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疏通堵点，联通断点，克服痛点，补齐短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构建“双循环”战略格局将贯穿“十四五”始终，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线。
提出“双循环”
“双循环”新战略在今年的高层会议中已被多次强调。
　　1、5月14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指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5月23日，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向陆家嘴论坛发书面致辞指出：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4、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格局。
     5、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深入分析提出“双循环”的原因
最近几年，我国陆续提出新的发展战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到重提扩大内需，再到现在提出“双循环”。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的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此前采用“逐步形成”表述到现在的“加快形成”，表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调整发展战略的紧迫性。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疫情叠加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以及中美对抗等因素：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我国的发展背景来看，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决战决胜之年。
展望未来十四五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将发生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从国际上来看，今年疫情叠加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使得外部的经济形势在未来至少五年之内非常严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这种经济表现同今年爆发的疫情相叠加，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能下结论。可以预见，世界经济在未来“十四五”时期，总量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是一个较乐观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那么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就已迫在眉睫。
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以往国外对我国贸易的制约主要在于出口，特别在特朗普就职总统期间，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加征关税等等。而现在，美国不仅从出口角度对我们进行抑制，而且开始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实行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出口限制。
我们当前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在未来“十四五”时期中，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2、从国内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进一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外，更多的要立足于国内需求，立足于国内自主创新，立足于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来支撑我们更长远的发展。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没有明确的求变、应变的策略，我国经济的发展未来将很难走下去。因此，双循环有非常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从全球经济结构变迁和全球产业转移来分析。中国加入WTO以后，深深嵌入全球经济结构之中，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结构，就是从二战以后逐渐形成并且延续至今的“中心-外围结构” 。
中心外围理论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它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
前者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则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以中心-外围结构为机制的全球经济循环，成为全球GDP增长、贸易、投资增长的基础。中心外围结构下的5次国际产业大转移，造就了当前的全球经济格局与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
现在按照时间序列及与中国经济起伏的关系梳理五次全球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
18世纪60年代，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开启蒸汽机代替手工业的时代，促使英国生产力极大提高而成为“世界工厂”及全球经济霸主。
而随着国内产业容量趋于饱和、产业成本逐渐提升，英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逐步开始进行对外产业转移和工业革命科技成果输出，开启全球首次产业转移浪潮。
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以及北美大陆的美国，成为本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而其中的美国凭借自身广袤的国土面积、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大量英国企业投资，成为最大受益者。
19世纪60年代，美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依托第一次产业转移所构筑的产业与技术基础，主导了以电器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并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新霸主。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彼时原本也具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进而推动工业化的基础条件，但保守的晚清政府只是进行了有限度的“洋务运动”，并未充分利用西方产业转移和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第二次：20世纪50—60年代
二次大战后，美国引领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钢铁、纺织等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日本和德国转移，此为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
日、德两国通过承接美国转移产业和投资资本，大大加快了战后重建和工业化进程，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经济强国。
彼时的中国原本也与日、德等国一样，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急需国外产业和资本输入，但由于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等因素而不容于西方世界，再度错失承接产业转移良机。
第三次：20世纪60—70年代
与英美一样，日本、德国在经济迅速发展后，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于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以及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产业，此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
“亚洲四小龙”充分吸收本次产业转移成果，形成了出口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彼时的中国大陆地区，则仍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而也与本次产业转移无缘
第四次：20世纪80年代-2012年
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此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
在错失了前三次全球产业转移之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终于赶上了本次转移大潮，并且成为第四次产业转移最大的承接地和受益者。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百废待兴，从物质资源极大匮乏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居民收入的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持续丰富。而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显著优势，也促使中国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发挥到极致。由此，持续而强有力的内外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让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
第五次：2012年-至今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同时，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退，2012年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1年达到9.25亿人的历史峰值之后，在2012年同比减少345万人，为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而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在资源、人才等方面对制造业形成“挤出效应”，加剧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
此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同时在综合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等方面则仍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于是在2012年前后，受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因素影响较大的纺织等低技术行业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政策优惠更具优势的越南、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转移。
随后，机械、汽车和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也跟进转移，而高端制造则开始回流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
近年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均以重振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抓手，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工业4.0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等制造业振兴战略，劳动力、资本、信息和知识等要素配置和效率进一步优化。
此外，为吸引制造业投资，美欧诸国出台了一系列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而综合成本要素、营商环境与技术效率的优势凸显，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回流和全球制造业投资。“富士康”算是第四、五次产业转移中的典型企业。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对劳动力、土地等成本要素较为敏感，在产业转移大潮中经常充当排头兵。
20世纪90年代初，富士康开始在中国大陆设厂，依托当时大陆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优势而迅速扩张，同时盈利能力较在中国台湾地区时期大幅提升，毛利率水平由10%升至20%。
但在中国大陆用工成本不断上升、盈利水平持续承压背景下，富士康近年来开始大规模地将生产运营转移至生产成本较低的东南亚、东欧等地区。同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成本和技术效率，富士康还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在为其提供较大税收优惠的美国威斯康辛州新建一家LCD面板生产厂，并承诺为当地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全球产业转移的基本逻辑是不断寻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洼地”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凭借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优势，大幅吸收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成果，促成了年均增长9.5%的经济奇迹。
时移世易，在近年来成本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形势下，低端制造转移东南亚、高端制造回流欧美的第五次产业转移，又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和经济断档下行的主因素。
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1年的10.7%下滑至2019年6.1%。同时制造产业外迁也造成出口增速的严重下滑，出口增速由2011年的20.3%下滑至2019年的5.0%。
而在工业生产、出口增速出现拐点的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也逐步下行，GDP由2011年的 9.55%滑落至2019年的6.1%。
在失去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低端产能又严重过剩情形下，中国要重回过去低端制造“世界工厂”的经济主导模式已无可能
“双循环”扩内需和以往扩内需战略之间的联系和不同
应对1998亚洲金融危机扩内需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国提出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利用外资“三来一补”发展加工贸易等等，发挥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循环，带动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彼时，我国所有的资金、技术来自于外商投资，订单和销售市场来自国外，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具体来说，农村改革释放出大量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到沿海地区打工，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发展等方面，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但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时期，我们发现参与国际大循环虽然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也使得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很大，风险很高。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大幅下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了扩大内需，我国发行600亿的国债，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扩大内需。
但彼时扩大内需仅仅是因为外需不足，内需补足，这样的角度与后来认识国内需求的角度仍不尽相同。
2008金融危机扩内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三四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有所波动。2001年加
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表面看是外需减弱带来的影响，但根本来说是对我们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冲击。
2007、2008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一轮持续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使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主要靠内需支撑。
在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参与在全球经济循环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加工制造业生产，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出口资源，美国消费，由此形成资金顺差，资金又通过买入国债流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种关系不再持续下去。
2007年、2008年再考虑扩大内需，不是简单地如同1997、1998年的时候，仅仅是要弥补外需的不足，更多的是和我们改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
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产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2008年之前，我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是9.9%，现在比重在2%以内，有时还有点逆差，进出口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国内的需求是主体，从边际上来说，外需还很重要。
“双循环”+ 建内需体系+结构性改革+自主创新
这一次改变，跟以往相同的是外需持续的变得不可靠。此外，我们的技术来源、资金来源也存在问题。
能源资源问题，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风险。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一直消化能源资源的高价格对我们发展成本造成的压力，并没有出现断供情况。
但是在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核心技术转让，美国企业对我国投资以及核心产品的出口都全面打压情况下，不排除未来在能源资源方面也会有所影响的可能。
在这个时点上，我们提出“双循环”的战略，与以往既有继承性，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97、98年的时候，扩大内需仅仅是为了弥补外需不足，保持中国经济发展。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连。那么这一次提出扩大内需，不仅是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同时还要强化自主创新的能力。
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使产业链既保持它的完整性，同时也要提升一个层次。这与以往大不相同。如今提出的“双循环”，既要考虑扩大国内需求，同时也要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在，我们在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重提扩大内需问题，说明形势变化之大，发展之紧迫。
所以实施“双循环”发展策略的过程中，另一点不同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还要坚持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
如何构建“双循环”完整的内需体系
1、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
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
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
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2、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的主体，两者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
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
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3、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
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
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4、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
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
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5、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6、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找到关键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大力推进“新基建”以应对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以5G为例，未来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讯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
5G网络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将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基建”是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有力抓手。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第一，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第二，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度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第三，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第四，新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予以配套制度支撑，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
第五，新内涵，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反对“小城镇派”的计划经济思维错误观点。
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即城市群都市圈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
“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
“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但实践中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口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结果导致严重的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的深层次根源。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动力。
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一，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未来应加快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
第三，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
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也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全球老龄化不断加深，中国老龄化速度更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33年左右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老龄化率将达30%。
对中国而言，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抚养比见底，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换挡，经济金融结构面临大转型。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双循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第一，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
第二，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第三，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破除“双循环”的“堵点”
“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生产环节的“堵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者外部的营商环境。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各地流程不一致、落实中政策不配套等多种原因，企业投资便利程度还不够高、生产经营审批也不是特别顺畅，企业为完成各种审批还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
 二是生产者内部的因素，包括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等。这些因素决定了生产者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既包括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价格竞争力，又包括由技术等决定的质量竞争力。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工厂”，建立起了最全面的工业门类，但是在关键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一旦进口不畅，生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过度”生产，这在农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中尤为突出。比如有些地方为发展农村经济，大面积种植核桃、苹果等果树，而由于没有做好市场调查且从开始种植到结果往往存在时滞，开始收获后产量虽然不低，但供给远大于需求的现实却致使价格大幅度下跌，“丰产不增收”，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分配环节的核心仍然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我国仍然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当前我国人均GDP虽然达到了100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也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即使绝对贫困已经消除，这些刚脱贫的人口仍然属于低收入群体。
另一方面，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数仍然偏少。虽然从绝对值上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总人口而言，这一群体的占比不多。
低收入群体虽然有强烈的改善生活需求，但是形不成有效需求；中等收入群体的需求虽然能够基本实现，但是占比较低。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面对疫情这种重大突发事件，大量低收入群体有需求但是购买力不足对经济循环的阻碍就尤为明显。 
流通（交换）环节的核心问题是成本高、效率低。
有研究表明，我国物流成本占产品成本的比例大约为30%—40%，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0%—15%，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为15%—25%。
物流成本过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在于标准不统一、规则不统一。
比如在产品运输中，海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各有各的标准，一旦需要转运，就必须要重新分装打包，无疑就提高了转运成本、运输成本；再比如各地对车辆超载的规定、对进入城区货车的标准要求、对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界定等不同，货物运输中需要承担不定数额的罚款等，也提高了运输成本。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物流的供需双方对接不顺畅，“车等货”与“货等车”现象也比较突出。
据统计，我国公路运输空载率高达40%，这是运输效率低、运输成本高的又一大原因。
消费是整个循环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产品能否被购买。
如果生产出来的绝大部分产品不能被购买，则意味着产品的价值得不到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而消费意愿主要受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越稳定，消费意愿就越高。中国在消费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储蓄率高，虽然可以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但是 如果有较大比例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或者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较低，则会阻碍经济循环。
我国储蓄率高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致使居民对未来支出缺少稳定预期，从而不得不通过降低消费意愿、提高储蓄率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或不确定性。
另外，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消费环节的顺畅进行。
国际循环的“堵点”。作为全球循环的一个主体、一个环节，近些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当前要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最为重要的就是保障货物和服务的进口和出口。中国作为进口方，主要是对国际先进技术及其产品进口。
中国正处在由“制造”向“智造”升级的关键期，需要大量进口国际先进技术及其产品，然而掌握着这些技术的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出口给中国，将直接影响进口的顺利实现。中国一直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环境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通过释放“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拉动经济增长，但当前这几种“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一是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之后，这几种“红利”基本上没有再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二是很多比中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产业梯度转移中承接相关产品的制造和出口；
三是面对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多发达国家不再希望中国通过净出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增加。
通过制度创新化解双循环的“堵点”。对于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堵点”，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化解。
针对国内大循环中生产环节的“堵点”，一是采取各种措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降低投资者负担，提高投资者积极性。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以及各地出台的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切实建立既不缺位、又不越位的服务型政府。
二是补短板、锻长板。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生产环节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打好基础。
三是既要继续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又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支持力度，掌握自主知识产权，降低生产环节对国外进口芯片、控制器等的依赖。
针对分配环节中的“堵点”，核心是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部分低收入群体集中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重点是通过城乡要素融合等，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继而通过土地（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等）的产权流转，盘活、用活农民闲置性资产，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要在持续扩大其规模，提高中等收入人群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的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中较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针对流通环节中的“堵点”，
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流通环节中的各种费用，比如降低高速通行费、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效率等；
二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在运输条件要求、物流车辆载重、生鲜产品标准等方面消除地区差异，降低物流成本；
三是减少批发、零售环节，鼓励通过互联网等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渠道，避免过多中间环节和多重加成；
四是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特别是建立全国性的物流信息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物流车辆空载率，提高运输效率。
针对消费环节中的“堵点”，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关键是要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这就需要继续深化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
尽管在这些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还可以继续深挖潜力。同时，与生产环节相对应，消费环节也要继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可能满足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后对更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追求。
针对国际循环中的“堵点”，
一是积极推进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别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几乎没有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当然，中国积极推行建设的“一带一路”等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未来可以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与其中的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二是更加积极开放。中国已经建成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建设方案》。
今后，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在更多地区推行，尽可能降低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交往中的非政治性摩擦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十四五规划将有效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
十四五的四大重要时间节点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是受市场关注的重要议程。
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随之发布的文件，是中央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而非完整的十四五规划全文。
具体来说，最近一次9月2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十四五规划文件建议稿，紧接着送交月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行审议形成建议稿并在会后几天内发布；最终明年的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划全文并发布。除此之外，明年大概率还会发布配套的十四五战略新兴产业规划。 
综合来说，主要有四个时间节点：
一、几个重要时间节点：1）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阐述十四五规划主旨；2）1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全文发布；3）明年3月中旬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全文发布；4）明年后续发布十四五战略新兴产业规划。
基于此，可以分为三大投资阶段：第一，2019年~2020年10月，酝酿阶段；第二，2020年11月~2021年预期兑现阶段；第三，2022年~2025年10月，实施阶段。 
十二五、十三五主题对比
“十二五”规划的主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扩大内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动力，提出要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规划主线主要有：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发展文化产业。“十三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侧重供需视角，同时将制度建设相关章节提前，显示自上而下的规划思路，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进一步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新兴产业。
规划主线主要有：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改善生态、深化港澳台合作发展。
十四五主题展望
时代背景与政策关键词的双重视角 。
国际背景：
1、新冠疫情的中长期影响。近期欧美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美国新增病例重新回归到每天六七万的水平；国内虽疫情防控常态化，也仍然会出现北京、青岛这样的局部风险。
2、地缘政治风险高发。中印、南海、台海等等。
3、逆全球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导致的全球贸易摩擦。的高点。大国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意味着大国之间经贸、金融乃至政治领域的摩擦，会是一个长期变量。
国内背景：
1、2020年第一个百年计划收官，国内发展走到下一个风口。
2、总量增长的背后不能忽视的区域之间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3、传统增长动能枯竭叠加海外需求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背景下，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
4、数字经济革命与全球产业链改变背景下的国内产业升级。 
政策关键词
对于十四五最重要的两个参考莫过于十九大与十九届四中全会了。
十九大报告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淡化总量、重视结构、转型升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重磅的“核心技术攻关举国体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为十四五的主题奠定了基调。
5月之后又多次在重要会议上阐述双循环的概念，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根据各知名经济学家对于“双循环”的解读，持续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努力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加快要素自由流动是推进双循环的重要支撑手段。
基于时代背景与近期政策的关键词来看，十四五规划的主线应当是内需为主的消费主线、推动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新能源革命。
十四五规划从“双循环”战略格局下看五大主线 
主线之一：
消费为主的新动能 。“双循环”的具体阐述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国内大循环。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以及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及财富基础，总体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条件。
同时，在新型国际形势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引致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巨大调整等复杂背景的要求下，当前正在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主的新增长模式。
未来五年要通过改革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提升商品的品质和服务供给，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消费意愿。
主线之二：
扩大外循环的科技创新与跨境电商 。第一，科技创新作为外循环的重点预计将持续享受政策支持。我国在计算机、电子、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积累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随着中美摩擦进入白热化，只有建立全面的高新技术产业才能打破我国被“卡脖子”的现象。
第二，在数字经济产业革命与新冠疫情的共同催化下，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当下热点之一，直播带货的新兴营销模式使消费场景愈发线上化。
跨境电商为开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与新空间，在数字经济发展强劲势头下，应当把握时机，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贸易市场。
主线之三：
深化产权制度、资本市场改革 。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涉及到的几个环节，在流通交易之前，目前难点在于确权和定价环节。
确权要求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目前我国产权保护（针对科技要素的知识产权保护） 相对于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客观上会压抑创新的积极性，未来对于产权制度的改革也将会成为焦点之一。 
从19年初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上总书记强调金融供给侧开始， 应该说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之近期国务院发布针对上市公司质量的文件，针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在这一次五年规划中的笔墨会比五年前多得多。
主线之四：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一直是进几次五年规划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十二五规划中对于绿色发展的描述为：实现绿色发展，推动绿色革命，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绿色发展的开端。十三五规划中，绿色发展是主基调之一，并且首次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中，“绿色发展”仍旧是主线之一，环保和节能预计继续成为“十四五”重要议题，节能行业未来空间巨大，目前我国已经取得优势的光伏、新能源车等行业继续受益。
主线之五：国家安全 。新型国际背景下，国家安全不可不提。预计十四五期间要继续保障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
稳定宏观杠杆率，关注粮食、油气等潜在风险，提升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占比，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粮食安全、国防军工行业发展仍为重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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