此结束。西安的摇滚中心又换了地方,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可以演出的酒吧出现。月亮钥匙、光圈、光阴16这些演出现场,在不同时代承载着西安摇滚乐的发展。乐队一直在音乐的纯粹性和商业性中挣扎着前进。
“未来”的未来
在西安的短短几天中,我去了两次未来俱乐部,一个如今已不多见的地下音乐酒吧。
第一次去时,我便想起了曹石说的“八个半”门前的风景线。未来的门前,也是这般。穿着前卫的年轻人,一张张不谙世事的脸庞,喜欢听实验性的音乐,释放着无处安放的多巴胺。
未来俱乐部的门脸很窄小,霓虹灯光中,走下去,便是一个开阔的空间。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有一个小型舞台,不过十几平方米的样子。列侬的大幅照片下,放着一张床,不知多少荷尔蒙在这里流淌过。
未来俱乐部里的年轻人
演出开始。这是今天的第二支登台乐队——Old Leather(旧皮革乐队)。此前一天晚上,我已经看过一次他们的演出。一支很年轻的本土乐队,早期的枪与玫瑰、芬兰乐队Hanoi Rocks对他们影响颇大。他们喜欢硬摇滚,向往曾经的黄金年代,要坚持80年代“old school punk”(老派朋克)的精神。无赖恶劣、颓废毁灭、黑色幽默,他们要这样的朋克状态。
和前一天Livehouse的大舞台相比,这种地下的小场地让他们松弛得多。在音乐节那种大场子里,台上的乐队像是在给全世界演出,偶尔往你的方向看上一眼,都是上帝的恩赐,来之不易;可小场子不一样,台上台下没有距离感,每时每刻都会觉得是在给你一人演出,其他人都是道具罢了。
台下不过20来人,在音乐的氛围中,年轻的爱人们拉着手跳舞,随着律动pogo着。

新开的Live house“星球工厂”里,跳水乐队的乐迷情绪高涨
可如今,还带着这样末日狂欢劲头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做乐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再继续“old school”的老派路线,对他们来说,这些过时了。
见到甜又丧乐队时,没见全,五个人里少了的一个还在上班中,另有一位贝斯手小马难得休息一天。吉他手小轩才把国企的稳定工作辞掉不久,决定给自己三年的期限全职做音乐。
甜又丧,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台湾乐队,就像岛屿心情那样。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本他们有个英文的乐队名,叫Young & Dumb,虽然从字面意思上来说两者关系不大,但“甜”与“丧”倒是与他们本身的气质很像,也与大多数“95后”甚至更年轻的人很像。他们的音乐也的确非常不“西安”,能看出日系摇滚和台湾独立音乐的影子。
甜又丧乐队
他们几个家境都不错,跟早年做乐队又穷又苦、没有任何退路的状态不同,可这会产生新的难题。小轩的三年期限是与父母的约定,正是因为家境不错,家人会更希望他有份稳定的工作。
见面的几个小时里,小马刚刚在淘宝下单买了一把新贝斯,但前提是要卖掉之前的贝斯,“手里只能存一把琴,还是穷啊”。小马是青岛人,有一回他们去青岛演出,家人和要好的同学朋友全都在场,小马紧张坏了,硬生生把琴的背带弹断了。但那一场演出,对小马来说,是一场父子和解的老套桥段——父亲不再反对他玩乐队了。
对于未来,甜又丧还是很迷茫的。他们能用音乐养活自己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全职做音乐人,买得起自己想买的琴,拥有属于自己乐队的稳固的歌迷?但眼下他们很坚定,制订着排练计划、出歌频率,学编曲,提高技术。主唱科长是个西安女孩,但她从不写那些陈旧的、古老的、让人有刻板印象的西安元素,她写山川海浪,写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悲悯,只有年轻人慵懒中带着幻想的情绪。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41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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